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是近年文学编年史中涌现的新成果，它设置“梗概”与“按”并置的体例，保证了编年史的工具性和文学本位，而其中所呈现的著者长期以来在编年与史论两方面相互推进的深耕、积累对其文学编年史书写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启发和示范意义。本文同时就编年史的著录标准、接受史料及索引问题，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关键词】长篇小说 编年史 工具性 文学本位
学术“预流”的话头，源自1930年陈寅恪《敦煌劫馀录序》，是对20世纪初兴起的敦煌学所做的评价，在此后的学术史研究中常被引用，代指那些可得预时代学术新潮流者。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可称“预流”者，似乎当属编年史书写。不论是得预时代学术“新潮流”的代指，还是“预流”本身所要求的新材料与新问题，编年史书写都堪当此名。一方面，“编年”作为历史书写的一种体例，自古以来与“纪传”颉颃，然而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来看，编年堪称新潮流。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现代文学史书写基本采用纪传体线性叙述，形成“以论带史”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重写文学史”观念下问世的一大批现代文学史论著，尽管研究视野呈现多样化，但在某一文学观念主导下的重写，仍无法避免新的遮蔽。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以来文学编年史作为一种注重史料、追求客观、强调丰富的文学史书写类型，成为“新潮流”。另一方面，文学编年以较为全面的史料钩稽为基础，相对于某种史观主导下选择、裁汰史料而构建出的文学史线性叙述，文学编年呈现出块面性叙事，通过此前文学史书写中被遮蔽的材料，来尽可能呈现文学史的完整性与丰富性。而文学编年并非意味着无节制、无选择地扩张材料，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寓诸其间。这一“反遮蔽”的书写过程，与其说是在填充史料，不如说是用这些史料带出新问题与新视野，故将文学编年称为当下学术之“预流”，是因为其具备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前提与内核。[1]近20年出现了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而近期由武汉出版社推出的四川大学陈思广教授所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上中下三卷，以下简称《编年史》），无疑是一部体现编年“预流”的厚重之作。著者深耕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领域长达20余年，这部《编年史》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增补修订丰富完善的过程：由最初一份长篇小说目录（2000年），编撰成受到好评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编年》）；其后继续增补史料，扩充并完成修订版《编年》（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本世纪第二个10年，著者又在修订版《编年》基础上，利用网络数据库、书肆及拍场，补充了大量过去依靠纸本难以发掘的史料；此外，他还想方设法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拍摄作品初版书影及版权页，最终修成“正果”（“预流”源于佛教“初果”）。《编年》26万余字，著录长篇小说269部，无插图；目前这部《编年史》，130余万字，著录长篇小说356部，插入以初版本封面及版权页为主，包括初版本封底、题词、序言页，初刊本所载报刊封面、正文首页，以及审查报告等相关史料在内的各类图片800余帧，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贡献出这部皇皇巨著。现有文学编年史大体分三类：以时间划分，有通代、断代文学编年史；以文体划分，有诗歌、小说、传记等编年史；还有以思潮或流派划分的编年史，如左翼文学编年史等。这三类并非决然分别，书写时三者可能互渗，故随各种文学编年史的不断出现，新的体例还可能产生。中国传统的编年体例，在今天更多是在历史渊源与治学精神层面发挥作用，已无法满足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书写实际操作与理论上的需求。以文体编年史体例而论，现代长篇小说这种在民国时期新兴的文体，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编年史书写必然采用独特体例，然而这种独特性又并非所谓的“体例创新”，而是适合于每一种文体进行编年的体例特色。所以，陈思广这部《编年史》，是长篇小说文体与编年体例之间相互选择、相互适应的结果。