胡易容丨“传播”术语与学科的“符号”维度——约翰·费斯克“传播符号学派”主张的一种延伸

摘 要   约翰·费斯克曾将传播学研究归纳为两大阵营，分别是将传播视为讯息传递的“过程学派”和将传播视为“意义的生产和交换”的“符号学派”，而后者贯穿了费斯克毕生的研究经历。在当今信息爆炸和意义迷失的新媒体语境下，“意义论”的价值更为凸显。本文沿着费斯克聚焦“意义交换”的路径，结合我国对“传播”这一术语的引介史，重勘了“传播”的基本概念与成立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传播意义实现的三个基础层次“媒介、信息与符号”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关键词   传播符号学；约翰·费斯克；信息论；意义世界

一、引论：传播研究的“意义论”与“符号学派”

2021年7月12日，约翰·费斯克（John Fisk）逝世。他不仅是流行文化研究里程碑式的学者、思想家，也为传播学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传播学导论：过程与符号》中，他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为“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1]，这是他进行大众文化研究一直贯穿的路径。在当今信息过载的媒介环境下，费斯克所主张的“意义交换”向度对传播学的理论价值愈发凸显。

将传播视为意义交换的“符号学”路径与“过程论”对“传播”的基本侧重有所不同，它所展现出来的关注点不限于信息的通达，还会考察信息不通情况下的意涵生成。例如，对病毒传播的理解，在尚未从疫情完全走出的情况下，不出门就成了对社会的重要贡献方式之一——既保护自己也避免因“传播”病毒而危害公共安全。“传播”一词在这里就有了两个值得品读的意涵：一是“不传播”的消极行为，被赋予了积极正面的“意涵”——从而构成了一种“不传之传”的双重否定结构；二是，这里用“传播”一词，描述病毒通过携带者发生传染的转移过程。尽管当生物学和医学的具体意涵包含在内时，可以用污染（contaminate）、感染（infect）来表述，但“传播”一词却在适用于对包括“病毒”在内最宽泛意义的表述时——具有某种普遍的理论形式结构特征。日常使用词汇与专门性的学科词汇或许存在使用差异，却折射出这个词存在的潜在的理论可能。显然，自我定位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并未试图充分穷尽这种理论可能性，而是自限于社会领域内特定形态的“传播”。

由于现代传播学被视为舶来品，因此“传播”一词的考源，也多重视印欧语系的脉络。我们今天所谈及的传播，有其技术发展的历史背景。从学科设置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通信工程（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专业与传播学（Communication）分属于工科的信息和文科，但却在学科的发生方面都与技术发展息息相关。在我国针对研究生培养的学科目录中，“信息”与“通讯工程”连用，构成一级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而传播学则与“新闻学”这一传播学最初应用领域并列共同构成一级学科名称“新闻传播学”（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这些情况部分反映了学科归属的实然，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又遮蔽了学科交叉和基于普遍常识可能的更深入追问。雷蒙德·威廉斯指出，要理解关于“传播系统”与“传播理论”方面的论证，有必要回溯communication当初尚未定论的词意涵^[2]。正如威廉斯所言，若要试图为传播学理论提供一种更具雄心的基础，当初意涵的回溯不仅需要考察传播的向度，还至少需要考察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舶来的传播学传统发展史的偏狭保持某种反思自觉，同时重视我国引入“传播”一词的使用语境，这要求重视我国传播思想遗产及其对“传播学”这一术语引入的历史语境的影响。二是，将眼光放长远，不仅考察传播学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具体实用目标和特定形式，更要从“传播”的本质和逻辑上的可能外延去思考传播的内涵以及学科向度。这意味着，不仅要考虑过去和当下主流的大众传播、小众传播及人际、群体等传播形式，也应当考虑人内传播、跨物种传播、人机交互传播乃至跨生命传播这些极端的形式，以穷尽传播的逻辑范畴和理论边界。三是，通过适当越出现有传播学已经形成的学科边界，探讨“传播”的一般意涵，进而从“意义论”的意义考察“传播”的意涵和“传播学”的向度。

