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是中国古代士人中追求精神洁净的一个群体。“逸民”与“遗民”的共通之处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两者又有区别。遗民的核心文化特征是，身处鼎革之际，深怀亡国悲愤和故国之思，念兹在兹。而“逸民”之“不事王侯”，与江山易代并无直接关系，更多的是系于一种生存哲学与士人理想，即不受外物所役，不以自身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追求一种“逸其心”的道德精神自主和士人人格尊严。因此，逸民包含遗民，但遗民包含不了逸民。虽然逸民产生的时代早已消失，但其文化理念却深深根植于文化人的心灵，成为中华文化的血肉。作为文史大家，邓之诚以《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全编》等著作而闻名学坛，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有执着逸民情结的学者。他在日记中以“逸老”自许，自称“生平淡于荣利，少无宦情”。他称颂历史上坚守节操和忠贞的文化行为，鄙夷“奔走声气”“因人而热”。他明确揭示自己的人格理想：“文人宜穷，不宜达，穷而传，乃至可贵，此则正论也。”从民国、日本侵华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后，他始终实践他的远离政治、远离荣利原则，逃避政治统治与思想统治。但是，邓之诚虽然努力逃逸现实世界，却又无法泯灭对这个世界的关怀。从已出版的《邓之诚文史札记》来看，尽管他在日记中一再告诫自己少管闲事，却又情不自禁对现实发表评论。他认为，集体领导制的弊端“难免不流为互相推诿”；批评在宣传中动辄冠以“闹”“搞”“干”等粗俗字样，乃至“丰收而曰大丰收、特大丰收。鼓劲而曰鼓足干劲、鼓更足干劲”，“唯恐辞之不费”；揶揄曾经与他同路的一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追求荣利，有失节操。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他与陈寅恪若合符节、相互默契；但在诸多问题上，他又对陈寅恪不以为然。在邓之诚日记中，展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又一种人格精神和心灵世界。

 邓之诚   逸民   隐逸   荣利   功名

作为20世纪的文史大家，邓之诚(字文如，1887—1960)以大著《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全编》而扬名。虽然邓之诚以学术名世，但学术并非他生命的全部。邓之诚素有记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既记载了他买书、读书、卖书以及师友往还、家居生活等日常琐事，也记载了他读书的心得感受以及对时政的感想。2010年，邓之诚之子邓瑞将1933年5月至1959年冬的邓之诚日记加以整理，以《邓之诚文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之书名出版。这部文史札记，为人们打开了通往邓之诚内心世界的一条通道。读他的日记可以发现，在学术大家邓之诚的思想深处，隐藏着深深的逸民情结，也同时充满了“逸”与关怀现实的矛盾和冲突。

一

逸民是中国古代士人中追求精神洁净的一个群体。何晏（？—249）《论语集解》说：“逸民者，节行超逸也。”颜师古（581—645）《汉书注》说：“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程颐（1033—1107）对“逸民”的超逸行为方式有具体的描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虽然在古代士人中，不乏以“逸”为文化资本，进而攫取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者，但是，这些伪逸民，自盘算利益始，就已经不在逸民之列了。

在汉语词汇中，有一个词与“逸民”相关，这就是“遗民”。“逸民”与“遗民”的共通之处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两者又有区别。清人归庄（1613—1673）辨析说：“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又说：“故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生之显晦。”清初，恽格（1633—1690）以山水、花卉之画以及“善褚书”为“三绝”。邓之诚评价说：“实则三绝中一点一滴，皆故国之思。非真识者不能辨也。若仅目为高逸，未免泯没烈士苦心。”据归庄、邓之诚之言，遗民的核心文化特征是,身处鼎革之际，深怀亡国悲愤和故国之思，念兹在兹。而“逸民”之“不事王侯”，与江山易代并无直接关系，更多的是系于一种生存哲学与士人理想，即不受外物所役，不以自身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追求一种“逸其心”的道德精神自主和士人人格的尊严。因此，逸民包含遗民，但遗民包含不了逸民。

