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清华 | 育才之路：《农民工福利问题研究》序【转】
*本文转自公众号“sjtu华村一家”(上海交通大学三农研究团队)，已获作者授权；另类序言，博导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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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本博士论文要出版之时，作为其导师，我很乐意为弟子们在这方面效力。特别是在经历了前面数位弟子张改清、程名望、晋洪涛、张跃华、徐翠萍和彭小辉等出版作序或作跋后，我似乎找到了为弟子们写书序的一些窍门。由此，为袁方博士的专著出版作序，感觉比较轻松。希望这一轻松能够给读者带来相应的愉悦，也希望读者从这一序中获得期望的收获。
选材
自从担当博士生导师以来，就面临一个选材的问题。记得有位研究生曾对我讲：“史老师，当前中国的博士招生真黑。”我问何以见得，这位学生讲起了他“道听途说”的一些考博学生之经历。说什么，分数第一被刷，论文发表多篇也被刷，甚至拥有名校经历也被刷[1]，等等。我明确告诉他，他谈的这些在我10多年的招生中全部遇到。好像他谈的就是我，只是我不以为然，没有对号入座罢了。细想，作为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我何尝不想“公平”，何尝不想找到一种公平方式去招收博士生，可是，世间有这条道吗？是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认同，但不是用于博士招生的，因为博士生的选材目标与分数并不完全相关；论文发表有无或多少或高低，的确是博士选材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也同意，但不是唯一指标，因为博士生的选材核心是能否培养成一名“训练有素的专业学者”；名校经历，特别是本科经历，一般博导都喜欢，我也一样，但不惟名校“智商”，因为博士学业的完成光有“智商”不行，还需要有一种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一种耐得住寂寞的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加之，不同导师在培养弟子时有明确个人偏好，学生与导师间的适配性非常重要。至少我是一名个性特征鲜明的导师，选择学生有明确个人偏好！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导师，一名不想误人子弟的导师，结合自己的个人偏好去选择弟子，何“黑”之有？如果说在招生或选材中有“黑”幕，那也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有担当有责任的“黑”幕，谁不希望招收一名将自己事业发扬光大的弟子[2]？对此，我接受，也会继续“黑”下去。这是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一名弟子达到博士学位要求之目标——“训练有素的专业学者”，才能帮助每一位弟子实现吾任教之初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在招收弟子时，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交通大学也支持我们这样做。导师们看中的学生，通常都可招进自己的团队。学校管理部门，一般地，对导师的意见也十分尊重。至少从我10多年的博导经历中感觉如此。记得在专著《中国农家行为研究》之附记“我的三十年”中有一段博士招生的记述：“在研究生招生与培养方面，我同样有自己的一套。在招生中，我最看重学生的是人品，其次是学品，第三才是分数。我最想招的是跟着我做事业的学生，由此第一志愿就非常看重，原则上不招第二志愿。在招生过程中，我最看重学生的悟性。从以往协导研究生的经历中我觉得：有没有悟性，悟性程度高不高，是决定一个学生能否成功完成学位论文的关键。由此，在面试学生时，我的核心工作就是检测学生悟性。最常用的一道题目是“‘墙上挂门帘，没门。’请你用自己学过的知识给出解释，为什么？（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在题末加一小括号，其用意在告诉学生，你到我门下来求学，学的是一种自圆其说论。”（史清华，2009：PP514）尽管写下这段话时，我独立招收并培养的博士总共只有5人，毕业也就程名望一人，对自己“跟着感觉来”的招生思路的检验还在路上，但我坚信，顺着这一思路去选材，一定会好。故在接下来的招生选材中依旧“我行我素”。袁方同学的入选应当也属于这一思路的结果。
