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锋：病毒与全球化— 一种自然史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考察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流行，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正在经历一场大危机。对“病毒与全球化”做一番深入考察，从学理上为未来的全球化探寻可能的道路，是当下迫切的思想命题。问题之广大决定了这种考察殊为不易，它必定是一个跨学科、多视角、多维度的讨论。当前的讨论多围绕疫情本身，这无疑也是必要的。可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拉开一个尽可能宽广而长远的视角。本文试图在一种自然史的视野下，对“病毒与全球化”做一番历史哲学的考察。
一、瘟疫与全球化的历史
事实上，大流行病或曰瘟疫是与文明史相伴相生的。从西方视角来看的世界历史以不同的清晰程度铭记着四大瘟疫，这四次瘟疫都是跨越大洲的全球化故事，都对历史产生了转折性影响。公元前5世纪持续了三年之久的雅典瘟疫，令雅典政治的灵魂人物伯利克里遭受近乎灭门之灾，他自己在忍受巨大的苦难之后也和许多雅典公民一样丧命于斯。这次瘟疫重创了雅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和雅典帝国的瓦解。后世史学家进而根据相关记载勾勒了传播的路线:“它最初开始于埃塞俄比亚，接着传入埃及和利比亚，并蔓延到波斯治下亚洲的相当一部分区域。此前16年，类似的灾难已经出现在罗马及意大利各地……最后，瘟疫传入了雅典。”显然，这是一次弥漫地中海、跨越三大洲的世界性瘟疫，是古代文明史的一次重大事件。
刻入西方记忆最深处的大瘟疫是14世纪的黑死病。这场世纪灾难让欧洲人口减少1/4，可谓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梦魇。瘟疫的来源有多种说法，现在多认为与蒙古人有关，总之是贯穿欧亚大陆的一场大瘟疫，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故事。这场瘟疫结束了中世纪盛期，开启了一个向现代世界过渡的年代。德语世界著名的文化史学家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甚至把现代的发端设定在1348年，即黑死病开始的年份。“有鉴于这种范式，我们现在大胆提出断言：现代人的观念起始于1348年，即‘黑死病’的年份。”这看似武断，实则颇有洞见，因为黑死病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欧洲的文明心态发生了大变化，以至于后来诸多历史事件都可以追溯到这场瘟疫。其中之一就是哥伦布的远航和新大陆的发现，而这又导致了另一场同样灾难深重却模糊于历史深处的大瘟疫。众所周知，新大陆发现之后，西班牙人征服了美洲，可人们往往不知道，帮助西班牙人取得胜利的并不是他们的火枪，而是他们带去的病毒。1519年，西班牙人试图凭借火枪征服阿兹特克帝国未果，次年，他们身上的天花病毒发动的“生物战”才让阿兹特克帝国遭受灭顶之灾，后来征服了印加帝国的同样是天花病毒。生物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对此做了不少论述。按他的说法，“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雅典瘟疫的确切病因概无可考，黑死病则是一场鼠疫，病因是鼠疫杆菌。而征服美洲的主要是天花病毒，天花是人类凭借自己的力量（即通过“种痘”，疫苗这种对付病毒的主要方法正源于种痘）迄今唯一彻底战胜的病毒。与前两次瘟疫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之前的全球化都只是局部的，是相对于那个时代的世界认知而言的“全球化”，即只能在宽泛意义上说。而随着天花病毒入侵新大陆开始的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因殖民和贸易而不断推进的全球化将人类带向了愈发密切的全球交往，于是在矛盾不可调和时会爆发超过以往规模的世界大战，而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瘟疫就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病死的人远多于战死的人。这一次是参战的美国士兵把流感病毒从美洲带去了欧洲。据研究者说，“大流感在一年内杀死的人比中世纪黑死病在一个世纪内杀死的人还多，24周内的受害者比艾滋病24年内杀死的人还多”。如此凶猛的大流感不但致使许多年轻士兵死亡，而且消磨了战斗士气，一战的草草结束与此实有关联。另一方面，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医学体系和现代医学观念的确立也与此疫大相关联。
二、病毒之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