《编年史》在著录的每部长篇小说下设置“梗概”与“按”两部分，可以说，这就是《编年史》因文体特征而产生的体例特色，特别是“梗概”，除长篇小说外，其他文体编年史所涉寥寥，然而对长篇小说史论著而言，极为重要。如著者所说，在1922—1949年出版的现代长篇小说有370部左右，堪称经典者“不足20部”，“有70％左右的作品被各类文学史作品（含专题史作品及相关论文）所提及，但仍有近30％的作品彻底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编年史》，第10页。下同，只注页码。）这个数字除了说明巨细无遗著录现代长篇小说基本史料的必要外，也间接道出目前文学史论著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梗概的介绍及读者接受的有限程度。就一般文学史而言，长篇小说能被介绍梗概并加以评述的仅30余部[2]，虽然会提及100部左右——30余部以外的作品，其梗概介绍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另一方面，就读者接受而言，先不论文学爱好者，即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者，其对现代长篇小说的阅读范围，也普遍在10余部经典作品外加几十部一二流作品之内。为此，笔者特意做了一个抽样调查，选取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两所高校文学院部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师生，请其参照《编年史·作品索引》统计自己累计阅读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数量。受访老师7位，不专事长篇小说研究，年龄段分别为“60后”、“70后”和“80后”，阅读量从“25部左右”到“90部左右”不等，且阅读量与年龄、教龄大致成正比；同时笔者随机抽取两拨学生，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代方向）的3位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8位博士研究生（含当代方向1人），前者阅读量从16部至33部不等，人均22部，后者从8部至26部不等，人均14部。一般估计，中国现代长篇小说阅读量能达到200部左右的，应是专事长篇小说研究的学者。可见对于绝大多数并不专事长篇小说研究的学者而言，陈思广这部有“梗概”的《编年史》，较为适合做他们的工具书或参考资料。长篇小说篇幅长，作品多，即使是选本，也往往对其“敬而远之”。一般并不专事长篇小说的研究者，大概不会为被历史湮没的作品抱憾，然而对长篇小说阅读与了解的局限，势必影响其对文学史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陈思广的《编年史》，以其相对完整的作品搜罗和清晰简劲的介绍与评价，不啻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一部便捷的工具书。“梗概”是《编年史》的“地基”，也是其最为独特的身份标识，而“按”语则是“梗概”之外又一重要部分。《编年史》中的“按”大体分四大类：一是对所著录作品的思想艺术的评价；二是对个别经典作品版本流变的简要说明（书中与“一”合并）；三是对所辑部分批评史料的再批评；四是对一些外围史料的说明与简评。其中第一类占据了绝大部分，该类对作品思想艺术的评价，在体例编排上与“梗概”先后并置于每部长篇小说初版条目之下，形成了关于长篇小说文本信息的“一体两翼”。该书对每部作品思想艺术的评价，不是“功利的”和“狭隘的眼光”，而是回归“长篇小说诗学的角度，以历史的、美学的、人性的、时代的审美眼光”做出的（第10页），故令人信服。应该说，“按”配合着“梗概”，构成了《编年史》的主体部分。但试想，如果《编年史》仅是由356条长篇小说的初版信息条目同下置相关作品的“梗概”与“按”组成，是否还可称为“编年史”？这似乎成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辞典》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鉴赏手册》。比勘《编年史》与作为雏形的《编年》，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梗概”与“按”的有无，著者的导师陈美兰教授在其《〈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序》的末尾提道，“如果说对这部《编年》还有所期待，就是它还缺少了对每部作品的内容简介，这会使还未读过原著的读者对所辑录的评论文字的领会有所影响。我估计陈思广是准备在他正在撰写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这部著作中来满足我们的期待”[3]。可见，《编年史》的“梗概”与“按”语，正是著者对《编年》所做的补益，“只有这样，无论是专业的学者，还是文学爱好者，才能借此了解本书所收录的356部现代长篇小说表现了什么内容，艺术上的得失”（第10页）。或许可以这样说，从《编年》到《编年史》，读者有“阅读期待”，著者有“撰述期待”，而这两种“期待”最终都指向了编年史书写始终牵涉的工具性问题，这也是人们面对编年体例的工具性自觉。