袁方，是我带博士以来第一个硕博连读培养的学生。也是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年正式招收硕博连读生项目后的第二批。结识袁方当是2010年安泰学院举办的夏令营上。作为博导，我对学院的招生创新非常支持，也期望从夏令营中尝试招收一名弟子，故主动参与了当年学院夏令营的考评工作。会上，袁方的学术思路介绍让我一眼就感觉此生属于可塑之材。尽管从他提供的背景材料看，一般。学校：华中农业大学，211，和985比还有一定差距；专业：公共管理，和真正的农业经济管理比，还有点弱，但就这个学校的核心专业土地管理，那可是全国农经系中开设土地管理最早的，有很强的积淀；本人学绩：专业排名第一，很好；本人特长：未见。本人学术：有两篇工作论文，会上讲的就是其中一篇。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演讲思路，非常清晰，表述问题，十分到位。由此，会后专门把他叫到我办公室进行长达两小时的交流。完后，建议他把演讲内容，结合在场老师们的点评，回去进一步细化，并承诺帮助其发表，同时也告知，随时可以和我联系与沟通。袁方同学总体还是比较“听话”，回到华农后，把修改后的论文很快发给我，请我给予具体指导。一般地，这一工作要有3-5次反复，而袁方同学却只做了两次，我期望的第三次再没有出现。也许他感觉到烦了，没完没了；也许有其他工作与此相冲突，总之来往之声断了。由此，那个帮助发表的承诺也就没了下文。但就这两次反复，其耐心也让我非常高兴，毕竟他还是一位本科生，没有接受过这么严格的一步一步的训练。故在2011年春，我去信于他，咨询录取情况，他的回复——没有进圈——让我傻眼。在确认他愿意到交通大学来就读博后，遂亲自找到学院教务办咨询，并去信于分管院长[3]。经过这一折腾，袁方的事情才算真正告一段落。这大概也算是一个“好事多磨”吧！
[1] 2006年招生时，11名过线，考分前五的全被刷，招的是一位第六，这名学生无论从入学动机，还是个人经历都好于前五，唯一不足的是年龄稍大点。实践证明，我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2005年招生时，一名考博前已有9篇论文发表的“学者”，因其提供简历中的信息【6篇是第一作者】与我顺手从中国知网搜到的信息【只有5篇一作，且篇幅长度均是2页；唯一1篇长度达4页的，却是二作】不一致，被刷！当我问及这个不一致时，他赶紧解释，说什么同事要……，送了一篇。我问：“送了人的东西，还属于自己吗？”，他一时语塞。说实话，面对这样的学生，从内心，很想招，但也怕惹事，故让他回去反省一下隔天再说。可谁曾想，当他出了门，走在楼道里就信口开河，“骂”了句“啥XX老师！”也巧了，同组的一位博士生正好要到我办公室，听到此话。试想，这样的学生还有入选希望吗？2011年招生时，因考虑到生源结构，想招一名高校在职的，故放弃了一名到手的985名校生。结果却是：在职生因考的成绩太差无法招，最后只好放鸽子了。
[2] 加之，现在的博士生培养通常是“烧钱”的活，一个没有项目支撑的教师，通常是不能招收博士生的。作为博导，必须有项目，确切地说有“钱”，没有“钱”如何保证学生生活，更别说工作了。从这个角度看，博士生，也应是导师的“私人产品”，博士生培养只对导师负责，对学生负责，“黑与白”与社会无关。
[3] 感谢当时安泰分管教学的副院长赵旭教授对我在招生时的几次提意与采纳。袁方同学属于再次提意，2008年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张杨珩同学也属于此列。把这定义为走“后门”，的确有嫌疑，但从磊落角度看，“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和赵院长的心在此是一致的。招收可塑造之人才应是我们最基本的共同点。
育才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选材固然重要，但真正要把一名学生培养好，培养成才，真正的工作在育才。记得唐代大文豪韩愈先生在《杂说四·马说》中有一段对“千里马”的精彩描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虽说，韩愈先生在这里讲的是千里马与识马人伯乐的故事，但从教育的视角对照，难道不是一样吗？民间有句俗语：“没有差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教师”。千里马是伯乐相出来的，好学生也是教师识别出来的。由此，作为一名教师，特别是指导博士生的教师，就需要有较强的培养学生之能力。若把学生招进自己的研究团队，出现诸如韩愈先生所谈的“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则可能就会说“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10多年的博士生培养经历中，时不时地看到或听到不少同行在抱怨，都言当今的博士生和以往的不一样，很难带！对同行的抱怨，我也感同身受，确实难带。可为什么难带，有多少同行做过认真分析？别的不说，就人群分位数看，今日博士生的选择分位数显然与20年前或更早不在一个位置。今日的博士生选择分位数是4-7年前，学习成绩前40%的高中生；而20年前，选择是前20%高中生；若更早30年前，则可能是前5%的高中生。博士生选择生源的分位数扩大，显然是当前博导们集体抱怨的主要根源。