要理解病毒与文明史和全球化的关系，我们必须进而考察病毒的存在形态。事实上，人类很晚才发现世上有病毒这样一种微生物的存在。现代科学通过放大镜和显微镜从两个方向为我们打开了既超越人类直观又能够实证的存在领域。宏观的宇宙论变革带来的世界观革命，对于现代世界的诞生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不但是科学的、知识的，而且是宗教的、伦理的。相比之下，微观世界的打开对人类日常世界观的冲击要小得多。在世界观层面，影响人类关注微观世界的与其说是微生物学，不如说是量子力学。这一方面大概与物理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典范地位相关，另一方面，无论物质层面的原子，还是天体层面的星球，都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在思考和探索的领域。而微生物世界在被显微镜打开之前，对人类来说远不如天使和魔鬼这样被设想的精神存在来得实在，除了东方的佛道思想中有些玄想之外，微生物世界甚至几乎没有被设想过。不过，人类早在知道微生物世界的存在之前，如在古埃及和古代中国，就已经在利用微生物来酿造和医疗，只是不知道背后的作用机制。1674年，荷兰人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才用显微镜发现细菌，打开了微生物世界的大门。然而，17世纪是经典力学的年代，牛顿接续伽利略开辟的路线独领风骚，相比之下，微生物世界的探索可谓沉寂。直到1898年，荷兰科学家拜耶林克（Martinus Beijerinck）才在探索烟草花叶病中发现了比细菌更微小的病原体，他称之为“有传染性的活液”（contagium vivum fluidum），并进一步命名为“virus”。俄国植物学家伊万诺夫斯基（D.Iwanowski）在1892年已经发现比细菌更微小的病原体才是烟草花叶病的病因，不过拜耶林克为之命名并且拓展了研究，故而国际学界公认拜耶林克是病毒的发现者。另外，严格来说，病毒只是通常比细菌更小，已发现的最大的病毒比最小的细菌要大，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有细胞结构。这个拉丁文大体意为“黏液”，含义并不止于致病的毒液。可拜耶林克在命名的时候无疑着眼于其致病性、毒害性，所以中文译为“病毒”并无不当。然而，后世病毒学家才知道，所谓“病毒”其实无处不在，且数量极多：“科学家利用电子显微镜来计算病毒数量，结果在每毫升海水中共找到2.5亿个病毒颗粒。”不但如此，“病毒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病毒之名就不完全恰当了，甚至是颇有误导性的。病毒之名源于人类中心论的视角，只着眼于为数不多的几种致命性病毒。并且，这些病毒之所以致命，是因为发生了跨物种的迁移，其本身只是一种最为基础的自然存在。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这种存在来说，更恰当的命名或许是“蛋白壳核酸”。至少被称为病毒的这种存在者经常并不致病，我们身上携带着无数病毒，我们生活的环境同样充满了病毒。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病毒该采取的并不是战而胜之的态度，我们也根本无法消灭病毒。另外，病毒究竟算不算生命体也颇成问题。因为它没有细胞结构，没有新陈代谢活动，它的存在仅仅是侵入细胞之后进行复制。所以，从自然史的角度来看，病毒成为人类的大问题，造成重大瘟疫，是与人类从自然中走出而又意图征服自然的存在方式分不开的。像戴蒙德这样的病毒学家们因此把“驯化革命”和农业定居视为人类视角中的病毒故事的开端，而这也是文明史的开端，进而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这个病毒故事的情节愈发扣人心弦。因为病毒对人类成为问题需要两个基本条件：首先要完成跨物种迁移，要从野生动物转移到人身上，进而打开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渠道；其次，要有人群的聚集，当人群达不到一定规模，感染者要么免疫要么致死，病毒虽完成迁移也会自动消亡，因为它仅依赖复制而存在。所以，衡量一种传染病最重要的指标是基本传染数和致死率，过低的致死率当然不足为虑，可过高的致死率也会导致它不能存在太久，即便搭配了高传染性，也得有足够大的人群才能让病毒复制下去。像新冠病毒这样传染性强、致死率“不高不低”的病毒，确实是人类遇到的大麻烦。
但我们不能只从文明史来看这个问题，而且要从自然史来反观文明史本身，才能打开更为开阔也更为公允的视角。如前所述，人类知道病毒的存在仅仅一百多年的历史，可那之前的人类对之并非全无经验，古人同样会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对病菌导致的瘟疫做出解释，并且这种解释仍有其耐人寻味的意义。其中最早也最著名的大概要数古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之盒。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为人盗火的僭越之举，命诸神一同创造了美貌而多才的潘多拉，并赐予宝盒作为嫁妆。可宝盒被打开之后，从中飞出了各式灾难，盒底唯独留下希望。潘多拉之名意为“一切馈赠”，“宙斯称这位少女为‘潘多拉’（Pandora），意思是：奥林匹斯山上的所有神都送了她一件礼物——以五谷为生的人类之祸害”。Pandora是“神的一切赠予”，而Pandemic是“关系到所有人”的大灾难，潘多拉之盒仿佛启示出文明之为技术（盗火）与瘟疫的联姻。这个神话仿佛从自然史角度对文明史做出反思，其思想内涵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今日微生物学研究的印证，其思想深度更令人咋舌。
