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格尔著，先刚译
人民出版社，2019
【导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其哲学体系得以被把握的基础和内核。逻辑学—形而上学纯然是思维对自身的思维，所述谓的纯是逻辑的质，是以纯概念之辩证运动的整体展开来解决思有（Thinking & Being）分裂问题。黑格尔以其彻底化的理性主义和整体主义立场完成了“理性”（Vernunft）思维对“知性”（Verstand）思维的扬弃（Aufheben）之旅，其逻辑学的科学精神就灌注在对“开端”（der Anfang）问题的追索之中。【关键词】知性 理性 《逻辑学》 开端长久以来，对黑格尔哲思体系的理解也好，误读也罢，似乎都与他的独特的逻辑学思想有着更深程度的牵连。若要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合法阐释者，不论所欲阐释的是某一部门哲学抑或作为整体的思议系统，都须牢牢建基于对其逻辑科学之本质与隐在观念的把握之上。黑格尔着意于重新为哲学科学奠基的事业，反思纯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方法指导的致思路径，给人类历史的整全存在以一种真正合乎“理性”的说法；所谓以“理性”扬弃“知性”，或者说以“辩证逻辑”来收容“知性逻辑”，指示着黑格尔所肯定的“理性”与其所批判的“知性”之间并非舍此取彼的关系，而是内在的摄取和辩证的扬弃。对逻辑科学之“开端”进行哲学诠释学的解析，不仅有助于直面黑格尔哲学理论之整体，而且能够为当下新型交叉学科（如“人工智能哲学”等）的发展提供借镜价值。波普尔笔下的黑格尔是普鲁士威权利诱下的“国师”，是远承柏拉图而后启现代极权主义形式的代表；黑格尔其论则是由一系列夸张神秘的隐语与谵语所拼凑成的致幻之说，辩证法不过是“用不着半点的科学训练和知识”的“取代了‘贫乏的形式逻辑’的神秘方法”。[1]62在这种典型误判下，黑格尔哲学整体被不恰当地把握为为其君主专制的辩护人身份提供解释的专门学说。事实上，据董特（Jacques d’Hondt）和平卡德（Terry Pinkard）等人的传记研究，波普尔式的黑格尔刻板形象是有待商榷的。若一定要像波普尔那样将黑格尔钉在专制理论先行者的耻辱柱上，前提也应是做出此种判断的主体能够以一种以黑解黑的视角对黑格尔哲学之整体性（Ganzheitsdenken）面貌与根本特征持有整全性的理解。本文既以黑格尔《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之“开端”为所思对象，为何要先行驳斥波普尔式的“国师”说？当读者认定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所探讨的对象是某一现存着的国家殊相或统治秩序，由此坐实他巧借“伦理的和法律的实证主义”来播撒“一种强权即公理的理论”的罪名[1]81，这就已经违背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根本方法，是以阉割式的释读办法来置换哲学释义学原则的负面结果。按照这种路数，阐释者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等区域哲学的恰当论述似乎都可以跳脱作为“思辨哲学”之核心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而随意言说；但问题在于，悬隔了一种哲学系统的核心要旨的“解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它的思想真味？如果我们醉心于部门哲学的周遭景致，而不去敲响那个使得这些部门哲学能够被恰当理解的拱心石，那么所有努力与黑格尔哲学所要传达的本意之间就是不对等的关系。由于黑格尔哲学的特殊性，《逻辑学》的殊胜之处还不仅体现在对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范畴论所做的系统且细致的推进，更在于处理概念范畴的根本观念，即黑格尔自成一格的系统观和范畴观。如伽达默尔所言：“《逻辑学》不仅是黑格尔朝着构造哲学科学体系的方向所迈出的第一步……而且也是这个体系的第一部分和它的基础。”“我希望对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观念的理解能够为认真对待我们目前的哲学兴趣所追问的问题指示方向。”[2]伽达默尔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名也从侧面印证，黑格尔作为“绝对的观念论者”关心的不是作为知识的知识本身，而是“知识之树的根基”。[3]为了从多重向度演绎出“绝对”/“绝对精神”达成自我认识的自我圆成的过程，他以逻辑化的形而上学（logico-metaphysics）为支点，达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和知性思维方式的扬弃之旅。《逻辑学》文本作为绝对观念论得以建成的“结构性纲要”[4]，旨在提供一种作为活态结构的概念理论，这种致力于求索纯粹思维层面“元知识”的高维科学[5]，除却作为“思”（思维）“有”（存在）同一的总体性得以被理解的根据与基础之外，别无他求。 在黑格尔看来，逻辑学这门科学应当与表现为“与概念无关的计算”[6]30的传统逻辑格式划清界限。