当然，在博士生生源越来越由独生子充当时，情况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被“宝贝化”了的一代，担当和责任感下降可能是又一个重要原因。还有，面对今日网络化时代，看似信息获取非常方便，实是坐下来系统性阅读一本书的机会丧失，这对文科类博士生来说是致命的，单纯地依靠网络获取的“快餐式”学术论文并研习之，来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等方面的把握显然不会那么好，论文的粗制滥造由此就成为自然。更别说，在全国名校纷纷沦落为“美国等西方高等学校的培训基地”后，自己培养的学生[1]在国内名校就业之路被断绝，无异于“自定义”中国高校的毕业生为残次品。面对如此严重形势，当今中国的博士生教育生态怎么可能会好呢？包括北大、清华、交大和复旦等在内的国内名校，有一句流行语说的很到位：“一流的本科，二流的硕士，三流的博士”。面对这样的生态，包括留洋归来的博导们，即使有“千般能耐，万般本事”，培养的结果能比本土的好到哪儿？依我看，照旧，甚至还不如一些接地气的“老土”。从这个角度看，博导们如若不抱怨，那才是不正常。
抱怨，对我来说，有时也有，但更多的是面对现实。教书育人，特别是博士生培养，分位数固然重要[2]，但现实更重要。一个博导若不能从现实出发，从兴趣发掘去引导学生，一味地按照学校规定或海外模式去做，可能结果会适得其反。
在这一点上，我从担当“见习”博导和“副”博导时，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在正式担当博导后，带首个博士生程名望时，就开始了自己特立独行式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我的博士生培养，从细节关注入手，时刻掌握学生研习动态，把良好学风训练与兴趣发掘结合在一起，并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让学生时时能感觉到导师就在身边，时刻想到导师是他成功的最大靠山，和导师一块行动将是其博士生涯最重要的活动。为人之师，“严”是必须的，严格把关当是一篇优秀论文产生的必备条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人才育成的关键，由此有了“严师出高徒”之说。但“严”要有理，也要有情，要融情于理之中，让同学们从“严”中看到你的“慈”，同时也让我从“慈”中获悉同学们当前面对的困惑或纠结。
在博士生培养中，尽管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农户行为与农村政策”，同学们的选题却是五花八门，就同一主题的深入研究至今没有，虽然有点遗憾，但也得承认这一事实。也许同学们认为重复他人主题创新难度会加大，也许自我兴趣本身就不在一个轨道上，更大的也许是我的纵容：遵从同学们的选择，期望从“灵感”中获取真正的创新。实践证明，我的这一想法是行得通的，同学们在完成博士论文时，脸上的“阳光”给我以足够的暗示。也许这些“阳光”在每一位同学脸上有些许不同，但反映在我的脸上都一样，由笑而生“皱纹”渐增。是的，青发突变谁都不愿，光洁面容谁都期盼，可时间老人总是把一个人的“笑”不经意间地转变为一个人的“恨”，同学们的努力能够满足我“一个不掉队”的承诺，却不能保证我的“青春永驻”，真的十分遗憾！
[1] 其实，也没有根本断绝，走上大学讲台之路被断绝了，但走上大学行政之路仍然畅通着，且当今的高校管理全由这帮人控制着。这些留校的思政“教师们”究竟有多少在做学术，没有统计，也不得而知！但却有不少，学术头衔老高老高，教授级的不在少数。
[2] 交通大学近年来博士招生实施的资格审查制（没有细看，直觉感知），从某种角度可以反映出，高考分位数对其入选意义重大。通常，本科毕业于985高校，特别是C9高校，资格审查通过一定会“优先”，其次才是211高校，最后是普通高校。
定位
人才，什么是人才，不同单位，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定义。依我看，许多定义并不那么正确或恰当，正确的理解应当是：“是人就是才”[1]。是的，我也不否认，人才，有天生的，也即“天才”，在人群中的分布应属于极少数类。对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才”，能够进入社会需求行列，是需要经过长期耐心培养的，由此有了教育之需求。当然，这个教育，不完全来自学校，但学校的教育应是主体。面对学校的教育，如何理解，我老家有句俗语讲的很好：“长棵树，还需要课一课[2]，何况成个人呢！”从这个角度看，对学生们进行严格训练当是博导们的核心业务。
