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雅兰丨感官新闻初探：数字新闻的媒介形态与研究路径创新

摘 要   数字技术的发展丰富了新闻的呈现形态，VR新闻、新闻游戏、播客新闻等新兴新闻形态触发和调动了人的视觉器官、听觉器官、触觉器官等多种感官，“感官新闻”由此产生。首先，本文梳理了在人文社科领域“感官转向”大背景下，感官和身体问题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浮现；接着，在与“新闻的感官主义”的辨析中，本文将感官新闻定义为调动或激发用户身体感官参与的新闻，并总结出其在内容主题、呈现形态和叙事方式上的特征。本文认为，感官新闻不仅概括了当前数字新闻业的形态特征和发展趋势，也提供了新闻学研究的创新路径：将感官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特别是感官民族志等方法有助于数字新闻实践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   感官新闻；感官转向；具身；沉浸传播；感官民族志

前沿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新闻的呈现形态，VR新闻、新闻游戏、播客新闻、新闻剧场等使得以往以文字和图像为中心的新闻形态受到挑战，听觉器官、触觉器官甚至嗅觉器官等多种感官正被整合进数字新闻的呈现、传播和消费中。2018年，一份关于美国不同世代人群新闻消费行为的调查报告将新千年后出生的数字原住民所偏好的新闻称作“感官新闻”（sensory journalism），即诉诸视听感官，特别是通过虚拟现实和加强现实技术营造较强沉浸感的新闻。尽管这份报告并未对“感官新闻”这一概念及其所指涉的对象进行深入探讨，但它所预示的新闻发展趋势以及开启的理论想象空间却值得深思和探索。结合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感官转向”及由此衍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传播研究对于身体、情感和实践等议题的探索，本文认为，“感官新闻”不仅可以用来概括当前数字技术影响下新闻的呈现形态、叙事方式等特征，亦提供了融合了物质性、具身性、具地性等理论视角的数字新闻研究路径。

由此，本文尝试在“感官转向”这一学术脉络下，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基本语境，厘清“感官新闻”的定义，总结其形态、叙事以及交互等方面的特征，探究数字新闻业在当前技术条件下的演进规律；与此同时，考察感官人类学等领域的方法、范式和实证研究成果，对“感官”为数字新闻研究提供的研究对象和路径方法加以阐释和论证。

一、“感官转向”视角下身体和感官问题在传播研究中的浮现

将媒介与感官相连或者以感官类比媒介并非新鲜事，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按摩”就是以诉诸感官和身体的方式描述媒介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现象学的发展、特别是“具身体现”“感官转向”等概念的提出，扭转了身体-心灵、主体-客体、感性-理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传统，使得感官成为哲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视角。

（一）“具身体现”与“感官转向”的提出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身体一直被置于与意识相对的二元讨论框架中。例如，笛卡尔认为，通过身体经验无法获得接近真理和知识的机会，他怀疑身体经验，并提出要排除身体的不确定性，将纯粹自我寄托于无躯体的“我思”。直至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身体的重要性才真正显现。例如，尼采翻转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将身体作为出发点；现象学代表人物胡塞尔指出了身体在知觉中的主体性地位；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则将“在世存在”的根基直接落到身体上，并认为，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是两者的融合，由此打破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身体观，赋予了身体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突破了意识现象学的藩篱而开创了身体现象学，强调“我们就是身体”“身体是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学科分别从理论和科学实验的角度对身体在认知中的角色进行了研究，使得具身性从哲思走向了科学实证和技术运用。1991年，瓦雷拉（Francisco J. Varela）、汤普森（Evan T. Thompson）等人结合现象学传统，在《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一书中提出“具身”（embodied）这一术语，并开宗明义地宣称是受到了梅洛-庞蒂的影响和启发。