逸民的存在，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利欲世界里保留了几许道德与精神的亮色。清人王夫之（1619—1692）说：“陶令之风，不能以感当时，而可以兴后世，则又不可以世论者也。”“逸民不乐在朝廷而轻爵禄，所以风示天下，使知富贵利达之外，有廉耻为重。”这就是逸民的文化价值。如果从古代士人与帝国政治统治的关系考虑，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权之下，“逸民”生活方式的选择，又是一种逃避政治统治与思想统治，“孤行而无所待”的保持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方式，正所谓“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一句话，逸民生活方式是一种“逃避统治的艺术”。

二

在邓之诚内心世界发现逸民情结，首先源于夫子自道。

1944年4月4日（农历三月十二日），邓之诚因日本朋友松崎鹤熊(1867—1949)坚请不已，“略叙生平不慕荣利及为学之方以答之”。在自叙中，邓之诚谈及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生活原则：

生平淡于荣利，少无宦情。辛亥以还，默察宇内将乱，苟全性命，不求闻达，未尝沾一命之荣，食半钟之禄。中间丁巳受聘国史编纂处纂辑，以为载笔之事，无异授徒。三十年来，丧乱之间，亦尝为之排难解纷，然慕鲁仲连之为人，终无所取，仍为大学教授也。志在山林，所以不即遁迹者，以无山可隐，兼寒家食指众多，无所得食，又诸生相从甚殷，义不忍舍去故也。使不尔者，不为皋桥赁庑，亦当因树为屋久矣。

这是一篇很“逸民”的自述。

大致说来，“逸民文化”有两大要素：一是不仕。邓之诚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不得不担任教职，但在他看来，教职和出仕绝不是一回事。自己虽于丁巳（1917）“受聘国史编纂处纂辑”，亦属于载笔之事，“无异授徒”，与出仕无关。他自述“未尝沾一命之荣，食半钟之禄”，绝意仕进，对于体制与政治高度疏离，“如天山之两相望而不相亲”。二是轻爵禄、远声利。清人孙奇逢（1585—1675）说：“士必先遗声利而后能逸。”邓之诚自称“淡于荣利”“不求闻达”“志在山林”，正是“遗”富贵利达而“逸其心”。

在上述自述中，邓之诚引用了两个逸民文化的典故：“皋桥赁庑”“因树为屋”。“皋桥赁庑”典出《后汉书·梁鸿传》：梁鸿携妻孟光隐居避患，“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后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因树为屋”典出《后汉书·申屠蟠传》，申屠蟠“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朝廷屡征不就。后避党锢之祸，“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以这样两则典故表述自己的情怀，以及无意仕进的原因，呈现出来的是邓之诚对逸民文化的身份认同。

“避世”“隐逸”的情结，使邓之诚对明清鼎革留给清初的重要文化遗产——明遗民特别关注。

邓之诚对明遗民的最初关注始于“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这一关注和研究，持续了二十多年。1959年，亦即邓之诚辞世的前一年，他终于完成了中岁以后倾注大量心血的《清诗纪事初编》。这部堪称邓之诚代表作的大著，本黄宗羲（1610—1695）以诗证史之说，以诗存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更特别关注那些“崎岖兵革之间，呻吟鞭扑之下，艰于一饱，动触网罗，寄其抑陶，行歌相答”的“草野之士”，称他们的诗作“山河有泪，花鸟添悲”；发掘鼎革之际隐身避地、事迹湮没，唯在同时诗人吟咏中惊鸿一现的遗民志士，白其事，表其功，彰其志。王泛森曾批评说：“邓先生学问那么大，可是受他所关心的问题颇有限制，他对明遗民的兴趣太大，所以，明遗民世界中非常小的事情他都要讲。”他没能理解的是，邓之诚对遗民文化的关注，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也是对自我的精神肯定。他为那些湮没于历史深处的遗民志士而哭，正是因为在他们之间有一条同呼吸的情感纽带。