袁方同学进校后，总体表现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学生。但他的这一“中规中矩”显然与其师兄师姐有着本质不同。每次和老师相谈，总会拿着一个小本子，把我们讨论的内容记下来。对导师的称呼也与其他同学不同，进校一年之内，从来都呼我“史教授”。直到有一天，我和他相谈：“教授，先生，老师，哪一个称呼更与自己距离近？”，他对我的称呼才转入常规。从这一点上看，袁方同学身上体现的“中规中矩”是有着特定内涵的。对于老师的话，如圣旨下，言听计从，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多是用商量的口吻试探性地交流。在他的整个博士生涯，似乎受到的“课”很多[3]，人变得不是越来越灵，而是变得越来越有点“傻”了、“呆”了，我为此感到十分懊恼，由此鼓励他多和同学们、老师们交流，多出去走走看看。在交通大学五年的研究生生涯中，袁方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是按照计划行事，其硕博士研究可以说就是一个有计划的操作过程。
进校后，按照交通大学硕博士培养方案，两年的硕士阶段，重点是完成学位课程学分研修，导师也很少给其安排科研活动。袁方同学则不同，利用空余时间，不仅把在本科期间由其导师华中农业大学蔡银莺教授指导撰写的两篇工作论文“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测度——以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证”和“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及个体差异”做了多次完善，并成功发表（《资源科学》，2012）和《公共管理学报》，2012）；同时，结合自己学位课程修学过程，开始了新的研究思考，一篇关于“不平等之再检验：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与农民工福利”的课程论文就在《管理思想史》的研修启发下诞生。经我们师徒数次修改，投到了国内管理学科顶级期刊，在其即将转入博士阶段之际，该文也在《管理世界》（2013）成功刊发。袁方的这一努力，开创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之先河。
这篇《管理世界》论文的发表，标志着袁方的博士研究行程正式开始。根据他的设想，我将国家统计局上海市调查总队授权我们开发的一组“农民工调查资料”（2009-2012）交予他，同时我们“华村一家”科研创新团队也在此基础上，于2013年同步开展“沪京深汉”四个大城市农民工调查。袁方同学首先根据已有资料，在2013年底前先后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完成了“城市梦究竟有多远？农民工福利贫困的测量和分解”[4]和“农民工福利贫困按功能性活动的变动分解：以上海为例”（中国软科学，2014）两篇工作论文。从他的这一组研究，我嗅到一个期望：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有戏了。故在2014年寒假期间，建议他围绕着“农民工福利”这一主题做一个综述，同时也给了他一个2012版国家自科基金成功申报书的模板。认真、刻苦又敬业的袁方，按照约定，在2014年春节前即把基金申报书的草稿交到我的案头。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与修改，一个题为“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福利问题研究”的项目申报书顺利完成，并提交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经过基金委的两轮评审，很幸运，申报书得到专家认可，基金委给予的编号为：71473165。由此，作为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袁方同学开创了一个先河：“自创博士项目”。其博士学位研究定位自此产生：“农民工的福利问题”。
随着国家基金项目的申报结束，袁方同学接受我之建议，在项目申报书的基础上，于2014年春完成了博士论文开题工作。其选题为：“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福利问题研究”。
说实话，对于“农民工福利”问题，尽管也属于农民行为之行列，但与我之前的研究有明显差异，属于开拓性领域，由此有较大的挑战性。但对于这一挑战性，我相信袁方同学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他也用行动和业绩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在完善成型工作论文的投稿与修订工作的同时，他又先后写出“农民工回流行为的一个新解释：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居住证会改善农民工福利吗？——以上海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6）、“示范效应、城市认同与农民工消费——以上海为例”、“破解中国农村的贫困成分之谜”和“Is the Experienced Mediator the better Mediator? A Study of Disputes”等数篇学术论文。在其博士毕业时，这些论文又有3篇得到正式刊发，还有4篇处于在投和在审中。
