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银|国际秩序如何变化
导语
在上一篇文章，阎老师为大家回答了什么是国际秩序以及什么构成国际秩序的两大问题。那么，国际秩序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中国对国际秩序究竟是何种态度？对中国来说，究竟是应该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还是应该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小编在此为大家推送一篇周方银老师的文章，看他是如何从国家间博弈的角度来为大家解释上述困惑。本文由周老师的论文《国际秩序变化原理与奋发有为策略》修改而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阅读原文”来和小编一起学习这篇文章。
作者｜周方银
《战略决策研究》主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国际秩序
是国家在一定的实力结构下，为实现自身利益，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
首先，周方银教授解释了什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秩序，强调秩序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其次，他借鉴了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观点，指出秩序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可预测性，另一个是可以使人们实现不同程度的合作。
秩序的第一个特点是可预测，指相对于不可预测或随心所欲的状态，在有秩序的状态下，人们可以根据秩序相对应规则、制度等，判断事情的走向，对事件的发展做出有一定准确性的预期，这为人们提供行动的方向和指南，有助于人们在此基础上通过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
例如，有安全秩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红灯停，绿灯行，但是没有秩序的时候，我们则是无法判断的。国际秩序也是如此，当有秩序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异国的国家行为及其意图，但是没有秩序的时候，我们则难以判断其行为的走向及其真实用意，从而无法与之合作。
秩序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成国家间合作。在判定秩序存在的有无之后，那么如何判定秩序的好坏呢？秩序促成国家合作程度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促成的合作多而深的秩序就是好秩序，反之亦然。
从国家间博弈的视角看，国际秩序是国家在一定的实力结构下，为实现自身利益，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并由此导致国家行为的较高可预测性，使国家间的合作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国际行为体对国家间的互动形成较为稳定和可靠的预期。
实力结构体现了不同的国家影响国际秩序的能力差异，国家利益特别是重要国家的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重要方向；观念与认知为国家行为提供直接指引，并影响国家修正其行为方式的过程。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规范作为国家博弈的产物，是国际秩序的重要载体和体现。
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建立在持续的可预测性以及合作行为稳定实现的基础之上。稳定的国际秩序，对其中的成员来说，往往意味着现有秩序具有较高的可接受度，从而降低了成员国对秩序的不满和反对。
这在观念上的含义是，对于体系中的人们来说，现有秩序是一种具有一定正当性的秩序，从而也是一种具有一定合法性的秩序。秩序的高度合法性，以及与之伴随的内化效应，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使其中的部分成员，在一些即使需要付出利益牺牲的情况下，也做出维护秩序的努力，从而增强了秩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当然，秩序的合法性首先需要建立在尊重各国基本利益的基础上。由于国际社会的成员有限，国家之间有很明显的异质性，国与国之间在观念领域有时甚至存在较为根本的差异，国际社会的社会资本比较稀薄，适当性逻辑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往往颇为有限。
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是其有能力在现有框架下应对来自不同方面挑战的结果。秩序本身是作为行为体之间的博弈均衡而出现的，它是不同力量、不同制度安排、不同理念、不同信仰、不同模式相互作用、重复博弈的结果。秩序的稳定性依赖于这个均衡本身的性质。
稳定的秩序并不是静止的秩序，其对应的并非静止状态，而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这个调节的过程是一个博弈但并不偏离均衡的过程，或者是出现偏离后再回到均衡的过程。虽然各国都努力寻求对自身更优的结果，但这样的努力仍处在稳定的结构性束缚之下。动态稳定是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国际秩序是历经时间的演化，国家之间博弈的结果和保存。
国际秩序的变迁
是一个通过国家间博弈来实现并体现为博弈均衡发生变迁的过程。
其次，周方银教授认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变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与国之间博弈规则的变化；二是国际体系中力量结构发生重要变化，这表现为博弈行为体能力的相对变化；三是国家对于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预期方面的重要变化，以及通过与这一预期的调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形成新的稳定的行为模式。在此模式的基础上，国家会建立一套新的行为规范。
1．国家博弈规则的变化及其影响
因为国与国博弈的规则是在国家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不存在主权国家之上的行为体为国际社会制定国家相互博弈的规则。任何实际出现的博弈规则，都是在主权国家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我们很难期望国家间的博弈规则凭空发生某种突然的变化，并由此带来国际秩序的根本变革。由此，考察国际秩序的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体系中力量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和一国对于其他国家行为方式的预期两个方面。
力量结构的变化对国际秩序变化十分重要。原因在于不同的力量结构与国与国之间不同的博弈均衡相联系。
在国际体系中，大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在世界的面积或人口中所占比重和分量之大，更在于大国具有相对于他国更强的影响博弈均衡的能力。
与小国相比，大国的不同行为会对博弈均衡的形成及其稳定性产生更大影响。很多小国的很多行为，更多地体现了现有博弈均衡对它们本身的制约，而往往难以对国家间博弈的宏观结构产生性质和程度上的影响。
当大国认为与现有博弈均衡相联系的国际秩序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利益时，它就有更大的能力打破这一博弈均衡的束缚，并推动博弈往新的均衡方向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为了避免国际秩序的变化，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需要注意：一是保持国际体系中实力结构的稳定，而不发生迅速而重大的变化；二是通过及时的局部调整，使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分配顺应实力结构的变化，以缓解一些国家运用新增的能力来更好地实现其利益的紧迫感。
3．观念、预期的变化及其影响
引发国际秩序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国家交往过程中出现的观念与预期的调整。这一调整有时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有时又表现出宏观上的方向性。