二、从“传播”到“传播学”的术语语义理据考察

（一）“传播”的中西术语理据

“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在中西语言中各自发展，其产生关联是近代以来的事。据雷蒙德·威廉斯的考证，西语该词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communis，意为“普遍”，且其现代意涵在15世纪以后就基本具备了^[3]。陈力丹提到communication或kommunikation，它源于古希腊的两个词根：一个是com，指与别人建立一种关系；一个是munus，指效用、产品、作品、利益、服务，等等。两个词根合起来，意为“共有”“共享”^[4]。到17世纪时，产生了一个新的重要引申意涵——“传播媒介，通讯工具”。当“道路、运河、铁路普遍发展时期”，“communications”作为一个抽象名词，普遍地指代这些设施。“进入20世纪，随着其他传递讯息与维系社会联系的工具不断发展， communications也可用来指涉这些媒介。”^[5]由此，传播学也顺理成章地将自身与现代媒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这个学科兴起时的“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

古代汉语中，“传”与“播”连用并不多见，通常意为广泛流传。《宋史·卷四四三·文苑传五·贺铸传》中有：“铸所为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这个意思同“传扬”。及至近代，传播一词随着西学东渐而逐渐增多。其中，一些学术期刊所反映的专业领域使用更能说明这一点。较早可见的使用，如1915年《清华学报》第一期第二号开篇“小引”中提到：“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也。清华学子以学报有益于学业者甚大，特于课余之暇译述欧西有用之书报传播学术。”^[6]这里“传播”的意思当作“广为扩散”解。1917年刊出严继光的论文《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学说概略》中说“氏（伯格森）学说之传播所以能如此之广且速者……”^[7]，若按照传播学的子门类来划分，这属于知识传播。同一时期的使用，还有《私立无锡小麦试验场推广良种报告》中提到“……育成良种，传播农村”^[8]，则是典型的创新扩散的“科技传播”。再如，陈寅恪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说“夫三国志之成书，距佛教入中土犹不甚久，而印度神话之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之受影响已若是之深……”^[9]，这里的传播则可以归入文化传播之类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医学领域的疾病、生物等传播的使用与西方科技术语用法基本相同。如《传染病之讨论》中“生殖传播”^[10]的用法，即是对西方生物医学的引述。

从五四一代不同学科的学人对“传播”一词的使用来看，传播的现代意涵已受到西方学术用语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连通了古代汉语的基本意思。再往后，语言学家王力将“传播”与“途径”连用，以描述方言与人口社会流动的情形^[11]，传播一词的意思就已经基本接近于日常所用了。不过，在信息科学与传播学引进之前，“传播”一词尚未作为现代汉语规范用词被普遍接受——从20世纪初编撰、20世纪80年代修订完成的大型辞书《辞海》未收录该词可见一斑。此后，这种情形因信息、传媒相关学科引入而逐渐改变。

（二）我国“传播学”译名的争议与约定俗成

作为一门学科的“传播”一词的翻译定名并非一帆风顺，学界一直对该词的使用颇有争议。早期对传播译法较有影响力的包括“交通”（郑北渭）、“通讯”（张隆栋）、传意、“传”或“传通”（余也鲁）等。1978年，郑北渭、陈韵昭等改为“传播学”。1982年，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召集下，我国大陆学界初步统一了“传播学”等关键概念的中文译名^[12]。此后，虽然仍有争议，但从引入迄今四十多年间，“传播”一词已经普遍适用，考虑到译名本身一定程度上遵循约定俗成，再更弦易辙或许没有必要。

学科名或许可以沿用，但留下的问题依然值得探讨，尤其是在当今学科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探讨更有必要。因为它们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词义的问题，而是传播的时代特征以及传播学学科本身的诉求和向度。从词义学角度看，在汉语语境中，传播的单向度、单中心向多个对象的扩散意涵是明显的；而在英文中，communication一词的意思既包括单向的“扩散”，也包括“交流”“交往”，其指向的传播向度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交互的；在面向和路径上，communication可以是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或撒播；而交互的双方或多方，既可以是人与人，也可以是物与物、动物与动物、机器与机器^[13]。可见，中文的“传播” 与英文的“communication”的意涵迄今仍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对此，刘海龙提出“在使用中逐渐对其进行改造，重新赋予这个传统的词汇以新双向互动意义”^[14]。这是一个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提议，尤其契合当今新媒体语境的现实。