在其博士论文基本成型，处于完善阶段时，袁方同学再一次接受我的建议，围绕投在《中国社会科学》且在退修中的“破解中国农村的贫困成分之谜”一文，起草一个国家自科基金申报书。这次，他信心十足，并在2016年春节期间将任务顺利完成。2016年的申报主题为：“中国农村贫困成分的识别、分解及其改变的路径研究”，基金委给的编号为：71673186。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到，“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学者”之锻造过程。
[1] 民间有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意味着，一个人从娘胎里出来就自带有“材”，但这个“材”如何转换为“才”，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俗语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在成为才之前，至少需要经过培养，由此“十年寒窗”之苦的修练是少不了的。
[2] 山西襄垣地方话，“课”（方言读kuo），修理之意。“体罚”学生，这在过去学堂是老师的权利，老师手中都有一把戒尺。在我读书时，这把戒尺虽然没有看到过，但因自己的“太乖巧”常被老师“体罚”，有时“罚站”，有时“罚退（延迟放学）”，有时直接“挨揍”，这一切似乎很正常，至少对担当我小学、初中乃至高中阶段教育的先生们，我心中存着的全部是“敬意”，根本想不到有“恨”之说。我的父母，也即我的监护人，压根就不知我在学校干了什么事，故也不知有“体罚”他孩子之说，如果说完全不知，那是假话，超长延迟回家，肯定被老师“扣下了”。对此，他们对先生们的做法，也没有任何怨言，除了支持，还是支持。
[3] 其实，正相反，好像一次也没有受过“课”，反倒在同学们中经常表扬他。
[4] 由于后一篇“动态分解”的论文先发，导致以“静态分解”为主的此文永远留在书柜。说遗憾，也遗憾；说正常，也正常。毕竟做一个博士研究，不能单纯地为了发文章，而应以求真的科研精神的体现为宗旨。
成才
在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信心十足地于2010年开设“硕博士连读项目”时，谁都不会怀疑这个项目的前景，但也正是这个“不会怀疑”，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产生了严重问题。项目在开设8年后，被残酷无情的现实摧毁[1]。2018年学院被迫中止了这一项目，取而代之的“直博士生”项目。
对于硕博士连读项目，从2010年的诞生到今天，我对此始终深信不疑。在为项目开设做准备的第二年，即2010年夏令营[2]，因有农业院校的学生入选，故有机会接触到这一项目，并成功从中招收到一名硕博士连读生。也就在这唯一的一次接触中，让我了解了这一项目的运作，尽管当时也有些疑惑，但感觉还不至于演变到后来的状况。我对这一项目能够做的，就是用行动来诠释。在我的努力下，“上天”也给了我这个机会，让袁方同学在我的指导下证明这一项目的初衷完全正确。
博士生培养，不同于一般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培养，更不是当前社会上传说的写几篇论文即可。标准的博士有一个基本要求：博士学位拥有者应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得到承认的权威，即在研究领域里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学者。
具体看，一个博士学位拥有者，或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学者至少应包含以下六点：
首先，在最基本水准上说，必须拿出能够让专业同行议论，且也是其想要听取的某些东西；
其次，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熟知在专题领域里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够评价其他人正在进行的工作价值；
第三，必须具备敏锐的眼光去发现自己有能力做出贡献的地方；
第四，必须掌握当前正在运用的适当技术，并了解其局限性；
第五，必须有能力在专业活动场所有效地交流其研究成果；
第六，所有这些都必须是国际性的，因为其专业同行们是在全世界范围上的。故对国际学术界正在发生的东西、正在争论的问题，以及已经成文和发表的结果必须有所了解。