因为“所谓的规则和规律的演绎，尤其是推论的演绎，比起用手指测量长短不同的木棍，然后按照它们的长度来分类并且捆扎的做法，好不了多少，比起小孩在从众多剪碎的图片里挑出合适的部分而重新拼图的游戏，也好不了多少”[6]30-31。可知经典逻辑推演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被划为机械的、外在的、不涉精神的东西，不妨称之为“逻辑的枯骨”，它始终盘旋在有限知性思维中而无法踏入科学的领地。需要注意的是，对形式逻辑的不满也并非直到黑格尔这里才得以凸显。如他在“导论”部分所说，“诚然，批判哲学已经把形而上学改造为逻辑”[6]29，可见黑格尔已经领会了康德哲学中不同于传统逻辑思想的质素，否则他不会抛出此种断语。 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区分了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并将形式逻辑定性为普遍逻辑。在B78部分讲道：“一种普遍的，但又纯粹的逻辑只与先天的原则打交道，它是知性的法规，亦是理性的法规，但只是就其运用的形式因素而言，内容则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是经验性的还是先验的）。”[7]84普遍的形式逻辑并不关心内容或质料，亦未涉及或回应知识起源即思想的先天来源问题，因此康德对之感到不满。按黑格尔的领会，康德的这番考察已经将质料与形式、对象与思维的差别从以往晦暗不明的状态拔升至相对明朗的境地。但问题是，康德既已令质料与形式“双方各自割据一个层面”[6]23，这种明晃晃的划分就意味着，当思维去接受质料时，它与对象之间的关联仍然越不出思维自身，无法真正及物，自在之物与思维本身互为彼此的他者。究极而言，这种从事抽离和割裂工作的所谓“知性”正是造成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分裂的始作俑者。总之，在黑格尔看来，将逻辑形式置于一边同时另寻一种实体性本质的成见，是使得逻辑学止步不前的根由。康德尽管在批驳旧形式逻辑的意义上值得称道，但他的解决之径说到底还是一种颇具修正性质的斯宾诺莎主义，二分化所导致的人类对自身的撕裂问题仍未退场。黑格尔的逻辑科学说到底是要证明，近代哲学也好，现代世界也罢，它们在我们面前铺陈开的各种意义上的二分化领域实际上是根本同一的。其独特方式既非雅各比（一译耶可比）“信仰的跳跃”（实为“一种内心的直观”[8]）或谢林“智性直观”所提议的非概念性的方案，亦非笛卡尔—康德一脉远离生活世界的先验论思路。前者对思维与对象的不加区分和后者的完全区隔在黑格尔看来都是不当的基础主义理念。他认为既往形形色色的作为第一原则或绝对设定的“开端”其实错置了方向，真正无预设的哲学科学所需要的是使得“哲学系统”成为融贯一致的整体、一种圆圈（Kreis）意象的“开端”。否则还是容易滑向独断论，或者陷入怀疑主义的泥潭。因此黑格尔紧接着就“科学必须以什么作为开端”这一问题展开了详尽的论述，精到之处不仅在于他试图为这项“全新的事业”觅定真正科学的、理性的开端，更在于将哲学的“开端”视作必须重新解析的概念，分析其背后最根本的问题——如何为哲学科学奠基，才能解开发生在传统哲学中的理论困局。如其所言：“科学的开端本身就具有崇高的价值，同时也是一种真正的认识的条件；这个开端就是概念，以及概念的全部环节，即思维规定。”[6]15但他一再强调“思维规定”并非知性思维所认为的那样是服务或受制于我们的，“思维规定”或者说纯粹的概念，“它既是对象的至深内核和单纯命脉，也是主观思维的至深内核和单纯命脉”[6]15。简言之，思维与对象终究是在事物的概念中达致同一的。 在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中，通常被知性称作同一律和矛盾律的这类形式规定不是使得整个范畴系统活泛起来的动力。我们知道，一切有限形式的基本规定是同一律（A=A），黑格尔不会否认这一前提；但他又立刻指出，当我们讲A≠非A（同一，不矛盾）时，传统逻辑法则无力解释由前项的A到后项的A（非A实质也是A）这一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前后项之间的内在关系究竟如何也是未被揭示出的。黑格尔指出，内在于同一律（不矛盾律）之中的否定性才是使得同一性成立的基本规定，但知性思维仅触及各种规定的表象层面，遮蔽了规定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如果仅仅把“鼠标是鼠标”“吐司是吐司”等作为形式断言来看的话，它们在意义上恰恰是全然空无的，这只是人为造成的、抽掉了事物生命的、作为“零”的（伪）同一性，就像发出了一个个毫无意义的声音。唯当我们将A=A与A≠非A皆纳入考虑的时候，亦即将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予以整全的思量，才能理解同一性的本质（否则只是黑夜见牛）。可知黑格尔对传统知性的态度不是以理性吞噬之，知性与理性绝非彼此对立，并且知性所应从事的规定与推论本就是理性思维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知性的形式规定仅涉及认识的正确性，与之挂钩的是凝滞的“固定性”（fixity）而非思想所需的“流动性”（fluidity）[9]，唯有辩证逻辑的本性（肯定与否定的辩证同一）才能振荡在精神内部，非如此不可“让精神在它们之内提升到自由和真理”[6]15。在逻辑科学中，逻辑的内容即逻辑的形式；形式与内容彼此转化、内在同一的逻辑不是静态的句法形式的逻辑，而是唯有基于此，人类的存在经验、知识经验才能被自身理会为一种整全的、不断变动着的结构总体。