直接对“传播”一词重新赋义的困难在于“传”“播”构成的组合词在汉语语法中的基本属性存在一定矛盾。从构词法来看，传播是由“传”与“播”构成的同义复合词。作动词时的“传”（chuan）是从一方给予另一方的行为，并不包含交互的意涵；“传”的另一个主要意涵本身即包含了“推广，散布”的意思。此行为的附加性质可以在“传”的构词中补充修饰，如传递、传导。因此，当“传”与“播”组合时，不仅单向性意味强，还表现出“一对多”的意思。这是因为“播”的两个意涵要么是承接“传”的具体动作（如“播种”），要么指向针对广泛对象的“散布”，缺乏这种双向性的义素。

实际上，我们观察学界用“传播”一词表述“双向性”意涵时，并不是通过直接赋予“传播”以互动意涵实现的，而往往是通过将“传播”中性化之后，添加前缀或置于某种上下文语境来实现的，如：人际传播、人内传播、自我传播、交互传播、网络传播等。在一些具体的传播领域，不必然广泛播撒的“传播”正在成为现实。由此，“传播”的中性化和对具体传播方式指向的弱化是当前学术界实际发生的情形。而当中性化的“传播”与具体语境结合的时候，“双向”的意思便在其中发生了。当我们提到“网络传播”，并未直接施加“双向”的前缀，但由于互联网的特性而使得我们意识到当中的双向性特质而能更确切地把握其中的意涵。另外，在学术译介或撰写的学术文著中，若遇到更为明确的“双向”“人际”意涵，又不便通过添加前缀的情形，就干脆舍弃“传播”的译法，而改用“交流”“交际”“交往”“沟通”等。如曹卫东译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就只能译为“交往”。不同语言之间的非对称性在“传播”一词上体现得非常典型。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处理“传播”的具体使用中需要通过意涵的互证或上下文关系来明晰其意涵。比如，陈力丹撰写《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需要通过意涵有所区别的“交往”与“传播”来形成主副标题互补，如果直接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传播论”就无法展现这种词义侧重的微妙差异。

（三）“传播”定义的窄化：对“传播学”范畴的限制及反思

分析“传播”一词的意义，还在于展现它对“传播学”本身的学科范畴的限制，以唤起突破这种限制的可能路径。相较于“传播”一词在术语自身的限制，传播学的自我窄化才是更关键的问题。至少在三个层面上，传播学的自我窄化限制了它向一门更具普适性思想的学问发展。

首先是历史惯性使然，将“传播”窄化为“大众传播”。由于“传播学”的蓬勃发展基本上是伴随着现代媒介兴起的“大众传播”运动，于是，“传播学”无须明言地就是“大众传播学”^[15]。比如，国内2000年引进的传播经典教程Communication theories：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16]的中文名为《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17]，其中省略了原著标题中“在大众媒介中”这个场域说明，完整直译实际上是《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及其在大众传媒中的应用》。将“大众传播”等同于“传播”的主要或全部意涵是大众传播主导下的时代产物，但这可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传播学全域的探讨。尽管在大多数教材中会将人际传播、人内传播等其他大众传播的方面涵盖入内，但在实际研究当中，大众传播之外的深入研究展开相对边缘化。索内松提出的两种学科构建的方式，一种是基于特定领域，如法国艺术史等；另一种是基于某种视角建构起来的方法，并认为符号学属于这后一种。照此逻辑，传播学的可能涉及领域极其宽泛，而若不能建构起一种基于“传播观念”的学科视角，则这种学科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传播学要在外延和内涵方面实现有效扩展，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将社会学维度、媒介论维度、文化学维度整合于自身的体系化视角之中。