“具身体现”（embodiment）这一概念对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身体感官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焦点之一。这一趋势被加拿大人类学家戴维·豪斯（David Howes）视为“感官转向”，即关注“身体感”，这是对“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反思。豪斯试图提出一种更全面、更强调关系性的文化分析方法来弥补早期范式所体现出的本质主义（即语言转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图像转向的视觉中心主义）的不足，其中，“身体感”作为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最平常、显而易见的现象，被看作是建构物质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动力之一：它不只是自然的、固定的、普遍的生理现象，也不仅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与社会阶层、消费以及政治过程有着密切关联），更是构成社会意义的基础，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豪斯认为，“感官转向”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知觉不仅是思维的产物，还受到各种感官以及传播技术的具身影响，这些感官和传播技术中介着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和感受。因此，感官研究不应当局限于心理学实验室等人工环境中，而应深入到日常社会生活中，分析不同文化所形成和认同的感官类别，以及这些感官类别的差异对于社会组织、自我认同、情感管理以及其他领域文化表达的影响。

在“感官转向”的影响下，诸如感官人类学、感官地理学、感官社会学等新的学科概念被提出，感官体验、参与、认知、知识、实践和文化等议题被充分讨论，感官民族志等研究方法以及围绕感官的实证研究也进一步诠释了人们如何通过身体感知和认识现实世界。

（二）新闻传播研究中身体问题的浮现

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路径类似，以往的新闻传播学深受技术中立论和功能主义的影响而秉持媒介工具论，即把媒介视作提供外部世界表征和信息流通的渠道和手段。麦克卢汉在工具论之外另辟蹊径，在1961年的文章中指出，当时的新媒体电视“不仅仅是图像和声音，也是一种视觉、轮廓和形态模式的具象化”，是“我们视觉-触觉权力的突然延伸”；在他看来，“任何新媒体都在改变当前的感官比重，就像整体颜色会因为颜料或成分的局部变化而改变一样”。“感官地理学”的提出者保罗·罗达韦（Paul Rodaway）也曾论及感官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他以新兴的技术应用解释感官体验风格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发展，并指出，人们所经历的社会交往、感官体验和物质性都受到了（频繁变化和演进的）媒介技术的中介。这正呼应了米切尔（W. J. T. Mitchell）所说的，“媒介和中介这些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感官、知觉和符号元素的某种混合”，这位因“图像转向”而为人所熟知的学者还有另一个振聋发聩的论断：“没有纯粹的视觉媒体。”在米切尔看来，所谓的“视觉媒体”通常也都涉及触觉、听觉等其他感官，也“没有纯粹的听觉、触觉和嗅觉媒体”，因此所有媒体都是“混合媒体”。

从技术与身体的关系来看，媒介技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就是不断调动、触发和探索人类各种身体感官的历程。例如，电影的出现及此后有声电影的发展不但刷新着人类的视听感官，也影响着其空间感和身体感；1957年，马丁·海利希（Martin Heilig）发明了名为Sensorama的模拟机器，这台机器可以让四个人同时体验“由3D动画与气味、声音、震动的凳子以及拂过头发的风制造出的现实幻象”。近年来，高清全息影像、虚拟/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展为调动公众感官创造了新的可能，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更是助推了仿真身体（如机器人）和赛博格的出现，引发了当代社会的“身体危机”。除了作为被动的感官触发对象，在当前的媒介实践中，身体也成为重要的交互界面和具备移动性的空间实践主体，借由定位媒体、触摸屏、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新兴媒介技术，人们不仅获得了具身和具地的体验，还掌握了再现自我及所处世界的可能性和再现元素。在这一技术背景下，身体开始进入新闻传播学者的视野，技术和身体之间的双向驯化特征得到关注，“身体在场”更是被视作理解当下人与媒介关系的关键。