文明史的开端同时也是人类与病毒故事的开端，进而，文明史才放大了病毒的影响力。新冠病毒之所以掀起滔天巨浪，固然以病毒本身的微生物学特征为基础，决定了它的基础传染性和致死率，可如果不是人群以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方式形成如今这种史无前例的联结，其影响自会两样。即便在今天，病毒在千万人口大城市的发生必定不同于它在非洲某个村落的发生。比如艾滋病，“研究发现它在1959年就成了局部地区的流行病，甚至可能早在1900年就已经感染了人类，但它真正步入流行病的行列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各种交通工具实现全球互联，部落里原本影响有限的病毒就可以被携带到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进而被带向全世界。同样，冠状病毒发生在2003年还是2020年，情形也大不相同。只有从一个社会的交往速度和联结程度来判断，才能恰当评估一种病毒产生的影响力。所以，以复制为存在方式的病毒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并且是一种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又必定是一种历史性存在。要理解作为社会现象的新冠病毒，就必须分析全球化的联结形态。
三、资本与无限：经济全球化
在一则题为“机器时代的前提”的格言中，尼采曾经断言：“还没有人敢从报刊、机器、铁路、电报这些\[机器时代的\]前提中得出其绵延千年的结论。”如果说尼采这句话在百年前还会令人惊诧的话，那么如今这个时代就完全印证了他的洞察。现代技术不仅创造了全新的技术事物，而且通过这些技术事物全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形态、交往方式，甚至改变了社会心理结构和个体的自我认知。换言之，现代技术所制造的不仅是一个个新事物，而且制造了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方式。
现代技术本身在经历着加速发展，而这又带来了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的加速。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互联的时代。专注于探讨当代社会加速问题的德国社会学家罗萨举例说：“若用时间来衡量比如从伦敦到纽约的距离，从船只航行的前工业时代到喷气飞机的时代，空间萎缩到了原本大小的六十分之一，也就是从花费三周变成只需要八小时。”科技进步带来了时空的加速压缩，如今，境内高铁、境外飞机和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的普及进一步将我们压缩到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互联网不仅是囊括全球的信息网络，而且成为全球化的核心隐喻。
对于现代性这样一种加速流动和全球互联最早做出现象描述和理论解释的大约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他用诗性语言做了如是描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马克思在现代性当中看到了赫拉克利特式的“一切皆流”，这注定会消解一切巴门尼德式的“存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经济力量冲破了以往的联结形式，无论自然或传统、神圣或世俗，进而将一切都联结于那单纯的交换和无限的流动本身了。换言之，由资本所驱动的加速流转成了唯一具有稳固性的联结形式，虽然这种联结中的一切就其本身而言都不再稳固。现代性有着一种“不安”本性。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首次宣告了这一发现的话，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系统地阐发了这背后的资本逻辑，从而对现代的不安本性做了详尽的理论解释。这当中的关键在于从“W—G—W”到“G—W—G′”的转变，即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的转变：“为买而卖的过程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为买而卖”从自然需要出发，在本性上是有限的；“为卖而买”则从资本增殖出发，在本性上是无限的。经济活动于是完全脱离了自然的地基，它所满足的不再是有限的自然欲望，而是无限的资本增殖欲望。对于资本增殖（G′）而言，公式中间的商品（W）只是一个手段性的存在，关键在于增殖的数量和速度。物性让位给资本性，于是资本有着一种抽离于任何具体物性的虚无主义本质：一切事物都不因其自身而存在于这个联结当中，而是因其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手段性质。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揭示具有深刻的存在论意义。我们仅仅从亚里士多德式“实体”或海德格尔式“上手状态”都无法真正理解资本逻辑中的事物。热带雨林中的树木何以会被中国的红木家具市场订购（bestellen），这与实体或上手状态都只有非常表面的关系，与资本逻辑才有本质关联。后期海德格尔所谓的“集置”（Gestell）可与马克思的深刻洞察相沟通。