其次是受到现代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冲击，将“传播”工具化为“媒介传播”。诚然，作为现代传播的学科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信息观念的发展。费斯克对媒介和传播持有广义的包容性媒介观，他感慨广义媒介概念的用法正在被淡化，人们日趋将其定义为技术性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18]。在他看来，这是一种遗憾和缺憾。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构成传播学基础的“信息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其用来测量某一确定信道所传输的信息总量，并寻求使这个过程达到效率最大化的途径。信息论视野中的信息是信号的物理形式而非意义^[19]。费斯克自身的理论思路就贯穿着他对“意义”维度的重视。费斯克的大众媒介分析话语理论模型强调了“多义性”，他提出的“媒体话语模式”关注了文本含义，认为“文本含义是存在于受众的话语世界与植入媒体文本的话语的复合或相似”^[20]。

如果说，费斯克对话语意义的研究展现了传播微观层面的思考，那么，帕洛阿尔托学派在对传播做了深入考察后提出了“人类不能不传播”的命题^[21]，则洞见了传播作为人类普遍性的命题。这一命题指明了“传播”之于人之存在的根本重要性，一门体系化学科，应当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同时展开追问，力求触及全域的边界以推进学科的理论化发展。现代传播工具技术作为催动“传播”这一学科的显学，所反映的人类作为“传播生物”的基本生存方式是一个具有高度本质性的永恒主题。其展现出来的学科前景将远远越出“现代媒介”的范畴，且不同于“技术哲学”的一般讨论。人类的符号传播需求不能被简单地压缩为对“技术媒介”的依赖，而忽略了作为传播的综合整体性、表意的过程性。这也是媒介环境学派在做出巨大贡献之后，发现自身的局限性而进行的拓展尝试。林文刚将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这样并不讨论技术性媒介而仅谈情感符号形式的理论家纳入“媒介环境学”范畴恰恰说明，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传播”不能被完全压缩为“媒介”问题，更不能被压缩为特定技术时段的某种技术问题。

再则，是将“传播”在理论上预设为“人类传播”的场域。如上所述的“传播”的“大众传播”还有一个未被充分反思的“自明”前提，即发生于人类社会。施拉姆那本经典的《传播学概论》^[22]两个英文版本的原标题分别为：Men Message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23]；Schramm W. Men，Women，Messages, and Media：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24]。他清楚地表明，当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在研究人，研究人的关系，研究人与群体、组织与社会的关系……”，而“人类”这一在原文中被反复强调的关键词，被视为传播学不言自明的范畴而被省略了。李特约翰那本影响甚广的《人类传播理论》同样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的理论场域。他认为，传播的研究自古皆有，只是在20世纪伴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而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25]。上述这些研究、教程之所以需要标注“人类”为传播理论的前缀，恰恰说明该范畴并非不言自明，同时也折射出这些学者对其自身研究范畴的审慎。然而，当“人类”这一前缀说明在使用中被“自然地”略去而无须声明时，传播学就出现了自我窄化的倾向。

因为，从传播自身的概念范畴来看，它并非天然属于人类特有的现象。前语言传播学需要探讨动物之间的交流和信息传递；传播学的重要来源之一信息论将信息作为负熵这一可计算的客观物理量^[26]，并不强调人在其中的参与。当前，在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与自动机械工程领域，非人类信息交互传播已经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重要前沿领域。并非说这些领域都理所当然的“成为传播学”，而是说它们所包含的广义传播现象应当被一起纳入考虑，以促进传播学理论向着更具理论化的方向发展。正如卡西尔所言，人类这种“符号动物”生活在其自身构筑的符号宇宙“气泡”之中^[27]。人类一切感知与认知的努力，都是在扩大、丰富这个符号气泡宇宙。