因为编年体史书从《左传》到《资治通鉴》，自始至终都是一种阅读传记体史书的辅助材料，“编年体有着与生俱来的工具性”[4]。故而，工具性也应是文学编年史的“本位性”存在，唯其如此，编年体文学史才能作为纪传体文学史的辅助材料发挥作用。因此，倘若《编年史》没有在《编年》的基础上增添“梗概”与“按”，其作为文学编年史的价值定会大打折扣，甚至从编年体的“工具本位”来讲，没有“梗概”与“按”的《编年史》似乎难当“编年”之名。不过，近年随编年史书写的不断升温，也引发了研究者的反思，出现了疏离编年体工具性的倾向。2013年出版的付祥喜所著《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反映出研究者融合编年体与学术研究著作体例的全部命意”，其依据有二：一是历史依据，即“弥补改进编年体的缺陷不足”；二是现实依据，即学术评价体系对史料工作的轻视，进而认为要“把文学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相结合”[5]。如果抛开现行学术评价体系，这种尝试的背后是否本身就存在对史料工具性价值的怀疑、轻视与不自信呢？应该说，付著对此有所体现，即不满于“简陋的‘史料长编’或按照时间编排的‘史料汇编’”的传统编年。[6]故而杨洪承也指其“言辞里对传统编年体和所列参考文献，或称史料长编的成果多有排斥贬义”[7]。其实，编年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都属于“述学”传统，“述”（编年）与“论”（研究）是两种具同等价值的“学术言说方式”，金宏宇就指出，“现代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重理论而轻考据”“当下，有些学术成果凸显‘考论’二字，如付祥喜的《新月派考论》、解志熙的《考文叙事录》等，试图在考证中加入‘论’的成分，从而提升考证的学术价值，其实都是对考证‘述学’价值不自信的表现”[8]。从编年史的书写来看，其中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具有辞书性质，其间的“工具性”也是编年史书写中最为稳定的“基因”，但没有人会质疑一般辞书的工具性价值，甚至这种价值在辞书中占据主要地位。所以，陈思广《编年史》中最有价值的应是其中的“梗概”与“按”语，这两部分的“工具性”决定了《编年史》未来长久的生命力。著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对所有的现代长篇小说一视同仁地做思想艺术上（也包括梗概——笔者按）的介绍”，“不仅是编年体现代长篇小说史文体的需要”，也是包括“专业的学者”与“文学爱好者”在内的“广大读者的需要”。（第10页）此外，“梗概”与“按”在当前学术背景下其实也确保了《编年史》的“文学本位”。新近面世的《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新”在何处？钱理群这样说：“新”就新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按，引者省略，下同）这些年学术界一直盛行“大文学史”的研究，关注和强调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密切关系，这样的研究确实扩大了研究视野，自有重要的意义……但走到极端，就会出问题……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但我们的研究却越来越远离常识，远离文学，远离文学语言与形式，什么都有，就缺了“文学味儿”。[9]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思广《编年史》在新世纪以来的编年史书写中堪称“新编年史”，其“新”在“作品中心”与“文学本位”。不论著者是否有意识，这种由长篇小说文体特征决定的编年史书写体例，在当前学术背景下实际具有反拨的效果。2013年出版的三部编年史，已经体现出“大文学史”倾向：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这似乎正是其如今用“新编”来反思的对象；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将大量的篇幅花在‘文学周边’的一些事件或者活动上”，成了“中国诗歌的生态史”；[10]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本来对作家作品有简介与评价，但整部书其他方面的史料过于饱满丰盈，对作家作品的本位性有湮没之嫌。人物、情节是长篇小说文学性的载体，这只能通过大篇幅的梗概来呈现，而相应的对作品艺术思想的评价则借助按语来完成，这就决定了《编年史》首先是也主要是作品的编年史。对于作为一部现代长篇小说“家谱”的《编年史》而言，“梗概”与“按”就是其最基础的内容，而夯实这些内容，才能回归文学史（包括文学编年史）的“文学本位”。纪传与编年两种文学史原本有本质的不同，但在更大的视野中，与编年史形成参照的，并非同类的编年著述，而是异质性的纪传史。就体例而言，最初编年史是作为纪传史的辅助材料出现的，但作为方法，编年史与纪传史应是相辅相成、互为背景的，这才是两种文学史更深层的主体性的体现。倘说“文学编年史事实上是文学史研究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与需要，是将文学向纵深化、情景化、完整化的角度延伸”[11]，那么也可以说文学编年史因为其材料的增补与视景的扩展，又从根本上进一步推进了文学史研究（包括纪传史书写）。