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赏析 | 城市老化与更新：挑战VS破局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经济地理杂志 Author 袁文华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每个人都深刻感悟到城市系统的脆弱性。武汉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在来势汹汹的病毒攻击下，医疗服务系统、生活物资供应、交通运输体系都面临极大压力。那些可怕的对手往往是不太容易发觉，风险时刻存在。从人类生存的环境来看，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能源与资源危机已敲响警钟，同时，反全球化、贫困、粮食危机等社会性问题也时有发生。对于城市层面的研究，城市系统脆弱性在学界逐步受到重视，经典著作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是一部讲述美国锈带城市问题的报告性文学，其中有一些颠覆认知的细节，展示出人类精心建构的城市文明其实比想象中的脆弱许多，作者通过实地观察，主张城市的多样性与功能的适度混合利用，反对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计划。
作者团队在经济地理的教学与科研中一直关注两个方向：一是偏向微观的“空间公平”（大卫·哈维语）。地理学最具有魅力的地方就是饱含人文主义情怀，学者不仅关注经济发展的效率，更把“人”这个主体置于研究中心，探究如何实现发展成果被更多的人享用，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二是偏向宏观的“城市高密度”利用。土地资源稀缺而珍贵，城市作为高度集约化利用区域，特别是大城市的住宅，建筑密度容积率都非常高。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通过集聚形成创新生态，同时会有利于职住均衡，减少碳排放，但是也可能潜藏危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不同，我们多数城市在同一时期修建了大量高密度城市建筑。据不完全统计，2011-2016年，全国住宅类房屋竣工面积超过46.1亿m2，加之我国城市建筑的使用寿命普遍较短，粗略推算到2050年，届时将有许多建筑物集体进入老化期，结合可能出现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很容易放大形成系统性风险爆发。
根据城市生命周期理论，一个城市的物质条件、环境状况以及人文环境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经历成长—成熟—衰退—蜕变—再成长的过程。城市老化是城市生命周期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指由于建筑物破败、人口流失、产业低迷等因素导致城市局部或整体出现的经济衰退现象，存在“点状老化—片状老化—区域老化—系统老化”的传导过程。
首先，微观层面的点状老化风险，随着居住年限增加，社区功能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如果管理与维护不当，在内部物理性和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其机能将加速损耗，由此引发社区居民的不满，造成物业管理费用征收困难，导致管理低效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随着风险的逐步积累，老化社区的负外部性开始显现，尤其当临近区域有多个老化社区集聚，风险将相互叠加形成中观层面的面状风险，若得不到及时发现和治理，这种风险将通过房价下跌、人口流失和产业迁出等途径影响整个片区经济的发展；
最后，城市老化风险层层传导放大，通过复杂的链式结构传播，在宏观上对整个城市经济、社会、人口和环境等各个相关联系统产生联动和共振，最终导致整个城市的衰落。
在考察中我们遇到一个典型案例，某小区高密度居住区电梯户数比高达1:50，其中一部电梯坏了后，物业却没钱维修，居民与物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小区垃圾无人管理，但是因为房屋的产权是分散的，社区公共空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问题很难协调。
调研实拍小区内部照片
存量住宅管理不仅是个工程问题，更涉及到利益协调问题，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这几乎是一个通病。目前城市研究中对于物业管理这块研究明显不够，作者团队希望在《经济地理》2020年第7期发表的题为《基于片区治理的城市老化风险评估及空间分异机制》的小文可以引起大家对城市问题的关注，让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切实为人民群众带来福利。
（原文请至中国知网下载阅读）