人类传播现象，只是普遍传播学中的一种罢了。传播学作为一种更基础的一般性理论，应该对这些普遍现象进行系统性的观察。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受限于学术发展的时间和应用性价值迅速实现的需求，我国在引介传播学时，更注重人类传播领域，尤其集中在发生于特定范畴的“社会大众传播”。因此，我们通常所见的传播学集中于“社会传播学”语境下的传播问题，而较少考虑其他形式的传播，如郭庆光将传播定义为“社会信息的传播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28]。在我国学者对各种传播学概念进行梳厘时，可能在这种有意无意的“默认”之下，就自然承认了“社会传播学”这一前提。如陈力丹将“传播”的定义归纳为“线、面、网”三种视角。“线”是传播的向度问题——交互或是撒播；“面”的视角着眼于传播的社会影响面；“网”是传递之外社会关系——共建共同体、形成价值观（“仪式观”）^[29]。刘海龙曾经总结过三种维度：关系、知识与权力。这三种维度确定了人类传播的阈限，将传播的主体预设为“人”。其中，“关系说”是施拉姆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正是传播的特征使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动物社会^[30]。知识和权力就是在这个场域中不同历史阶段更为吸引眼球的传播表现而已。比如从大众传播向网络主导的“人际传播”就是当下传媒语境中凸显的传播方式。在这个语境中，知识当然就“不是自然科学中的那些关于世界的客观描述，而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关于世界的叙事，它处于事实与信仰之间”^[31]。

以上视角都无疑是在“人类社会”这个维度下展开。固然，任何理论的展开都是在自我预设的前提下自圆其说，但对于传播学而言，上述设定提供了一种固化的社会学框架，而使得传播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学的延伸旁支或等而下之的学科门类。这种实然的现状，只能说是集中在传播学特定问题论域的传播学，对于整个概念范畴边界来说，它是不完整的。由此，仅仅讨论人类社会中大众传播或人际传播这些具体的传播门类，就会对更普遍的传播范式缺乏足够的关照和哲学思考，而应当将处于边界的一些问题纳入思考范畴，穷尽传播的可能边界，并深化至“一般规律”。彼得斯在那本《对空言说》（Speak into the Air）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正是由于他将“传播”置入一个更广义的思想维度当中考量。在他看来，受传双方可能不必是“活着的人”，而传播既可以克服“空间距离”也可以克服包括“死亡”在内的“时间距离”^[32]。

我们所说的社会，常常是在相对稳定的共时性群体的内部空间，但跨越时间的传播，就必然越出这个边界。相应地，交互双方就不仅仅是社会学框定下的“人-人”关系。机器、动物、外星人这些特异的对象也成为可能的探讨对象。当对传播作一种更一般的预设时，社会学提供的框架就不必然构成传播发生的“母体”，而退居为可能的视角之一。实际上，这种探讨并非纯然的理论玄想。以“人-机交互”为例，这种并不符合“人与人”关系的传播或交流形式已经成为可能影响人类生存方式的核心话题之一。社会学提供的界说依然不得不诉诸于对“人-人”关系的改变，而一种基于“传播本体”的媒介观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将“人-技术”从其他语境中抽离出来加以考察——日益聪明的机器是否具有“准主体性”或“亚主体性”。即便是在最坚定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交流也不可避免。在约翰·彼得斯这样的研究者看来，更多样的交流形式是自然而然的。它不仅包括与可能存在的外星生命形式在内的诸生命形式的交流，甚至包括与亡灵、机器在内的交流。或有论者会提出，这是人类自我想象的他者化对话，所谓“交流”不过是“人”的另一个“自我”投射。然而，连这种自我投射的他者都未在现有的传播学中得到足够充分解读——作为普遍存在于宇宙间的传播现象，并非为人类社会所独有。不同生命形式的交流各自有独特的“语言”。在非生命世界，物体之间也有着各自的物理规律造成彼此状态改变的“互动”规律。这些互动形式是否是“传播”？至少它们在学理上是值得思考、探讨的。而这种思考，是传播学由一门附属于社会应用性学科的位置，上升至一种本体论层次思考的必然路径。

三、“传播”的符号学外延与“传播”意义达成的三个层次

（一）传播的符号学外延拓展

总体来看，现代“传播学”基础定义的思考已经较为全面，但这些思考有的偏重于具体的目标针对性，而费斯克的思考却有着纵览全域的清晰。他认为，通常有两种关于传播的定义：第一种将传播视为一个过程，通过该过程，A将讯息送给B，并产生一个效果；第二种，则将传播视为意义的协商与交换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讯息、文化中的人以及“真实”之间发生互动，从而意义得以形成或理解得以达成^[33]。这两种定义指向的研究范式，即是在他所称的“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