观念、认知的重要性，在于其直接影响国家的行为选择。除了行为体的价值观和对适当行为的看法外，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联系方式的观念与知识、行为体对于其他行为体将如何行动的预期、它使自己的行为与这种预期相调适的做法，也会影响行为体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
预测其他国家将按照通行的国际规则行事，或将执行一种完全机会主义的政策，将导致国际体系中的成员采取完全不一样的行为方式。一国关于其他国家行为方式的认知和预期并不是随意形成的，它既受到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的产物，是对他国行为方式进行历时观察、历史学习、政策试探、行为调整等的结果。
本质上，存在两类学习方法，一类是强化学习，其倾向是重复他国成功的做法，并避免其不成功的做法；另一类是认知学习，它依赖于人们积极主动地思考，包括对其行动及其后果进行深入的反思
国际秩序调整的完成，包括在国际体系中形成新的稳定力量结构，以及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在此基础上实现与秩序变迁大体相符的认知调整，从而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认知与实际行为之间基本的一致性。理解国际秩序的变迁，不仅要理解国际体系中实力对比的变化，还涉及国际行为体对如何调整其认知和信念的理解。
"当前，中国崛起还处在早期或早中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最优先需要解决的事情是更有效地积累实力，而不是以更大的力度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更不是直接挑战既有霸主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如果中国能够和平崛起，
这将为国际秩序提供有价值的新内容，就是单极格局下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经验。但这种经验要成为一种模式，需通过大国间连续多次的权力和平转移来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未来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在中国崛起尚未成为国际政治事实之前，探讨其对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的一个思路，是从近年来中国已经采取的一些政策举措中，寻找中国崛起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何种影响的线索。虽然由此可能无法得到明确的结论，但在当前阶段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仍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从对国际体系的有限参与到不断融入、到转向一定程度的塑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不断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当这个融入过程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时，国内外的人们对融入的前景总体保持一定程度的乐观。一方面，国际社会欢迎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中国也从这个过程中获取了重要利益，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利益。
但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发现自身进一步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的空间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这表现为：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上升，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针对性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容忍度下降，试图从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挤压，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美国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同时，美国试图利用其现有的优势地位，对国际规则进行对自身有利的调整，这造成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人为分割，也增大了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难度。
随着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针对性，中国一定程度上面临即使试图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也不可得的情况，而中国在文化上与西方国家的异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一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某些方面试图强化对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的塑造能力，既是能力上升的结果，也是一种确保自身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力的必要手段。
（二）中国外交奋发有为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自2010年以来，经过几年的酝酿，中国外交经历了一个可以粗略地称之为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变过程。虽然这个转变过程不像字面意义显示得那么有戏剧性，但中国外交确实在发生某种重要的变化。
作者认为，“奋发有为”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应对安全压力，二是促进国际合作。作者把具体政策和政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制成下表。
结论：
中国崛起为国际秩序的演变带来的更主要是积极的因素。
对于任何一种国际秩序的维持和演变，大国包括大国之间相互处理关系的方式，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由于美国是国际体系中的既有大国，人们在理解当前国际秩序时，往往把其作为一个常量或背景性因素来看待。相比之下，中国成为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最大的变数，被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崛起一定会对国际秩序的性质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由中国崛起带来的是国际体系中领导权的变化，不是国际秩序基本性质的变化。中国崛起如果获得较大成功，将对美国的领导权形成最大冲击，会对日本形成较大冲击，但对俄罗斯、印度、欧洲带来的冲击总体上不会很大。
第二，中国更关心的是在现有秩序内提升自身地位，还是要建立或提供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第三，在领土、主权、国家统一等国家安全的核心领域，中国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采取的许多举措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传统做法，但在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方面，中国提出了许多积极的理念。
第四，在观念与国际规范层面，中国对国际社会能够产生的影响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中国提出的某些理念，如“命运共同体”，“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等等，如果能够实现，将给国际秩序带来较深层次的积极变化。但同时，这些理念也包含一些具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内容，在未来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还难以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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