因此，当后世分析哲学家们将黑格尔的逻辑视作无关实在的形式命题时，应是未能意识到“概念”并非弗雷格（Friedrich L.G.Frege）所谓的形式真理（自在的真理），而是自在且自为的真理。“自在”（Being in itself）不必说，“自为”（Being for itself）意在强调真理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单方面认识而成其为真理的，我们不是局外人或宰制者，人类经验的历史本身就蕴含在真理之为总体的建构性过程当中。这正是黑格尔的历史理性观，逻辑与历史的彼此统一在他的哲学系统中得到了自洽的诠释。在这种理性观的统摄下，为何数理逻辑所一贯标榜的那种严密性在黑格尔看来全无资格作为科学的开端呢？因为数理逻辑仰仗的是仅剩抽象的完满呈现，它的命题陈述方式仅禀有一种纯粹知性的诉求，“在发展过程的任何一个层次上，每一个思维规定和反思都是直接出现的，都是从之前的层次过渡到现在的层次”[6]18。这种呆板的精确性追求对于逻辑学所要给出说明的作为全体的真理而言是无力的。恰是这种看似密不透风的表述才极容易将偶在性的表象与无规则的思维杂糅进自身，所谓“近在咫尺的反思和臆想”[6]18既不易为知性思维所察觉或承认，它本身的贫乏性又担负不起哲学体系所要求的思想的内在柔韧度和无限伸缩性。逻辑科学不可能也无须像数学那样追逐完美的自明性（self-evidence），但这一根本歧异恰恰是表征逻辑学比数学更加高维的关键；也不可能将自身建基于此种数学意义上的确定性，因为这种开端是非逻辑的立场。而逻辑学所要达到的那种“真理的确定性”能够与对象保持同一并且消弭了主观性的种种预设与取舍，这就要求开端应当“始终是处于它的科学之内”[6]47。“始终处于……之内”指示着开端不是被任何人在先设定的，不是任何外在的、有待于主观臆断或想象的提法，更深刻地呼应着黑格尔哲学（科学）“圆圈”式的、自我衔接的意象。那么，当抛却了一切粘连着主观思维的要素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呢？黑格尔说，“仅仅去接纳当下呈现出来的东西”，而此“当下呈现出来的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直接性”。[6]47因而《逻辑学》文本的实际开端是这样的：“存在，纯粹的存在——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规定。”[6]61科学的开端作为一个直接的、绝对的东西，它本身不具有任何根据、内容、规定或差异性，但恰是这样一个最直接的东西本身“具有抽象普遍性的意义和形式”[10]533。 从常识或知性思维来看，黑格尔这种表述几乎是不可捉摸的。其实“直接性”指的是思维的直接性，也就是“超感性的、内在的直观”，而非我们常识意义上可以随时把捉得到的感性的、针对表象的直接性；如果没有这种最为基本的意义规定或者思维的直接性，我们也就无法开展经验世界的一切活动。“开端的直接的东西在它本身那里，就必定是有缺憾的，并且赋有引自身向前进的冲动。”[10]535如何理解此处的“有缺憾”（Mangelhafttigkeit）呢？首先，“有缺憾”是因为开端作为开端尚未得到展开“开端的直接性（Unmittelbares）必须被间接性（Mittelbares）所中介”，在这最初的阶段，概念要实在化自身的要求尚未得到满足；形式与质料也不是彼此区分的（维持着表面的统一），质料作为规定性仅是形式的规定性，但唯其如此，逻辑学才得以开始。其次，“有缺憾”还意味着“纯粹存在”的这种无条件性和无预设性实际上并非全无条件或全无预设，是由于我们必须仅仅片面地将“纯粹存在”视作单纯直接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要考察思维本身”的“决心”[6]48），权且不去考虑那些预设或中介性的东西；而逻辑科学的系统整体作为一个自我推进、自我中介、自我返归的“圆圈”所要求的开端必须是始终内在的系统之基础，恰是这做不到无预设的开端才能将黑格尔融贯论（区别于符合论真理观）的哲学科学予以展开。关键在于，“对黑格尔而言，无预设性并不指涉任何概念、判断或哲学起点，而只能描述系统作为完满的整体”[11]。就思维自身的“开端”而言，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存在”，而“存在”又尚未流连于任何的实质性内容，因而说到底也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开端本身的表象”[6]51。既然是纯粹的表象，无须推论，它也是“无”。关于“无”，不妨先动用主观思维来解释，设想有一颗草莓和没有一颗草莓的情况，当我们这样想象的时候就发生了主观上区分有和无的思考行为。就此而言，对于“无”的思考在这里就被赋予了实在的意义；再抛开作为“内容”的草莓，这不涉实质内容的思维活动本身也就是“无”，如此“无”也恰是纯粹的表象，即“存在”。“存在”和“无”是彼此规定的、内在同一的，如此黑格尔就在第一个范畴的单元里由第一个范畴“存在”（Sein）过渡至第二个范畴“无”（Nichts），并且这种范畴的过渡并不是在命题或判断的意义上实现的，而是范畴或概念自身的张力运动所引出并充分展开的（较诸人为预设与外在规定），这正是黑格尔逻辑学异于传统逻辑理念的独到之处。“无”不是静态、空无、绝对的无，而是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否定性而言，是“无”的思想，因而纯粹是无事实规定的、无现实负累的“无”（“非”/“不”）本身。 