以费斯克的区分为基础，我们可以尝试观察各种传播学定义的侧重。弗兰克·丹斯（Frank Dance）和卡尔·拉尔森（Carl Larson）梳理了126种传播学定义。并主要围绕观察层面（可抽象出相应概念）、意图性（有目的地发送与接收）、合乎规范（是否发生成功的传播）展开传播与非传播的区分。李特约翰基于此围绕（1）“传播是否必须具有意图”和（2）“传播是否一定要被接受”这两个问题辨析了九类与传播相关行为^[34]（表1）。

这九类行为围绕“人”展开，以便区分各种行为与传播的相关性。我们可以结合费斯克的思路——“过程效果”与“符号意义”来展开分析。这两种路径不同的是，传播学者所讨论的“是否构成传播”在符号学者的探讨中成为“是否构成符号”，而对于符号意义论来说，“过程”是围绕意义实现来探讨的。例如，赵毅衡在总结前人的讨论中将符号过程的必要条件总结为“时间距离”“空间距离”“表意距离”^[35]。这三个距离涵盖了全部上述九种传播行为。除了外在地考察“可见”符号过程距离，还注重“表意距离”这一意义实现的直接要素，进而让符号传播的过程理论化为一种形式逻辑，而非丹斯分类中纠结于行为的“频率”是偶然或经常发生。比如，在考察“自我传播”时即是将自我对象化的处置。不仅如此，这种形式逻辑并未将自身局限于人类社会，而是提供了符合此形式逻辑的普遍考察可能。以自我传播为例，其典型不仅包括人类对镜自观或书写日记，蝙蝠、海豚的回声定位，小狗撒尿、蚂蚁留下的气味标记回家的路都可以被纳入探讨，以考察“符号传播”的普遍问题。

信息论的传统常常将“传而不通”“不传而通”的情形排除在传播行为的考察之外，而从意义形式的角度看，它们包含着同样丰富的内在意涵。首先，“传而不通”的情形是传播的常态。将其排除在传播学的考察范畴之外是受到机械的物理信息干扰导致的思维。一旦发生传的意图，任意符号编码的制成，就已经发生了基于社会文化和特定语境的自我传播，而“不通”仅仅是对特定对象的“不通”。如前述表格中的2A“未被察觉到的非语言信息”（未被搭理的挥手致意）的情形下，是一个“传而不通”的过程。但符号学者却将此种符号过程视为值得探讨的“不完整符号”^[36]。再如，无意图的传播，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看待人造符号之外的自然界与人的交互关系。丹斯的九种“行为”并未包括人类之外的非意图发出者在人类认知中发生的“符号过程”。比如，人类通过对自然现象读解、释义而生成的理解是否可以界定为自我传播？又如，人与电脑、产品等界面的交互过程属于“自我传播”还是属于“人机传播”？在当今新技术汹涌澎湃的语境下，这些话题尤其值得探讨。

符号学通过形式逻辑的方式将这些问题纳入讨论。在物理和技术论裹挟的传播“过程论”中，这些无法构成外在线性过程的“传播”便不是传播。但对于早已完成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符号学者而言，“释义之所及，符号之所在”（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37]。

（二）“传播意义”实现的三个基础及其逻辑层次

上文所说的“传播学视角”仅代表常被典型化了“美国式”的实证经验的范式，而未必是传播学的“应然”。沿着费斯克的“符号学派”所强调的传播“意义交换”的实现，结合符号学理论中的“表意三距离说”^[38]，可以将“传播”一词的层次做如下描述。

第一，传播的物理层面及其指向的“媒介性”。在表意三距离中，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都体现为一定物理量的跨越。这也是麦克卢汉将媒介界定为“一切形式的货物运输和信息传输，包括隐喻的运输和交换”^[39]。它直观简明地说明，传播必然包含某种时间或空间距离的跨越。可以是其中一种，也可以是两种同时。英尼斯的媒介偏倚论即是指媒介对其中一种物理量跨越能力有侧重。任何传播都必须在形式上被建立起这种物理量的跨越。哪怕是人内传播，也存在某种神经生物电的传导过程。当我们预设该过程是一个内部黑箱时，这个人被视为一个整体，但若深入其中，便会发现物理过程是不可绕过的基础环节。这里的物理过程并非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因”的范畴，而是就传播的本质而言，物理时空的克服——任何传播都必然发生某种时间或空间要素的转换而实现。这里的转换是一个工作上的逻辑前提。一旦我们将所有的要素预设为“静止”，即不存在传播，也就不存在后述所讨论的意义的发生。

