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研究 | 2020年第1期目录＆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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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南朝时期，书法批评尚在兴起时，人们已经察觉了批评的困难。人们一边致力于构建一个尽可能精微、完善的批评体系，一边反思其中的漏洞，深为其局限所窘。与此同时，作为摆脱困局的一种途径，他们提出了“心”“眼”说。此说看似平息了批评中种种未尽、未定之遗憾，实则未然。无论如何，批评史最终呈现出其自然的脉络：一种观点以为批评无定论，一种观点以为批评不可一概而论；亦有观点以为批评有定论，且此论不可移易。不论何种观点，背后皆有其相关的思想观念作为根基。同时，也不论何种观点，在其内部，早期已经经由批评家们洞悉并极力探讨过的诸多遗憾至今依旧。

本文以河西汉简章草为主题，分别从章草的历史发生，章草演进的三个阶段，章草的章法、笔法形式语言基本特征，河西简牍代表作的书法风格异同，章草与隶草、行草、今草之间的关系展开研讨，认为秦古隶时代就有章草元素出现，而河西汉简章草演进的三个阶段及书法风格，足以展示汉简章草文字体系的发展脉络。

我们在北朝僧安道壹书刊的11处遗迹之中，均发现了“清”写刻为“凊”的情况。本文梳理了从北齐河清元年（562）到隋开皇十三年（593）31年之中，僧安道壹处心积虑地把“清”字改为“凊”，并认为这并非偶然行为。据此可以确认一系列刻石均为僧安道壹的作品，僧安道壹书刻活动比原来人们认为的要后延若干年，直至隋开皇十三年，由此寻求僧安道壹书法及相关研究的新突破。

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后更名炅）是北宋历史上第二代英主，杰出的政治家。他喜读书，富才艺，尤擅书法，并充分发挥文字与书法的经世致用之功，开创有宋三百年文物之治的传统。宋太宗留意字学，敕定《说文》，不但对宋代文字学的兴起贡献甚巨，客观上也推动了宋代文字学、书法（篆书）、金石考据之学的交融、互补与繁荣，得到了后世“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评价（陈寅恪语），这不能不说归功于太宗励行文治、复兴字学的导源之功。

通过对米芾署名的系统量化分析，建立了米芾改名后书迹系年的标准。并以此对一些系年有争议的书迹，包括故宫所藏《粮院帖》等，进行了校正。以此为基础，同时确定了宋刻《绍兴帖》中的《衰迟帖》和《英光堂帖》中的《上记帖》两件米芾代笔人的书迹。这个代笔人，很可能就是米芾的小儿子米友知。

米芾在宋代书法史中虽名列“宋四家”之一，但在官场上却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其友黄诰官至太府卿，却历来少人谈及，甚至渐趋湮没。本文通过对米芾与黄诰的交游考察，还原米、黄二人从初识至亲密的过程，既展现出米芾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梳理出黄诰的宦迹。同时还确定了米芾《和君谟登壮观帖》和数首诗文的系年，推断出刘泾“除职方郎中”具体时间。

李应祯（1431—1493）为活跃于明代成化年间的吴门书法家，存世书迹分布在国内外各博物馆。有关其史事和书论，都是其学生及弟子转载得知，第一手资料极少。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三吴墨妙册》（文物馆馆藏编号：1999.0101），在文献中最早为王世贞（1526—1590）《弇州四部稿》著录记载，册中收录一通李应祯《致刘昌（1424—1480）札》，从鉴藏印记可知，此札自王世贞后，经清初程可则（活跃于顺治及康熙年间）和蒋超（1630—1673）收藏。此札内容颇详尽，为二人讨论有关成化年间官方及私人编书、审校及藏书诸事。明代中期，官方编书实为文化重事，根据此事，能够准确地为李应祯此信札考订年份。由于前人研究李应祯的书法个案阙如，笔者谨作此文，以补充李应祯研究的空白。

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李应祯写于成化二十年《致沈周信札》，提到抄录明初文人童冀与王景诗作，与故宫博物院藏《枉问帖》、上海博物馆藏《行书致吴宽札》为相关事件。《致沈周信札》亦提到请沈周将张弼要给李应祯的草书立轴，寄到南京。李应祯女婿祝允明《书述》一文批评松江代表书家张弼，标举同期吴门书家李应祯等人，后世遂将吴门、松江视为书坛间较劲。然而张弼在成化二十年辞官后，寓居吴门，和沈周、李应祯、吴宽相往还，《致沈周信札》的出现，改变了后世既定的书史印象。

明代中期的杨慎学养深厚，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大才子。书法方面，他亦有建树，尤擅长赵体行书，有《丹铅总录》《墨池琐录》《书品》等论著，但其书名并不显，学界多持论“全面复古”，综观其书学理论与实践，这样的评价也基本属实。在特定的时代场域之中，杨慎究竟是怎样复古的？原因又何在？本文试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