编年史增补的材料对纪传史书写有导向作用，而书写者据某一观念对材料的再遴选与再解读，可能会出现完全溢出编年史书写构架的研究结果。故而，诚如刘勇所说，“没有一个现成的说法，是应该先有文学史，还是先有编年史”“先后不重要，重要的是二者有一种内在的、深刻的互动关系”[11]。陈思广《编年史》的书写，体现了编年与史论之间的互动。著者长期积累的现代长篇小说史各种专题研究，在《编年史》中得到多方呈现，而史论方面对新问题的求索，则往往源自对《编年史》所需新材料的搜求。通过书写编年史收集新材料，再从新材料导向对新问题的研究，最终将这些问题以材料的方式在编年史中铺排，而编年史全景化、细节化的展现，又为史论研究带来新的可能，特别是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从新材料到新问题的启发。这才是编年史形成的有机过程，编年史的书写应在编年与史论交织的二维空间完成，而非就编年而编年。所以，一部编年史，是否有鲜明的书写者主体性与学术价值，并不在于表面上对材料的铺排、穿插，而在于能否从书写中体现史论研究的积累。具体到陈著《编年史》，其编年与史论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阶段论与区域论。近20年来，随着著者对现代长篇小说文本的收集，在基本材料趋于完善的情况下，其对现代长篇小说发展的认识也逐渐清晰化，先后发表了关于“五四”时期、“1930—1937”、“1938—1949”等阶段论，以及华北沦陷区、东北沦陷区、延安解放区等区域论。这些史论成果被著者合为《导论》，作为《编年史》的副文本呈现。但之所以能对现代长篇小说的“版图”做全景化展示，全赖著者对每一部作品文本的阅读、把握及艺术思想评价，由此可见，编年与史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二是抗战题材论。著者对现代长篇小说的编年截至1949年，但从其相关史论看，他对整个20世纪的长篇小说有普遍关注，其中一以贯之的切入点是战争题材。这反映在20世纪前半期就是对抗战题材作品的考察，他先后发表有关李辉英、吴组缃、黄震遐、崔万秋、田涛、路翎、程造之、艾芜等人的抗战小说论，另有多篇抗战小说综论。基于史论的成果，题材的意义在编年史中会被多角度呈现，而编年史书写对史论材料又会进行再批评。三是经典与边缘并置，以及传播接受史论。著者对现代长篇小说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是在经典与边缘的二维视野下展开的。就经典论而言，他的研究涉及《苔莉》《子夜》《蚀》《棘心》《倪焕之》《家》《寒夜》《女兵自传》《骆驼祥子》《死水微澜》《呼兰河传》《淘金记》《围城》等10余部经典作品，而著者近20年来对经典作品的研究，则主要着力于接受史论，展现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在讨论经典的同时，著者也启动了对边缘作家的研究，涉及作家数十位。经典与边缘的并置，使《编年史》并未给读者一种失衡的感觉，即过于着力于经典，而忽视了边缘。虽然对绝大部分边缘作家作品的研究并未以史论的方式展开，而是直接呈现在了编年史书写中，但仍可看到著者在边缘作家史论上的储备。毕竟编年史所处理的大部分作品都属于边缘，甚至可以说，《编年史》的“中心”就是“边缘”，故而确立边缘意识并进行相关史论研究，是对编年史书写的最大保障；除了极少部分边缘作品只有梗概与艺术思想的评价外，其余作品都尽可能做到了对接受史料的展示。此外，编年与史论互动的还有装帧论，《编年史》以插图进行呈现。装帧论进一步深化了经典作品及其接受史的研究，但插图毕竟表达效果有限，只能借助《编年史》的相关副文本将这种互动进行连接。至于《编年史》在发生学、史料学及批评史上的价值，著者本人及此前《编年》的相关书评都有揭橥，兹不赘述。一部好的编年史，是以编年史料促进史论，再将史论多维度呈现于编年，在一种滚动推进的长期过程中完成。目前的文学编年史书写，一种是集体项目，另一种是个人劳作，前者资金充足、人多力大，可在较短时间完成，然而编撰人员各自分工，编年史内部往往无法很好地统一，加上编撰者若非相关领域有专长，编年史在基本史料方面则往往多有纰漏[12]，这便直接影响到编年史“工具性”的根基，遑论编年与史论互动下的学术个性了。相对而言，后一种由个人完成的编年史，存在的问题相对较少，这缘于书写者长期深耕于该领域，在编年史书写之外，同时进行着基本史料与史论的研究，最终成果既具备可靠的“工具性”，又兼顾学术个性的表达。比如此前出版的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即为此类；而这部陈著《编年史》，其背后编年与史论互动的思路体现得更为清晰，不啻个人书写编年史的成功范例。一是作品著录的标准。《编年史》著者标准之一是章回小说不收，这尚可斟酌。《编年史》书名中的“现代”，不应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意义概念。所谓“现代长篇小说”，即以现代语言形式表达现代体验与现代意识的长篇小说，故从语言形式上区分，即是否章回，有一定道理，但似还应有另外的内在标准。不收章回小说，张恨水的绝大部分小说就被排除在外了，但他个别并非章回体的小说如《虎贲万岁》又被收录，而该篇与张氏其他章回体小说在审美性上果真泾渭分明吗？以章回与否为标准稍显简单，不如以通俗与现代进行考量。当然，这仍然会有新的困难。二是传播接受的史料问题。