媒介环境学派抓住了传播的媒介，通过媒介物理传输能力和性质所界定的“冷、热”“时空偏倚”理解人类文化的差异，进而以媒介为视点构建起人类文明的分期，理解人类社会的兴衰。可以说，媒介环境学派对于传播学的独特重要性即在于，他们抓住了传播学并未被其他学科所涵盖的独特要素——媒介。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文化研究，对媒介技术本身的涉猎都不像媒介环境学派那样将媒介作为“视点”。这就将传播学从一个缺乏学理性的“对象领域”纳入了基于“自身方法视点”的视点性学科。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可以视为经由某种媒介而发生的相对时空转移。我们也可以将传播必然包含的这种物理过程界定为传播的第一性——“媒介性”。不过，媒介环境学派的优点也隐藏着他们的局限，即传播学本质上并不能被压缩成“媒介学”——这也是费斯克强调的“广义的媒介观”不应被压缩为“媒介技术观”^[40]。

第二，传播活动的秩序建构——“信息属性”。在符号表意三距离中，物理时空距离最直观，而要实现表意距离的跨越，则首先需要实现从物理层面到感知层面的跨越。宇宙中的时空位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为什么我们并不认为传播也是在宇宙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呢？或者说，我们即便在最广义的范畴上讨论传播，也仍需预设某种讨论的边界，以实现一个学科的逻辑自洽。发生时空的转化在未被设定特定的参考坐标时可能并不构成传播。无边际的布朗运动的微粒若没有方向，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就是不存在的。一旦我们进入更微观的视角，这些微粒的碰撞当然涉及动能的传导，就构成了信息——传播的基础。众所周知电流构成的信号是通过某种方向性来实现传播的。

实际上，物理运动不可能存在纯然的无序和绝对的无信息。但至少我们已知的世界有一个曾经无序或未知的起点——“奇点”“混沌”。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中，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外的世界三是主观与客观世界联结的结果“精神活动的产品”^[41]，但波普尔所未深入探讨的是世界一——“主观世界”与世界二——“客观世界”的连接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客观世界本身并不必然具备与主观世界的连接性，支持进入精神世界的是客观世界的秩序——亦即信息。信息不是某种实存的对象物，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这也是本研究将“信息”置于比“符号”更基础位置的原因。前两个基础是一个辩证唯物论式的工作预设：首先，世界是具有其特定属性（包括物理属性在内的无穷方面）的客观存在；其次，世界运行有规律、有秩序，且这些秩序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但可被人认知。

由此，信息是传播赖以存在的“承载世界”，也是传播学的来源之一——信息论的基本世界观。正如克雷格·约翰逊（Craig Johnson）和乔治·R.克赖尔（George R. Klare）所指出的，“今天，在所有促使人们普遍对模式发生兴趣的贡献之中，要数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贡献最为重要。就传播研究的技术方面来讲，后来在这方面所作的许多努力，都是由香农的数学公式激起的”^[42]，而“信息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信息论视野中的信息是信号的物理形式而非意义”^[43]。不过，传播学长期未深入考察的是“信息”与“意义”之间的重大区别，前者是一个带有工程学色彩的工作假设，而后者是一个人文学的认知结果。这也是前面费斯克在对传播的第二种定义当中刻意将“人”强调为“文化中的人”^[44]的原因所在。

第三，基于“符号”的传播意义通达。若将“媒介性”视为传播客观物理存在的本体论基础，则“信息”特性就是这一基础的秩序性和连接性延伸。但自然界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秩序并不是决定传播的全部要素，而是构成传播的“客观条件”，信息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的要素。这些要素若未被“感知”或者“认知”，则依然处于某种自在的状态。因此，基于主体感知的第三性就是对信息的形式化接受和处理——符号。