在关于传播与身体的研究中，虚拟现实技术及由之而来的“沉浸传播”得到了研究者们的重点关注。沉浸意味着用户在传播过程中的参与和交互，而这种交互往往通过感官来检测和评估，沉浸传播的实现正在于为身体动作提供技术支持，放大感官反应，为视觉和听觉添加动觉、触觉和嗅觉信息。在由多媒介技术构成的沉浸式环境中，人们通过与同一空间中的某个角色近距离接触来体验他人的真实情绪或境遇，更容易产生共情；由此，用户的角色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创造者，根据媒介体验和生活情境对虚拟时空中的身体感知进行调试，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努力来操纵“超身体”，启动内在认知以参与虚拟现实中的活动。沉浸传播能够消解时空界限，使媒介空间更具张力和包容性，通过创设复合的媒介空间与激活多元身体形态（智能身体、人体、意识），使得交流得以从话语实践向身体实践回归。

然而，无论是对具身传播还是沉浸传播的研究，大多将身体视作整体的研究对象和单位，较少从更加微观的感官层面展开研究，“感官新闻”现象和概念的出现为从更具体的感官视角检视新闻传播提供了可能性。

二、形态创新：从“新闻的感官主义”到“感官新闻”

相比于“媒介”与“感官”并置时所指向的媒介生态论，“新闻”与“感官”并置则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地联想到黄色新闻潮以及对电视新闻中的“感官主义”的批评。“新闻的感官主义”指能够引起观众注意或唤醒其身体反应的消息的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其内容通常指向犯罪与暴力、性与丑闻、人为意外或天灾、名人或娱乐等主题。从形式特征看，感官主义以19世纪3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便士报为起点，并在19世纪末的黄色新闻潮中成为一种显著现象，具体表现为以故事性强的方式——有趣的、引人同情的、引发惊吓或好奇心的形式——呈现内容；随着视听技术的发展，感官主义成为随后出现的电视新闻最常见的标签，镜头数量、景别和拍摄角度、剪辑方式、动画设计、音效和音乐使用等被视作电视诉诸感官的重要方式。感官主义被认为是市场驱动的新闻业副产品，不管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新闻的感官主义都被认为是负面的，模糊了新闻与小报/娱乐之间的界限，对公共性和公众的社会参与构成威胁。如今，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中流通的新闻信息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感官化”，呈现出刺激性、戏剧性和煽情性等特征。

从定义上看，“感官新闻”与“感官主义”有相似之处，即调动或激发用户身体感官参与的新闻，但两个概念中的“感官”并非完全一致。对其差异的辨析可从其对应的英文单词入手。感官主义源自sensation一词，尽管与感官新闻中的sensory均源自sense一词，但其定义与sensory有较明显差异：“由感觉器官的直接外部刺激引发的心理/精神过程，通常与对感官过程的有意识察觉不同”，特别是其对应的形容词sensational更是包含了“（就像耸人听闻的细节一样）引起或倾向于引起一种快速、强烈且通常是肤浅的兴趣、好奇心或情绪反应”的含义，即sensation与智识、文化等心理/精神过程相关，“新闻的感官主义”往往强调通过包含特定文化要素和价值观的内容来引起读者的情绪或心理反应；而sensory则指向数量众多的神经生理系统，它们捕获、过滤和处理来自环境的输入，为身体提供反馈以调节身体与环境的接触，即更强调与身体直接相关的生理反应。此前学者对“感官内容”和“主观内容”的辨析也有助于理解“感官”的内涵：前者指人们可以在缺少预先知识的情况下通过大脑的感知处理系统正确感知的符号，其优点为便于快速理解；后者则指需要通过学习才能够理解的元素，更擅长传达抽象信息。以听觉传播为例，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一些的广播电台曾盛行以露骨的主题和讲述方式而闻名的深夜节目，这种节目就可以称作是“感官主义”。与之不同的是作为声波新闻的实地录音，这一理念由音乐艺术家彼得·丘萨克（Peter Cusack）提出，他认为，实地录音能提供视觉信息所不具备的时空感，这些声音即便没有经过复杂的文化编码也能够传达出在场感，例如，他的声音作品《来自危险地带的声音》记录下了曾发生核事故的切尔诺贝利的37段现场声音，通过辐射计的滴答声、青蛙和夜莺的鸣叫、电缆的爆裂声等还原切尔诺贝利的现况，这类内容可算作“感官新闻”。