在挖掘明遗民的事迹并加以表彰的同时，邓之诚特别注意辨别“伪遗民”与“真遗民”。早在清初，万斯同（1638—1702）曾对《宋遗民广录》中所收录记载的遗民加以清理：“何宗，《元史》入《隐逸传》，然尝仕元为宗濂、东湖二书院山长，又行省聘为龙兴郡学师，非遗民。文及翁为佥书枢密院事，闻元兵逼江南，讽台臣劾己，章未上，先出关遁。此不忠之臣，安得称遗民？赵潜为沿江制置大使，元兵未至，先弃城遁。此误国之贼，安得称遗民？赵复，虽未受元职，然其教大行于北方，日主讲席，终于燕都，非隐士也，亦不当入。”邓之诚评述说：“季野《宋遗民广录订误》考订精核,义正辞严”，“诚不苟之作”。他又进而揭示：万斯同之所以考订《宋遗民广录》，“盖为顺康时冒称遗老者而发”，“驰骛声华者，可以悚然矣”。

接续万斯同的思路，邓之诚亦对清初的明遗民加以评判。

1942年10月9日（农历八月三十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议论说：

晚近以来，不为异姓之臣者，多幽栖岩穴，肥遁自甘，甚或托迹黄冠，逃之缁素。于是忠义隐逸，俨然媲美，修名所在，涂饰因之。

所谓“忠义隐逸”，成了取誉当世的文化符号。他进而辨析道：

明清之际，如牧斋顾惜身家，委质恐后，而笔投江上，签进越中。以云两端，诚哉首鼠。梅村草间偷活，悔恨自挝，发为韵歌，热血耿耿，虽迫哀亲，胡捐鬶釜。又如梨洲乞师海外，作注西台，而遣子百家，明夷待访，保身则哲，求志或孤，以视荃化为茅，雀飞成蛤者，固当有间。而揆以贞一，讵曰有合？

1954年1月13日（农历腊月初九日），邓之诚又在日记中议论说：

尝论唐以后无真隐，如以皮、陆充隐，则贺监亦高尚其事者矣！不特种明逸可议，即明复、康节，岂足以当高逸！近人王壬翁亦其类也。隐，当去姓名，安可倚达官、显宦为重哉!

在这两则日记中，邓之诚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可以称为高逸，可以称为隐士？在他看来，钱谦益（1582—1664）、吴伟业（1609—1671）、黄宗羲，或是首鼠两端，或是草间偷活，或是晚节可讥，不合高逸的“贞一”精神；皮日休（约838—约883）、陆龟蒙（？—881）、种放（955—1015）、孙复（992—1057）、邵雍（1011—1077）、王恺运（1833—1916），皆有出仕或依附权势的情节，亦不可称为真隐。既是隐逸，就应当绝去仕途、权势、荣利，坚贞如一。这大抵就是邓之诚心目中的隐逸的原则和标准。1959年1月4日（农历冬月二十五日）邓之诚为清初词人彭孙遹（1631—1700）“草小传一首”，竟发现“无事可记”，因此感叹说：“不知此君晚年何以寂寞若是，可以知其为自好之士也。”在《桑园读书志》中，他评论《变雅堂集》的作者杜浚（1611—1687），虽“伏处江介，穷饿自甘”，却又“不免奔走声气”，尤其是与“时方向用”的熊赐履（1635—1709）交往，“虽曰同里之契，气味相投，然因人而热，岂草衣卉服之所宜乎。盖好名之累，与岩穴幽栖之士，颇异其趣矣”。在邓之诚心目中，“寂寞”意味着“自好”，而“奔走声气”“因人而热”，与隐逸隐世是全然背道而驰的。

邓之诚视野关怀下的遗民，不仅是明遗民，而且包括清遗民。

1942年10月9日（农历八月三十日），邓之诚为王季烈撰“七十寿序”。王季烈（1873—1952），字君九，别号螾庐，江苏长洲人，是近代与王国维（1877—1927）、吴梅（1884—1939）齐名的曲学大师。唯王季烈因排斥民国政体，竟至参与清室复辟，并于1932年3月随溥仪（1906—1967）赴长春，与佟济煦、宝熙、郑泉、林棨、金卓、金贤、胡嗣瑗同列“内务大臣”。虽然1934年春，王季烈便上奏乞归，但因此两年之经历，其人其事遂被湮没。