学界的界定中，常常将“符号”作为传播的“要素”，指的是传播内容的表意方式。实际上，符号无法与传播割裂的原因是不能将符号简单理解成一个一个的“点”，它们是涵盖结构形式在内的表意形式。就此而言，它们是世界秩序的映射和信息的唯一映现渠道。若将传播对时空克服的物理方面称为“质媒”——声波、光线、石碑、莎草纸，则符号形式就构成传播的“意媒”——语言、文字、图像、姿态、信号。这里将“符号”与“信息”的概念明确区分出来，是在逻辑上有必要清楚地区分“客观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关系。

符号是一种包含主观感知的“意义”，“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45]，而“信息”则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既可以是自在的，也可以是人为制造的。两者尽管在对象上可以具有交集，其逻辑边界却清清楚楚^[46]。

2019年天文学界的大事之一是拍摄到了“黑洞”的图像。我们知道“黑洞”包含的特定运行规律和秩序——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存在的天体但可被认识。但黑洞或任何客观对象并不是符号的充要条件，只是一个对象，其包含具有无穷观相——信息。只有当我们以某种方式去感知理解它时，我们说我们拍摄到了所谓“黑洞”。而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黑洞，并不是单纯的光波，而是许多基于“黑洞”物理特性的射线等计算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成为了黑洞的“图式符号表意”方式。作为意义的形式的符号即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图1）。

当然，以上三个层次并非包罗万象的全能视角，而是从费斯克所说的“注重意义生成”的符号学角度出发，对传播学发生过程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的意义不在于排他，而在于展现传播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四、结语：传播意义论的双重敞开逻辑

费斯克本人对当代文化传播研究的巨大影响本身就为这种注重意义的“传播符号学”提供了重要的背书和论证，因此，对于这一研究路径来说，他的贡献是双重的——既是研究范式的倡导者，也是此范式展开研究的践行者。在传播符号学分类体系下，费斯克的一生从事的全部大众传媒文化研究都可以被视为作为诸种“意义交换”的“传播符号学派”的研究实践。他的理论建树是以大众文化对象为线索展开的——正是费斯克所说的作为“意义学派”的传播学的最核心实践。

不过，以上关于传播以及传播学基本概念的讨论，不仅仅是为费斯克提供一个具体的文化传播实践，而是沿着费斯克对传播意义论的视角对传播学边界的逻辑应然的展开。大到天体运行、宇宙洪荒，小到生物基因乃至微观量子，客观物世界都具有构成媒介的潜力，但它们未被纳入认知实践范畴时，只能是自在自为的。因此，这种媒介的潜力需要通过两个层次的推进来实现：首先是“信息”层。“信息”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信息与自在的物世界的不同在于，此概念是以“被接受”为工作预设的“待在”，具有可被认知性。在被认识或感知之前，这些信息仍然不直接构成传播而只是传播的条件。例如，大脑中的神经元生物电，当人们未曾意识到这些内在的发生机制过程时，也依然只是客观信息过程而不是“传播”。以信息论为基础依托的传播学诸模型的基础预设将“信息过程”作为传播学的基本工作框架，其机械化已经被包括费斯克在内的不少学者所诟病。其具体局限在于，以讯息的流动的机械过程简化了意义在主体间协商、共享的复杂性。反过来，从意义学或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传播尽管常常显现为“物理时空距离的跨越”（媒介）以及“对象秩序的显现”（信息），但其最终指向“表意距离的跨越”，也即是特定的“意义之敞开”。传播是在“遮蔽”中实现跨越，但同时又必然构成“双重遮蔽”。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的“唯作为这种双重遮蔽才发生出来”^[47]的澄明才是传播的本来追求。

此文也并不是要从语义学或者语用学来考证“传播”的全部含义，而是从意义交换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术语的学术意指，从逻辑上函涉传播的全域，从范畴上区分传播现象的不同方面——正是这些不同方面构筑的传播将成为我们所谈的传播的具体意涵的指向。传播学作为一个总概念，具有其系统的总体边界开放性，并由许多具体语义构成的意义集合，这也是将传播视为“意义生产与交换”的“符号学派”对丰富传播学内涵的意义所在。

作者：胡易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出版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4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2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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