围绕着上述要求，袁方同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朝着这一方向迈进。其博士论文选题，即“农民工福利”问题的提出，是他自己在修《管理思想史》课程中敏锐地发现，并在导师和两位主讲教授周祖城和梁建的共同指导与支持下完善。从这个角度看，虽说还处于硕士阶段，但袁方同学已初露“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学者”的端倪。在发现问题后，袁方同学围绕这一问题，从文献梳理，到研究定位；从研究思路形成到具体框架设计；从数据获取、处理到具体方法掌握；从小论文的撰写，到学位论文的具体操作，都做得是那么地流畅与自然。按照项目最初设计，硕博士连读五年学制，袁方同学做到了，并且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这一项目开设以来首个硕博士连读的毕业生。可喜可贺！喜的是学院的这一项目设计的确不错，袁方用行动证明了；贺的是由我这个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者指导，且来自国内农业院校的学生又一次抢了风头[3]。当然，也有美中不足，袁方同学因按项目计划毕业，与学校实际执行的学制6年冲突，在毕业时，无法和同学们留下一个集体合影[4]。
博士研究训练，不仅要提升学生发现问题的敏锐能力，还要检测学生对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与技巧掌握的熟练能力，同时还要通过观察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细心与认真程度，有意地进行一些细节挑剔与辩论，最终实现研究悟性的提升。在这一点上，袁方同学做的是非常到位的。他的每一篇学术论文的撰写与再修，都严格地按照导师要求，保留过程，以备审查；对阅稿人给出的每一个问题与建议，都细致认真地思考，“求真而不附和”已成为他研究性格中的一道亮光。记得在投向《中国社会科学》一文中，审稿人对数据的代表性[5]提出了质疑，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在导师的协调下，他亲自跑到上海市调查总队，对调查方案的设计初衷与执行细节，对照抽样调查方法，与负责人和执行人（调查员）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讨论与沟通，回复中对审稿人的质疑给出正反两个方面，自认为“圆满”的答复，初审的三个结论“支持，修改，反对”到再审时演变为“反对，修改，支持”。尽管结果让人哭笑不得。但这一结果，也让我们真正见识了《中国社会科学》发文之难！如果用“众口难调”来回复审稿人，当是说得过去的，但“摁下葫芦起了瓢”则是学者们在退修过程中最忌讳的问题，可偏偏我们遇见了。正常理解，审稿人之间的意见出现相左时，可能已超出作者的回复能力，至少目前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袁方同学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之认识，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正应了一个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为了实现国际化的目标，袁方同学在读博期间做了一个重要选择：国际访学[6]。考虑到公派时间与自己的计划冲突，故对安泰学院访学建议或流程——“先申请国家公派访学，不成，申请学院公派访学”——选择不接受。于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自费休学赴美，在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访学一年。虽然一年的国际访学时间，好像也不短，但在学术研究成果表达的英文化上，进展似乎有限，尽管期间完成了两篇英文学术论文，但离高档次学术杂志发表尚有一定距离。当然，不能因此否定访学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国际访学，至少让他这位拿着国内文凭的学子在就业时，有了些许不被歧视的可能。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很自然的事。袁方作为我在交通大学带的首个硕博士连读弟子，以优异的成绩从交通大学毕业，不仅为安泰“硕博士连读项目”正了名，也为我的“华村一家”团队争了光。以6篇“一作”（其中一个A，两个B+，三个B），2个“国家自科面上项目”协助成功申报，2个国家奖学金（硕士和博士期间各一个），一篇优秀学位论文，换取的交通大学博士学位，可谓货真价实。按照一般说法，所有的学业都完成了，应是成才了！可是否达到成才标准？真的还不能由“文凭”说了算。按照我老家的话，“是骡是马，需要拉出去遛一遛”，我们培养的人才也一样，需要由“人才市场”来检验。
在袁方同学的求职过程中，定位于大学教职。我建议他在国内两个经济发达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进行选择，除去对国内学子关门的（包括复旦、浙大、交大、南大、中大、同济等）几所貌似很牛的985大学外，投出去的简历，差不多都有回应，有985的东南大学和华东师大，有211的华东理工，上海大学和暨南大学等，他都去应试了，效果也都不错，唯一感觉就是待遇太低，连基本生存都实难保障，更别说“买房娶妻生子”了。严格地说，这些学校对国内学子表面开放，实则存在严重待遇歧视。结合袁方的家庭情况以及个人意愿，最终决定南下广东，就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外虽是一所名校，但这所正沿着国际化方向发展的高校，至少为袁方同学未来的研究前景提供了一种的可能。