清人陈康祺（1840—1890）《郎潜纪闻》说：“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始入文稿。”之所以称为“谀词”，是因为当寿辰之时，以嘉美之词誉之、祝之，乃人之常情。故祝寿之文，“罕有不溢美者”。然而，邓之诚的这篇寿序，仅以三十余字表达贺寿之意，曰：“年秋九，君九先生七十有庆，饮和纳粹，邀天之赐。唯介能和，期颐可待，国赖老成，未为晚遇。”而接下来的主要内容，一是追溯《后汉书》以来为逸民立传之传统；二是对明遗民中的钱谦益、吴伟业、黄宗羲加以评判，称他们在明清鼎革之际，大节有亏，未能做到“贞一”。作为与钱谦益、吴伟业、黄宗羲的对照，邓之诚对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陈荣昌（1860—1935）加以盛赞。

邓之诚最钦佩的是顾炎武。早在1944年答松崎的自叙中，邓之诚便自述：“为学之方，尊服亭林”。而在这篇“寿序”中，他对顾炎武的精神更加以表彰：

至若亭林生长江南，安于塞北，周历边障，存问老兵，出入交山，亲为筹策，身危心苦，垂老不休。迨玄黄既判，犹欲交天下之士，观天下之变，世徒以逸遗目之，亭林不任受也。

不以顾炎武为逸遗，是邓之诚一以贯之的观点。《清诗纪事初编·顾炎武》称：“炎武始终不忘恢复。潘耒赠炎武六十寿序，言事功不成当以著述传世，可谓不知炎武者。”1954年1月13日，邓之诚在日记中再次议论说：“亭林则志在有为，不能以隐目之。”邓之诚之所以再三称颂顾炎武，是因为顾炎武于江山易代后不是消极隐遁，也不是首鼠两端，而是贞一不二，积极有为。

除顾炎武外，邓之诚心服的就是“昆明陈侍讲小圃”，也是他在“寿序”中着重肯定的第二位人物。陈荣昌，字筱（小）圃，号虚斋，又号铁人、困叟，别号逊农、桐村，云南昆明人。清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编修，督学贵州；二十年（1894），返昆明；二十二年（1896），受巡抚松蒲之请主讲经正书院；二十八年（1902），任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后迁任山东提学使。宣统三年（1911），清室倾覆，民国肇始，陈荣昌决意隐居，在致山东周都督信中言：“今世界公论分君国而二之，洵有至理，特荣昌所处实难耳，既为清吏不敢背清朝，既生中土不敢忘中国，若清亡则终身为民不复言仕，诸君子当见而谅之矣！今民国已成，是即荣昌终身为民不复言仕之秋也。”鼎革后，陈荣昌退隐昆明安宁的鸣矣河，改“鸣矣河”为“明夷河”，盖以《易经》卦取名，寓韬晦柔顺之意；自号“明夷子”，不再出仕，“如礼学馆之征聘，清史馆之纂修，图书馆通志馆长，皆拒”。其门生秦光玉（1869—1948）称：“其高风亮节，方之古人，虽后汉之管幼安、东晋之陶元亮，不为过也。”

邓之诚论陈荣昌，补充了大量他隐居生活的细节以及随从王君九参与复辟的情节：

三十年来，……之诚独心服昆明陈侍讲小圃。焚弃笔砚，遁居安宁，河号明夷，志甘饥饿。坐卧小楼，绝口世事。世亦几忘之。或尊之以遗老，辄便泫然。晚始奉手君九先生，服畴津沽，避地辽东，复夏宗周，策画靡间，不务表暴，不居品目。