从一些更具操作性的区分维度来看，感官新闻与以往“感官主义”或“感官化”新闻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传统感官化的新闻往往是通过文字、图像等传统符号呈现，通过这些符号形成包含特定文化价值和要素的故事进行单向传播；当前的感官新闻则更强调通过“多感官”技术综合调动用户的多重身体感官反应，制造出具有沉浸感和互动性的传播场景。除了常见的视觉、听觉感官，近年来移动触摸屏、触觉界面、虚拟/增强现实等技术还能提供诸如触碰、本体感觉（如身体的压力感和空间感）、前庭感觉（身体的平衡感）等触觉反应，丰富新闻用户的感官体验。例如，近年来播客行业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声音新闻的表现形式，对同期声、音乐、音效等不同声音要素的实验性应用助推了声音特稿等新闻形态的发展，如纽约公共广播电台WNYC制作的播客“无线电实验室”以声音呈现调查性新闻，尤其擅长创新性的声音设计，在一期关于座头鲸及其他海洋生物的节目中，综合运用了座头鲸的声音、海浪声、现场采访等同期声，主持人对话和旁白以及音乐等多种声音，并且通过不同声道的编辑来制造空间感，形成了生动、紧凑、引人入胜的立体“声景”。再如，2017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后，《华尔街日报》发布报道《拉斯维加斯警察如何寻找枪手》，通过网页滚动叙事的方式，整合视觉和听觉信息，向公众直观地呈现枪击案发生时的情景和警察的应对：当用户向下滚动鼠标，警方出警时的通讯录音就会自动播放，与此同时，页面上会加载相应的照片和地图信息，以明确录音提及的位置信息，多维感官信息使用户能直观感受案发现场的危险、紧张和混乱局面。

其次，感官新闻并不存在题材或内容上的明显局限性，与感官化新闻常常聚焦于丑闻、灾难等“小报”议题不同，社会公正、经济、移民、环保等硬新闻主题也常常是感官新闻的报道对象，多感官元素的运用使得这些严肃报道变得更具吸引力。例如，伦敦调查新闻局联合英国各地的调查记者就家庭暴力这一主题展开采访和调查，并通过与避难所及其工作人员以及遭受家暴的女性的合作，制作了独白形式的舞台剧《避难所中的女人》，在英国的八个城市上演，为观众带来有关家暴的第一手、具有冲击力的信息，并展示了英国削减在避难所上的公共支出会如何对地方社区构成影响。总体而言，目前知名的（数字）新闻剧场项目大多聚焦关乎公众利益、具有较强公共性和社区感的议题，以重建新闻业的社会信任为目标。

再次，感官新闻与传统感官化新闻的差异还体现在叙事方式上。传统新闻讲故事的方式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第三人称视角。视角是讲故事的重要元素，在“客观性”这一新闻价值观的主导下，第三人称视角最能够摒弃情绪、情感等因素，展示中立、抽离的叙述位置。二是线性叙事。以明确的事件为中心，沿着故事的起因、过程和结尾来推进新闻事件的发展，读者或观众也通常会按照这个顺序来阅读和收看。相比之下，数字化的感官新闻更偏好第一人称视角，通过自然的交互界面，新闻用户能够沉浸于故事，以参与者的身份感受故事。与此同时，在一些新闻中，用户还能根据自身的兴趣和在故事中的体验自主选择故事线和叙事顺序，打破线性叙事。例如，《纽约时报》制作的VR新闻《阿波罗11号》利用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月时的真实图像和声音资料，模拟建成了月球环境，用户可以通过手柄自主切换不同位置，体验宇航员登月场景。