追求投资回报率的资本必定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快地促成经济全球化，这背后有着不竭的动力，因为资本所打开的是一种消弭一切差异和限制的无限性。在这种无限性面前，甚至地球都显得太过有限了。由此不难理解，资本何以会推动技术去不断地尝试逾越人类和大地的有限性。这带来了现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也带来了伴随着现代化过程的种种隐忧。如果缺乏这种历史哲学的眼光，仅仅着眼于“物性”层面，那就无法理解现代人的生存现实，同样也无法理解位于这种现实之中的事物。这其中包括微不可见的病毒。病毒固然是微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存在，可要理解病毒所发生的全球影响，却少不了历史哲学的眼光。
毋庸讳言，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剖析的现实之中。对于这种现实，我们要补充说，经济全球化不仅伴随着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而且带来了风险的全球化。前者是马克思关注的要点，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数据（所谓“资本收入比”）说明马克思的问题和洞见在今天仍然富有现实意义。虽然皮凯蒂一方面强调马克思没有能够用严格的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忽略了“结构性增长”，即“生产率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总和”，以至于和李嘉图一样得出了过于悲观的预言。可他强调：“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在19世纪的影响。”后者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对马克思式现代性诊断的一个重要补充。贝克在1986年写作此书的时候主要着眼于核威胁、生态危机等现实问题，而如今的新冠病毒再次印证了他的风险社会理论。资本的逻辑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可经济全球化也必定带来风险全球化，随着商品和人流一同在世界上加速流动和聚集的还有微不可见的细菌和病毒。
贝克的《风险社会》副标题为“走在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上”。现有中文本将副标题译为“新的现代性之路”，本文为凸显作者原意，根据德文版对副标题做了一种贴合字面的翻译。事实上，他的风险社会理论首先是对现代性后果的一种诊断。贝克用药理学术语形象地说，这种后果起初被包裹在所谓“副作用”之下，以此来获得正当性。可随着风险在一次次危机中的突然显现和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在一次次论辩中的提升，“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的面目”，副作用开始跃居视野的中心。他因此断言：“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性开始进入了一个自我反思的阶段，从“第一现代性”进入了“第二现代性”。而全球化在这个转变中位于枢纽位置。一方面，风险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生态灾难或核泄漏向来无视国界”，经济全球化更进一步将各国的经济和社会捆绑在全球链条当中，“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另一方面，恰恰风险社会促成了世界范围内的联合：“阶级社会可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得到组织，而风险社会催生了客观的‘危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最终只有在世界社会的框架内才能被容纳”。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在1986年提出，当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随即印证了他的理论。此后一系列国际性“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让人们一再关注他的理论。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非典型肺炎疫情暴发等拉开21世纪序幕之后，贝克在访谈中提出了“全球化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全球化扩大了政府的职能”，全球风险使得政府的责任大大增加；可在另一方面，跨国企业日益越出民族国家的控制范围，“全球化又使得政府权力无形之中向上转移到跨国组织当中”。通过风险和全球化问题的关联，贝克看到了我们时代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当经济势力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当环境污染、犯罪、病毒传染等已成为跨国问题，政治却仍然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发挥效力，其结果是政治失去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规范力量，也同样失去了处理各种跨国问题的能力。”贝克的应对方案因此是世界主义的。他在风险社会中看到了走出民族国家、重构世界秩序的政治潜能。在访谈中，他以欧盟为典范提出“跨国国家”（Transnationalstaaten）概念：“跨国国家模式一方面肯定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一方面欲用跨国政治力量转变全球化的无序状态。”他虽然看到了内在于欧盟的结构性问题，可仍然对欧盟寄予厚望。在区域性跨国机制之外，贝克自然还寄希望于各类型的国际组织，他看到了全球共存的现实也呼吁全球合作，以理性应对这种现实。
