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基于行动策划的街道公共空间治理路径研究——以纽约街道空间治理为例（2007—2020年）》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街道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其治理能力历年来一直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考核目标。当下我国街道公共空间治理包括规划、建设、管理、社会共治等阶段，并受到市、区级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市民等多个行动主体的共同影响（图1,图2）。在此背景下，人民对街道生活的获得感成为地方政府执政的重要价值取向，然而现实中不同行动主体对同一政策目标的理解和执行有着巨大差异，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图3）。
图1 各行政职能部门街道治理职权范围划分
注：从左到右侵占主体依次为共享单车企业、商场、邮政部门、电力部门、摊贩、底层商户、居民。注：从左到右分别为住建部门主导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人居环境部门主导的历史街区改造项目、城管部门主导的厕所革命改造项目。图3 同一地块、同一公共厕所在三个不同项目中被连续改造本研究针对近年来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不断遭受质疑等具体问题，以街道公共生活为载体，以纽约的行动策划治理为案例，探讨不同行动主体如何在行动实验过程中就公共性进行沟通、互识与反馈，直到最后达成共识。针对在街道内、跨街道、城市等不同尺度所产生的公共性问题大胆展开了月度、季度和年度周期内的单日和多日行动实验，试图达成不同人群、组织、管理部门等行动主体之间的基础性共识。行动主体的凝聚过程可分为四种类型：内部群体聚集型、地方组织连接型、社会技术支持型、城市共同缔造。每种类型的过程都包含不同的社会行动内容，在其行动实验中，街道不再是连接各个功能点的交通空间，而是交通空间、交易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复合，以促进街道生活的回归（图4）。
图4 纽约街道公共空间治理路径图
在就具体的街道治理问题通过反复行动实验展开的动态博弈过程中，治理共识得以达成。且在针对公共空间使用权益的讨论、争辩甚至冲突中不断完成共识的进阶，参与行动主体因此能够创造出新的公共空间，共同保障居民的公共使用权益（图5）。注：从左至右，第一列由上至下依次为社区内部道路、停车位、街道的路面和立面台阶空间的新利用；第二列依次为交通三角地、学校附近支路、高架桥下的新利用；第三列依次为次干道、支路、广场的新利用；第四列依次为城市主干道、次干道、广场的新利用。
资料来源：第二列第1、3张图片来自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Sustainable streets index[R].2013，其余来自https://www.flickr.com/photos/nycstreets/albums达成共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低成本试错、反馈并评估的循环过程。不同行动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可推进公共性的共识上升，以此作为公共权益修订的依据，在上升和循环中最终完成公众对公共空间的重新界定。这一界定过程是包括不断的试错、取舍和扬弃，其价值在于通过培育共识去回应地域街道特定的空间治理，并在包容人民差异性活动需求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这些创新性的公共空间很难从既有的管理条例和技术标准中找到正确答案。因此，行动策划作为未来街道设计的指导框架，在整合不同使用者的空间权益、认同感、参与度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并能真实有效地促进本地利益的保护，以及地方文化和理念的传播。相关主体越多元，利益诉求越多样，公共权益概念就越复杂，因而更需要利用街道自身的公共空间资源开展交往活动，就街道公共性问题进行沟通，从而构建街道治理的理性框架（图6）。
据此，街道公共空间治理更像一个不断探寻公共性共识的过程，它因时因地因参与主体不同而对公共性的理解均有差别，治理价值在于培育公众的公共性意识，最终形成公共空间。同时公共空间治理应将行动策划纳入技术标准的修订，使相关行动主体在行动试错过程中探索其权责边界，并相互监督。作者：陈煊，博士，加州伯克利大学环境设计学院博士后，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chenxuan@hnu.edu.cn
刘奕含，湖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yihanliu62@hnu.edu.cn
丁竹慧，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dingzhuhui@hnu.edu.cn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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