传播接受是《编年史》的一个重要视野，这便涉及史料的爬罗剔抉。一般而言，经典作品的接受史料包括两种：一种可谓之经典接受史料，即在该作品经典地位构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批评史料，这类史料一般出自专业人士与文坛内部，容易做到详尽收集；另一种则可称之为一般接受史料，出自社会各阶层非专业读者的印象式、大众化评价，散见于各种报刊，良莠不齐。考察一部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两种史料都需要，但一般接受史料在数量占比上具有绝对优势，目前即便有各种数据库支持，在海量的民国报刊中也不可能做到详尽占有，这便涉及选择，哪些应该呈现，哪些不具有代表性或呈现价值，均需仔细考量。《编年史》体现出著者对两种史料的呈现意识，体现了对文学传播的重视；然而一般史料的选择，似可更慎重一些，如辑自《新疆日报》的关于巴金《家》的两条一般性史料，内容相近，似无必要。三是编年索引的制作问题。著者在《编年史》中制作了《作品索引》，这大大方便了读者阅读与使用，体现了编年史的工具性。但对于这样一部优秀的编年史著作，一份索引显然无法最大限度实现其价值，可制作多份索引，构建一个《编年史》阅读的立体空间。《作品索引》完整呈现了每部长篇小说的发生、初刊、初版及传播接受全过程，若再加一份《人名索引》，就可呈现作者与批评者的阅读线索。没有《人名索引》，从作家、批评家角度查阅书中资料颇为不便。而在《作品索引》与《人名索引》之外，若能再制作一份《报刊索引》，则又能从出版角度，呈现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与批评。编年史的工具性，其实已决定了索引制作的必要，而索引的丰富与全面，决定了其工具性的完美程度。不过，瑕不掩瑜，陈思广先生这部《编年史》所具有的工具性、文学本位，以及编年史书写的范式作用，已将其独特的贡献和价值呈现于世，相信其未来的修订本将更趋完美。
注释：
[1]陈峰.陈寅恪“预流”说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2]以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进行统计。
[3]陈美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序[J].长江学术,2011(2).
[4]顾玲玲,李军辉.新世纪文学编年史书写的价值与意义[J].中州学刊,2021(11).
[5]付祥喜.“编年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兼答杨洪承教授[J].文艺研究,2014(10).
[6]付祥喜.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7.
[7]杨洪承.“新编年体”在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徘徊——评付祥喜《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J].文艺研究,2014(5).
[8]金宏宇.考证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
[9]钱理群.《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前言、后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1).
[10]刘勇,李怡.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构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11]刘勇.关于文学编年史现象的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7).
[12]如冯仰操《〈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第一卷（1895—1905）〉指谬》（《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郑鹏飞《〈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第九卷〉的瑕疵与补订》（《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1期）等文所指出的刘勇、李怡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中的问题，特别是冯文指出《第一卷》“缺乏可靠的史实”，这对于编年史而言几乎是致命硬伤。
[基金资助：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规划项目“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与文献整理研究（1900—1949）”（19YJA75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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