建筑物是城市最重要的主体，我们以城市社区建筑物为调研对象，以实地考察信息为基础，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来研究城市的问题，围绕建筑物特征、外部形态，社区管理模式等展开数据搜集整理。然而，如果仅限于社区层面的研究会存在较强随机性因素，而且社区在研究中是离散的样点，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具备完整的空间属性。因此，我们以500m的格网尺度为划分标准，以此圈定出城市小区居民能够方便的、频繁到达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对小区居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范围，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空间认知均集中于该尺度。城市空间治理也应以居民常规认知范畴作为合适的组织管理单元，才能够使得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真正作用于空间使用者—城市居民本身，提升其对所依赖空间的识别与评价。格网像是城市的一个细胞，每个格网内部的宏观和微观要素会交互发生作用，同时与外部格网也会存在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换言之，格网不但具有外部结构特征，也具有内部空间特征。
济南市城市的“点”风险与“面”风险
很多时候，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往往将自身凌驾于城市之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范式层面的突破。长久以来，人与城市体系被看成是两个不同的组成成分，虽然我们不断追求人与城市的协同发展，但是在现有思维模式下一旦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人的利益往往被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没有赋予城市同等地位，忽视了城市自身发展规律及其阶段性诉求。反之，如果让城市活起来，把人看作是城市的一个小分子，城市是由人与周围环境形成的有机体，这样来重新审视城市系统的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等，通过将外部要素内部化的方式来入手解决问题，或许对城市问题的解决会有新思路。
在提出城市有机体假说后，城市系统可以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更能在情感层面接纳城市并产生同理心，明确人的发展和城市系统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在明确城市的能力边界后，我们自然会放弃过度索取的做法，愿意牺牲局部的短期利益，换来长远的整体利益。城市作为高层次的生命体，也会同人一样存在生老病死交替发生的客观规律，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转移。另一方面，从方法论层面需要更新，这意味着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学科在研究城市时效果会不那么突出，而系统科学的相关方法可以应用到城市研究中。钱学森《论地理科学》在谈及复杂巨系统时指出，系统是多层次的，每一层次的规律有其独特性。贝塔朗菲实验室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发明了很多的复杂模型与方法来阐释巨系统的特性，我们从地理学视角来理解城市系统，不同的尺度下系统的规律是不同的（如下图）。
城市老化风险表征、传导、诊断与应对综合框架
如果认同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的观点，也意识到城市发展中存在潜在的危机，那该如何应对呢？面对复杂的危机，确定一个战略和战术问题，即是“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方法论，以及重视系统整体观中医系统科学的策略。
01
城市老化医治对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目前不重视城市老化这个问题，未来我们可能将面对难以估量的城市系统风险。解决城市老化问题最核心的手段还是革新，但需要安排好更新的节奏，有计划有重点的排除问题，让城市的老化和新生维持住微妙的平衡，延长城市的生命。我们借鉴中医系统科学的观点来阐述城市老化治理的大原则：第一，“未病先防”，即要提前预防风险的发生，提前预防是最高效的治理方式，如果风险已经发生，“既病防变”指对疾病要积极地进行早期治疗，防止风险的发展与转变。第二，“标本论治”，城市老化既是现象也是呈现的结果，要区分矛盾的主次关系，城市老化由城市的飞速发展而生，最终的解决根本还是在消除社会不公、防止产业畸形等城市创新能力的发展上。第三，“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要清晰了解城市老化存在系统性风险，其表现形态可能是相似的，但是致病机理却千差万别，政策上不要一刀切，需要专家系统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城市治理应该是多方协同的效应，政府应该有其能力边界，比较合适的尺度是中观层面的“片区”治理，统筹好城市的一个个小片区，这些都是城市系统的小细胞。唯有让城市的每一个细胞充满活力，整个城市才会焕发青春。
02
城市老化风险的时间秩序安排