从这次疫情的全球化实情中，我们一方面看到贝克的诊断极为精准，可在另一方面，不得不说，贝克对全球治理的预期仍然太过乐观。此次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WHO）虽发挥重要作用，可也置身舆论中心，备受争议。欧盟更是呈现一种回退到民族国家的态势，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遭受重大疫情之际，欧盟各国自顾不暇。除了医疗资源上的自保之外，在欧盟处于领导地位的德国一度明确反对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这意味着拒绝平摊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系统风险。这一次风险的暴发不但没有凝聚欧盟，而且进一步撕裂了因为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而已经离心离德的欧盟成员。从贝克的理论本身来看，问题或许在于，风险生产的逻辑未必会自动地导向“焦虑型团结”。风险可能导向团结，也可能加深撕裂。在《风险社会》中，贝克宣称风险生产的逻辑反过来支配了财富生产的逻辑，而这将促使民族国家这种“需求型团结”转变为超越民族国家的“焦虑型团结”：“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归结为：我饿！反之，风险社会所触发的运动可以表述为：我怕！共同的焦虑取代了共同的需求。”问题在于，一方面，在风险没有暴发的日常状态中，财富生产的逻辑仍然起着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在风险暴发的例外状态下，为“共同的焦虑”提供现实庇护（如口罩和呼吸机）的仍然是民族国家。风险的世界性于是没有促进“焦虑型团结”，反而加深了民族国家之间的裂隙。疫情中国家之间的互相指责正说明了这一点。贝克理论的失败提醒我们，从风险社会到全球共同体之间，没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起支配作用。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现实，也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如何能有一只“有形的手”来搭建风险社会所必需的全球共同体？
或许我们还要进一步拓展贝克的“全球化的二律背反”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概念，指出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所遭遇的世界秩序危机。比如在《世界秩序》序言中，基辛格敏锐地观察到了两对“全球化的二律背反”：（1）“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2）“新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方式把世界各地区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使人们从全球视角审视各种事件。然而这种状况却让人无暇思考，使领导人不得不对任何事件都即刻做出反应”。对“病毒与全球化”的考察让我们看到，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去审视全球秩序的构建，是当下的重要思想命题。
四、全球化的未来
因全球加速互联而在世界范围内暴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又迫使全球流动按下了暂停键。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强行隔离、停止流动是扑灭病毒大火的不二法门。于是，在关于疫情的讨论尚未结束之前，我们已经要开始讨论全球化了。疫情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是空前的，而所有这些危机都将指向全球化本身的危机。流动是资本的生命，全球暂停流动带来的经济损失是无可估量的，其他方面的危机也将接踵而至。4月3日，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他的危机感主要聚焦于疫情过后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危机。总之，这次疫情给我们这一代人迄今熟知的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未来的世界将会以何种方式相互联结？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大问题。