尽管传统的感官化新闻和当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感官新闻具有上述差异，但它们在传播效果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即二者都能有效提高新闻用户的注意力以及“阅听人的道德或美感的感知能力”，“导引观赏经验进入神入状态”，提升新闻的辨识度和回忆度。这种传播效果在深受“身心二元论”影响的新闻业中往往不被倡导。19世纪末以来，新闻业倡导“信息模式”、反对“故事模式”，专注于讲述事实和提供理性分析，以客观性为圭臬，排斥身体和感官的参与。但这种观念在近年来数字新闻业和数字新闻学中开始被挑战，研究者们开始质疑“客观性”迷思，并提出新闻学的情感转向以及美学化趋势等。“审美新闻”或“艺术新闻”既强调新闻具备“关于当前或最近事件的准确信息”，也认可这种准确信息“借由任何感官形式通过或原始或精美的美学方式呈现”，强调艺术等创意表达形式与新闻的融合，认为新闻的呈现形式可以在直截了当、实事求是、风格朴素的信息和多感官刺激的艺术体验这两个极端之间精确定位。

“感官新闻”清晰地勾勒出数字技术下新闻形态的创新表现，以及身体参与信息传播的具体方式。更进一步来看，“感官”也提供了考察媒介技术与人互动关系的独特视角和分析工具。

三、感官视角下数字新闻学的研究路径探索

“感官转向”的提出者豪斯认为，对感官的关注代表了一场“感官革命”—— 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它“扭转了局面，恢复了对文化和感官体验的全面理解”，使得学术研究不再以语言学为蓝本。在新闻学领域，以往研究多聚焦于“表征面向”，即关注新闻文本（包括文字、图像、声音等）的形态和内容，或关注受众信息接收中的认知或智识的维度。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对身体感官调动程度和广度的拓展以及学术研究中“感官转向”的提出，一些学者提出以“非表征的”甚至“非媒介中心”的视角开展媒介研究，“超越新闻的认知和实用维度，将情感的、互动的、技术的、触觉的、实践的、具身的、物质的和感官的维度纳入新闻研究”；萨拉·平克（Sarah Pink）更是直接提出以感官视角审视媒体，回归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分析，关注人的物质性存在以及人作为感官主体与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互动，并且提出视觉民族志、感官民族志等研究方法。近年来，这些研究视角和方法也被应用于数字新闻研究中。

（一）从感官到实践：新闻学研究对象的拓展

在关于感官的实证研究中，感官常常和体验高度相关，简德林将人“感受到的感觉”称作“体验”，即“我们每时每刻都有的、未成形的感觉流”，他指出，在默认情况下，人们所倚赖的语言倾向于过滤掉无法明确记录、看到和测量的内容，如身体的感觉，而这恰恰是人类知识的首要来源。例如，就听觉而言，研究者发现，美国的黑人播客通过对话形态以及对非裔文化资源的调用，为听众带来了宛若身处黑人社会空间的“感觉”，特别是通过耳机收听，用户获得了更强的听觉沉浸感以及社区感；还有研究发现，政治类播客的收听形塑着其“政治聆听”的体验和观念，并直接影响其对候选人公共演说方式的评价和认同。

早期的感官研究主张将感官分为具体的类别，通常包括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视觉五种，并将其纳入特定的文化等级制度中，上文提到的对播客收听的研究就聚焦于听觉这一种感官。此后，以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则倡导多感官同一性，即相连的人体器官不是一个集合体，而是一个有机系统，所有的功能都是通过整体的行动得以实现，感官之间呈现出“共感”的生理现象；影像人类学家戴维·麦克杜格尔（David MacDougall）也持类似看法，认为虽然视觉和触觉不同，但二者分享同一个地方的体验，源自于同一身体，而且目标重叠，只是每一个感觉指向更基本的功能。例如，博奇科夫斯基（Pablo Boczkowski）等对报业危机下仍然选择传统报纸的读者进行研究后发现，对于一些读者而言，并非内容，而是报纸这种介质本身有巨大的吸引力，报纸所触发的各种感官反应共同造就了读者的怀旧情愫：“油墨的气味”以及“双手染上油墨会带来一种很特殊的情绪”，“拿着报纸……是件充满感情的、浪漫的事情”。