当明确了治理的基本单元后，我们借鉴城市网格化管理的思路，可以根据格网区域风险等级和内部结构特征，确定城市老化风险的时间治理次序。城市老化风险的治理需要同时考虑重要性与难易程度性，风险等级的高低决定了治理的重要性，等级越高的区域，治理的重要性越大；而风险的多样性可反映治理的难易程度，格网内风险越单一，规划管理和政策措施的实施越容易，治理成本相对较低。结合史蒂芬•柯维博士提出的时间管理四象限法则，我们确定了城市老化风险治理的时间次序与应对策略（如下图）：第Ⅰ象限城市老化风险高且治理难度小，属于优先治理区，在以政府为主导、财政资金有限的条件下，付出成本低获得效益高，对改善城市整体老化问题有较明显的效果；第Ⅱ象限城市老化风险高但治理难度大，属于计划治理区，面对区域内老化程度不一的复杂状况，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制定适宜性措施，稳扎稳打，有计划的将区域内风险各个击破；第Ⅲ象限城市老化风险低并且治理难度小，属于多元治理区，该区域现阶段状况比较好，可以将其作为试验区，引入微更新、微修复等治理模式以及产官学研多元主体，创新城市治理模式；第Ⅳ象限城市老化风险低而且治理难度大，属于风险防范区，面对区域内的复杂状况，鼓励各个社区在自治模式下针对自身情况进行风险防范。
城市老化风险治理次序的四象限模型
03
城市老化风险的空间治理战略
通过探究格网与周边单元的空间关系，制定城市老化风险的空间治理战略。我们应用全局莫兰指数计算结果揭示出城市老化风险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治理需要分区开展，根据不同类型的区域制定相应的战略（如下图）：高高集聚区（HH）的核心治理目标是“控”和“治”，该区域是城市老化风险爆发的极大隐患区域，应及时发现原因并治理突出问题，应在控制老化风险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重点做好风险的监控与预防；低值集聚区（LL）的核心治理目标是“防”和“溢”，该区域为城市老化风险治理提供了城市再生的产业转移空间，通过有效培育城市发展的有生力量，形成城市再生“根据地”；高低集聚区（HL）的核心治理目标是“阻”和“突”，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担任着“突击队”的重要任务，是突破城市风险集聚爆发的重点阻断区和突围区，为城市老化的区域注入生命活力；低高集聚区（LH）核心治理目标是“守”和“攻”，该区域自身风险较低而周边区域风险较高，在防守住自身低风险的同时，树立老化风险治理典范，为周边老化风险较高的区域提供改善意见，攻守结合推动区域健康持续发展。
济南市城市老化风险空间LISA集聚分区
04
城市老化风险因子的诊断识别
我们在研究中进一步提升社区尺度的观察，考察城市老化在受到经济社会、地理区位和规划建设等方面因素交互作用下的情况，尝试从宏观层面探索城市老化现象的根源：城市老化为何会发生？更容易在哪里发生？政策的干预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从以下四方面筛选影响城市老化的风险因子：一是社会经济因素，该因素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由社会经济变化造成人口流失、产业转移以及城市老化衰落的案例较多；二是地理区位因素，区位因素是各种地理空间因素组合关系的综合体现，城市的优质区位地段往往汇聚良好的人流和物流，城市功能完备多样，城市更新频繁；三是城市规划设计因素，合理的规划能够从增长形态、时效和机制上促进空间经济增长，进而引导城市功能优化升级，通过空间再生的手段来缓解城市老化问题；四是风险空间集聚特征因素，一方面城市老化风险具有负的空间外部性，处于风险高值集聚区的区域，受到多尺度嵌套的风险叠加作用，风险空间治理变得紧迫而棘手，在另一方面，区域内社区老化风险多样性越大，维护和治理难度越大。
分析发现，不同区域老化风险的因子虽有较大差异，但风险空间特征对各个区域的影响都非常大，从空间角度治理城市老化风险具有必要性。分区域来看，影响城市老城区的因素主要是地理区位，交通、商贸、办公和公共设施可达性，这些是治理老化风险的关键性因素；影响城市外围新城区的因素主要是区域人口密度、居民消费水平和老龄化水平等，这些是治理城市老化风险的着眼点。结合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所处区域来看，老城区的治理重点在于疏散市中心城市经济功能，引导产业向城市外围迁移，不断改善生活环境可防止老化集聚风险；新城区的治理重点在于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通过建设性手段，调控性手段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实现防控风险的发生。
城市，因人而建，建成的城市却自有其生命周期，城市的老化与更新，应利于人与自然的共生与长远协调发展。
作者信息
袁文华
四川眉山人，博士后，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会计专硕导师，在《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经济地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出版学术著作1部，主持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省部级课题3项，参与了10多项政府企业委托的横向课题，主要从事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转载自经济地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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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城市老化与更新：挑战Vs破局
排版：焦悦
责任编辑：张英浩
审编：鲁嘉颐
终审：顾伟男 田巍 梁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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