到广外工作两年来，袁方同学应当说基本展示了交大学子的风采。在认真做好新教师所需要的一切准备和适应工作的同时，将自己在交通大学的科研训练尽情地展示着，继2017年争取到一个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GDXK201720），2018年又争取到三个，一个国家自科青年项目（71803032），一个广东省自科基金（2018A030313490），一个广州市社科基金项目（2018GZQN26）。同时还实现了SSCI类论文“O”的突破，两篇SSCI类期刊论文在2018年正式发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和《Empirical Economics》）。项目的到来，不仅为其在南粤大地开展研究提供了不错的财政后盾，更让导师我的心由衷感到一种满满的欣慰。
现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农民工福利问题研究》专著，不仅代表了学子袁方在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期间的努力，同时也融入了他在南粤大地两年的部分心血。为本书作序，按照常规本应多介绍一些有关此书的内容才是，考虑袁方把我也拉到作者行列，序与前言的区别，同时也考虑到我的读者中有不少是期望成才者，或期望育好人才者，故将着墨点放在了袁方博士的培养过程上。期望读者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也祝愿读者从本序中获取自己的期盼！书中有何不妥均可来信与我们沟通。热情欢迎您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或中肯建议！
[1]被以“硕博士连读生”名义优先招收进来的学子，在进入“博士资格考试”时，起先有个别，最后衍生到大面积故意不及格，自愿降为硕士生的现象发生，以至学院在2016年被迫出台新政，降为硕士者，学制改为三年半，以示惩罚。细观察，这一现象产生，与项目本身没有关系，也与学子们本身无关，根本问题出在招生制度的优惠上，让一部分“聪明”学生钻了制度空子。他们原本就不想读博，只想读硕，“优惠”政策让他们看到捷径，看到希望，最后致使项目流产。不能不说，这是一所名校与名院的悲哀！
[2] 这个夏令营是为2011年做准备的。2010年学生是2009年夏令营招收的。
[3] 我在安泰带的近10名博士毕业生，数次抢风头。开门弟子程名望（2004-2007，企业管理专业），学位论文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开交大文科先河；弟子徐翠萍（2006-2010，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巾帼不让须眉，学位论文再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且入选国家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为交大文科争光；弟子盖庆恩（2009-2013，应用经济学专业），学位论文同样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为交大安泰应用经济学添彩。由我指导的三篇市优论文，占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开评阶段（2000-2016）交大累计获得7篇中的近一半。
[4] 袁方毕业当年，学院组织的“集体留影”的是首届硕博士连读生。尽管他也认识这些学长学姐，但要加入这个团队合影似乎有点不那么妥帖。待到来年，他的班级合影时，因工作时间安排冲突，无法抽身，由此，让他在交大攻博留下了一个终身“遗憾”！
[5] 通常地，我们对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方案及执行，其代表性很少进行怀疑。
[6] 按照学校当时规定：国际访学，不管公派，还是自费，都要办理休学手续，这意味着，访学期间的费用要么由派出方支付，要么自费，与此同时，学校的博士津贴自动停止，学制时间照算。在访学归来，有津贴学制不顺延，若因访学延迟毕业，意味着该生落入“无津贴”期陷阱。目前这一陷阱得到部分改进，访学归来，有津贴学制顺延。
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END
本文转自公众号“sjtu华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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