对感官和体验的关注也契合社会科学和媒介研究中的“实践转向”。实践即“围绕共同的理解组织起来的、具体的、以物质为媒介的人类活动阵列”，“不仅是技能和活动，而且是身体体验、外表呈现甚至是物理结构”，对感官和体验的检视是新闻实践研究的基础。有研究者从“非媒介中心”甚至“非新闻中心”的路径出发，对日常新闻使用的物质维度和感官维度展开研究后发现，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往往与用户的感官和具身性是一体两面的，他们观察到，一位用户在智能手机上浏览新闻类应用时通常是右手拇指滑动屏幕，而在使用推特时则是使用左手食指滑动屏幕，这是因为推特需要更精准地点触屏幕，以防止不小心点赞或转发，浏览新闻页面则不需要这样谨慎，而正是这样微观的身体经验透露着和形塑了用户对不同手机应用的感知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涵。

以感官为视角，除了能更有效地分析新闻用户的媒介使用和消费实践，也为考察记者的新闻生产实践提供了新路径。正如工作社会学更关注“干工作”，特别是与感官相关的现象学基础，对新闻业的研究也应当关注“干新闻”的感官经验。例如，有研究者从感官角度考察计算机普及以前的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新闻工作者如何采纳这种新技术以及计算机带来的感官体验变化，研究发现，对于广播记者而言，在前计算机时代，声音被储存在磁带中，因而是可以用指尖触碰的，同时磁带悬挂在墙上，因此声音是可以被看到并且占据空间的；计算机和数字编辑的出现则使得声音变成了屏幕上起伏的波形，这不仅意味着声音形态的变化，也意味着剪辑工作的变化：剪辑不再与具体的剪刀、胶带等工具相关，不再“费力”，新闻也因而从“手艺活”变成了“技术”。

（二）作为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的感官

除了作为分析对象，感官也提供了新闻学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即一种更加动态的、更强调情境和研究者参与的研究模式：通过聚焦“人-技术-世界”的关系情境，考察技术物如何作用于人的感官和知觉经验。在这一思路下，研究者以及研究对象的感官体验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