无疑，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退出全球联结，现代人即便在如此灾难之后也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回退来获得安全。如皮凯蒂所言：“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本身并没有错，闭关自守从未带来繁荣。”可那种单方面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注定成为过去。事实上，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经济领域的种种失衡已经在过去几年引发了全球范围的保守主义转向。而新冠病毒进一步将风险全球化摆在人类面前，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全球化的另一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风险全球化一方面给片面的全球化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又在提醒我们，只有全球范围的通力合作，才能真正面对当下的全球性挑战。如贝克所言：“鉴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跨国性，巴伐利亚森林中某片草叶的生命，最终有赖于国际协定的制定和维护。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当我们说，病毒不只是一种自然存在，并且因其独特的自然存在方式而注定了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只有理解全球化才能理解病毒何以造成如此效应，同样，我们也只有理解了病毒，才能在更全面的意义上理解全球化。和生态危机一样，新冠病毒大流行在重申风险社会的世界性。2020年3月20日发表于《金融时报》的题为《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的文章中，《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开宗明义地说：“人类现在正面临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他和基辛格都意识到这次疫情对全球秩序和全球化本身的冲击，他们也都强调，只有全球合作才能应对这次危机。如基辛格在4月3日的文章中所言：“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美国，能够通过单纯的国家努力战胜这种病毒。”基辛格这句话适用于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何种全球化。如果说正在消逝的那一段全球化总体上是过于乐观的，甚至是单纯朴素、天真烂漫的，那么接下来的全球化将是反思的、多元的和更为审慎的。一方面，随着风险意识的增强，未来的全球化不仅要求经济上的互利，而且更要求风险上的共同承担。全球秩序也意味着全球责任。只有能够提供相应的风险承担机制和公共服务的国家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意识到，与系统风险相关的农业和基础制造业是不能完全任由全球分工的，否则一旦发生危机，就会不可收拾。产业结构的全球布局将有大的调整，相关领域的保护主义或许难以避免，可这或许也是通往更健康的全球化的必要步骤。在《风险社会》中，贝克预言，焦虑型团结将“逐渐形成并构成一股政治力量”，风险将变得更加具有政治性。我们要补充说，需求型团结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将会被焦虑型团结所取代，但是面对风险的焦虑型团结将会与需求型团结一起构成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力量。
这一场全球灾难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全球化，也重新认识了病毒。或许我们还会从自然史的角度重新认识文明史？或许，替代新自由主义的不仅是一种更为稳重的全球化态度，还会是一种更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观？毕竟，如前所述，人类永远不可能将名为“病毒”的这种蛋白壳核酸从地球上清除，瘟疫是与文明史相伴而生的。人类或许还需要反思现代性以来人类对于自身力量的过度自信。无论文明如何发展，我们毕竟都在这个生态圈中存在。虽然人类中心论是人类与生俱来、必不可少的视角，可人既然自视为万物之灵，就该有超越于人类中心论的观看能力，从万物共存的视角来反观我们自己在自然当中的位置。我们需要一种合乎中道的自我认识。如希腊人所言：勿过度。真正能够引领未来全球化的，或许是一种更有反思能力也更稳重的文明观？无论如何，未来的全球秩序都需要一种更具“未来性”的文明观。
作者信息
余明锋，1983年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
文章原载：病毒与全球化——一种自然史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考察，《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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