或许，知性思维宰制下的人们更容易相信存在与无的对立性差别——存在是对无的绝对否定，无是对存在的绝对否定。黑格尔却表示，即使顺着这个知性的思路来考察，那种只看到差异性而看不到同一性的执念也无法给自己的臆断以科学的证明，哪怕是知性最惯用的下定义策略也是爱莫能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愿意将“存在”想象为光明敞亮的清晰性，把“无”领会为与光明背道而驰的纯粹黑暗，似乎存在与无之间除了差异性还是差异性。事实上，若要看得见区分，辨得出东西，一定是在光明与黑暗彼此界定、向着对方运动的过程中，说到底，光明与黑暗如果少了对方给予的规定性，其实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它们本就是彼此的另一个向度。同理，“纯粹存在”与“无”作为逻辑范畴已是直接地互为彼此——作为统一体的开端因而是活动的、坚实的、合乎逻辑的。[12]逻辑上推进一步，存在和无的统一体即黑格尔所谓的“转变”（Werden）。按照《逻辑学》文本，“转变”属于第三个范畴，但若依照思维自己（反思）的意义来看，“转变”又是第一个范畴，即作为货真价实的“开端”（作为大全的第一个独立意义上的结构）来看，尽管在表述上仍不妨由“存在”来做开端者。就纯粹存在或无来说，就它们直观上已经是彼此的过渡来说，它们仍是最抽象的概念，这里面的过渡还不是关系形态。这两个环节本身是无法各自为营的，当且仅当它们作为“转变”才有真理性，因此“转变”是存在和无的差异性中的同一性。换言之，存在和无这两个范畴或环节实际上是来源于“转变”的抽象，也只有在“转变”这第一个有机结构中才能得到它们的规定性。同样要强调的是，“转变”也不是源自任何外力的物理性运动，而是属于开端自身的辩证发展（不是机械的循环往复），所关涉的其实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可理解性及其运动势态的真相。至此可以总结道，“开端是全部黑格尔哲学的缩影、细胞、雏形、模板和基本公式，也是他的方法（辩证法）的原型构架”[13]。“开端”的特殊性足以映射出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乃至整个哲学体系的特殊性，“原型构架”的精巧程度也预示了逻辑科学观的生命延展度。如今我们既可以将之接受为纯粹的认知逻辑思想，也不妨重启它的存在论承诺和直面思维本身的“决心”，让生命理性与学科理性再度汇入同一条河流。 注释：
[1][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M].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德]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M].张志伟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103.
[3][法]敦德.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M].栾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85.
[4]张汝伦.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研究——以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为例[J].德国观念论，2019(1):5.
[5]徐英瑾.黑格尔“逻辑学”对人工智能的启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29.
[6][德]黑格尔.逻辑学Ⅰ[M].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7][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刘增雄.从黑格尔对耶可比之直接知识说论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一致性原则[J].鹅湖月刊，1988(4):20.
[9]Michael Inwood.A Hegel Dictionar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17:242.
[10][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刘创馥.黑格尔新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94.
[12]既然“存在”与“无”是具有本质同一性的（对立即统一），黑格尔为何不以“无”作为思维进程的开端者呢？简言之，考虑到古代哲学尤其是经典的巴门尼德意义上的纯粹的“无”或决然的“无”实际上是将“有”/“是”/“存在”完全搁置了起来，且种种本原学说都不外乎给定一个作为终极根据的不动者，它不能够自行发展出任何与自己的开端同一的结果和目标，故此不能作为开端。
[13]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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