感官民族志是这一视角下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倡导者萨拉·平克认为，相比于传统民族志深受“文本中心主义”影响而忽略有关身体感的深层知识，感官民族志尽管依然使用观察、访谈等传统方法，但将身体体验置于中心位置，将观察和访谈看作“具身的、具地的、感官性和移情性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关注研究对象的语言信息，还要分析其手势、接触、气味、声音、图像、味道等；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要有意识地通过诸如照片、手机等器物和其他形态的信息激发被访谈者的多感官体验叙事，开展启发式的访谈。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感官民族志强调以多元化媒介技术（尤其是视觉和听觉技术）采集和记录研究资料。例如，平克提出了“视频重现”法，该方法包含参与观察和跟拍录屏（拍摄研究对象的日常媒介使用）两个步骤，以相对真实的形式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在地的具身体验以及情感交往动态，在整个过程中，参与者需要“演示”并反思他们的媒介使用和感官体验。这种“视频重现”在一项关于日常新闻使用的实证研究中被细化为“双面视频民族志”：研究者首先通过一正一反两个机位拍摄研究对象使用手机的情景，正面的摄像机关注其位置、姿势、动作和表情，后面的过肩镜头拍摄其浏览的新闻内容以及研究对象拿着和滑动手机的具体方式；接着，研究者和每位研究参与者共同观看和讨论这些双机位视频，并让研究对象评价和解释他们自己的行为；然后，研究者对视频和文字稿进行分析，并将这些分析反馈给参与者阅读，看他们能否对此进行进一步地解释说明。平克认为，这种观察和记录模式能还原参与者在使用媒介时真实的身体状态，将用户阅读的文本内容与其手势、动作以及表情等结合起来分析，以及让参与者有意识地思考和评价其日常的媒介实践和感官体验。以感官民族志为基础，还出现了“触觉的媒体研究路径”以及触觉民族志等聚焦特定感官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此外，还有研究者提出以艺术的或更具创意的方式开展新闻研究，特别是以一些能够调动研究对象视觉、听觉等感官的艺术形式作为研究工具，充分探求新闻业中人的体验、动机和情感，尤其关注那些“感官的、触觉的和无法言明”的体验。例如，在一项关于记者职业身份的研究中，研究者每场召集10—12名记者开展工作坊，记者们首先被要求写下他们认为新闻工作中最重要的价值；接着，两位艺术家在现场以近乎难以察觉的低频音乐模拟城市环境的声景，同时要求记者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城市中漫步并想出一种能够代表自己职业身份的物体，这种物体要能够呼应他们在一开始写下的新闻价值；接下来，记者们需要在纸上画出他们想象的这个物体，并且与其他记者及艺术家讨论他们的画作；最后，艺术家将各位记者所画的物品进行艺术加工并整合进一幅画作中，展示众多不同的角色和观点。这个作品并不像传统的论文那样对记者的自我认知进行归类，而是展示不同自我认知之间的相互联系、重叠和共存，并让记者在与同事们共享、相互连结的体验中发展出自我形象。

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以听觉、视觉等信息激发研究对象的感受，并且让研究者以非语言的、可视化方式表达感受，更以绘画等更诉诸感官和身体感的方式呈现研究发现，拓展了学术研究的呈现方式和可能性。在这一思路下，还有研究者以诗歌、仿写情书/辞职信等创意写作方式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和工作实践展开研究。

四、结语

综上所述，“感官”描述了当前数字新闻业的形态特征和发展趋势，也为数字新闻学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长期以来在新闻生产和消费中被抑制的感官重获可见性，感官开始被视作用户获取信息并且形成公共知识的重要方式，挑战了身心二元论影响下的客观性迷思。从业界发展的角度看，感官新闻的出现革新了新闻的呈现形态和叙事方式，关注新闻行动者的感官参与或将成为未来新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2023年6月，苹果公司发布了头显设备Vision Pro，这款产品融合了虚拟现实、空间音频、眼球追踪、手势交互等多种感官技术，拓宽了未来基于多感官的新闻信息传播与交互的想象空间。

另一方面，在人文社会科学“感官转向”的大背景下，与感官相关的研究方法也被应用于新闻学研究中。关注新闻行动者的感官参与，不仅有助于从具身性和物质性等角度理解媒介实践，考察包括记者和用户在内的新闻行动者的感官、知觉、想象力及其所处情境在新闻生产和流通中的作用，为新闻业运作提供生动细节。与此同时，感官视角还挑战了以往表征中心和媒介中心的研究路径，关注人与媒介技术之间情境化的互动关系，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打破了媒介与用户二元对立的模式，与当前数字新闻学研究可供性路径所倡导的关系型、过程性、网络性的研究思路形成呼应。另外，感官视角还能使研究对象以更丰富的、更具想象力的方式表达其参与新闻实践的感受和体验，研究者也能够以具开放性、参与性、包容性和实验性的方法开展研究。所有这些，都为当前的具身传播、沉浸传播等提供了更具体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黄雅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32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7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往期精彩回顾

编辑: 徐秋染  刘钰翘（实习生）

校对: 李韵奕 

  审核: 段吉平   

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资助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微信号｜ixinwenjie

唯一投稿渠道｜www.ixinwenjie.com

欢迎订阅2023年度《新闻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