为此，邓之诚评价陈荣昌“比迹亭林，后先接轨”，“可谓艰难有济，终始不渝者”，诚为盛誉。

王君九、陈荣昌均系清遗民，甚至参与复辟清室乃至伪满洲国的活动，邓之诚却与他们交好，并对陈荣昌加以盛赞。那么，邓之诚对于清室究竟是什么立场？

据邓嗣禹（1905—1988）、周一良（1913—2001）、王钟翰（1913—2007）的《邓之诚先生评传》，年轻时的邓之诚十分活跃，“对其时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人的地下活动，先生均解囊相助，有时还为掩护革命志士逃脱虎口而甘冒风险。辛亥革命前夕，先生亦挺身而出，与同班学友李印泉、邵次明、李西原等多人，为加速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几达一年之久。即在武昌起义以后，先生仍兼报社工作，撰写过多篇政治性文章，高声欢呼辛亥革命，热忱不懈”。邓嗣禹、周一良、王钟翰是邓之诚的门生，所言先生之生平不应有错。而邓之诚对清政府的印象也可见其日记。

1958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初七日），邓之诚阅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在日记中议论说：“清室自取危亡，已至不可终日，一旦祸发，决难挽救。”

1959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初九日），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偶与二弟谈及清季有人撰联以讥政府者，曰：‘发奋为雌，励精图乱；破格用己，下诏罪人。’辛亥武昌起义，不三月而清亡者，人心久失，即此一联，可以尽之，为之慨叹不已。”

由此而体味邓之诚为王君九撰写的寿词，当知邓之诚彰扬的不是王君九、陈荣昌复辟清室的具体活动，而是一种超越政治行为的节操和忠贞。诚如邓之诚在“寿序”末端所申明的：“之诚仰苛礼接，不习颂言，因推往事，以明所志，虽未足为介寿之辞，然贞干之义，或有发明，修辞立诚，庶无多让云尔。”发明“贞干之义”，“以明所志”，正是邓之诚写这篇寿序的主旨。

三

邓之诚不仅内心深怀逸民情结，而且终其一生，远离政治，不慕荣利，践行逸民精神。

1933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六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记载：“沈熳若来长谈。此君近入蒋幕，谓已力倡予之美于蒋，力劝赴庐山一谈，笑谢之。今之人如何可谈乎。”

1937年7月7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旋即占领北平。身陷沦陷区，如何去就，如何存身，邓之诚从明清鼎革时的明遗民身上汲取力量。他在《清诗纪事初编序》中自叙：“丁丑之秋，遭逢变乱。念明清之际，先民处境，有同于我者，不识何以应变，乃取其诗时时观之。钦其节操，爰患中赖以自壮焉。”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封占，邓之诚与张东荪（1886—1973）、洪煨莲（1893—1980）等燕京大学的教授被日本军逮捕入狱，虽备受虐待凌辱，但大义凛然。次年出狱后，邓之诚一再峻拒出任伪职。1943年6月24日（农历五月二十二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记载：“孙宣来，代周作人致意，约为综合研究员，可以不到院，在家自由研究。仍以年老，须自成书，峻却之。孙宣又以委托研究见商，亦笑谢之。”同年，邓之诚的日本友人松崎欲荐他为山西《新民报》主笔，年有万金，邓之诚辞之，8月29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在日记中记：“得松崎二十一日书，言予不就报馆事，深悔知我之浅，益慕予之。”

沈熳若欲荐邓做蒋介石幕僚的1933年（民国22年），邓之诚生活窘迫。是年6月28日（农历闰五月初六日）记曰：“困难甚多，如此间债务，如移家费用，尚皆无出，因致进退维谷。”次日又记：“连日筹维无术，以月得二百四十，仅敷日食。儿女辈学费及所负债皆无应付之法。内子不谅，催嫁贞女甚力，真令人束手。”1943年，拒绝周作人与松崎之聘的邓之诚仍然深陷困境。5月3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邓之诚因粮价大涨，“为之不乐，占二绝句：生计萧疏一饱难，妻儿相对涕汍澜。回思觳觫锒铛日，细雨愁风一样酸。”8月18日（农历七月十八日），又作《桑园往事》分致友人，其中有诗句云：“人间万事书应备，只少仙人辟谷方。”困窘之下，邓之诚唯有靠卖书和家具或典当、借贷以及戚友学生的接济度日，偶而刻印鬻字以得微资，十余口之家仅免于冻馁。在艰难困顿的处境下，邓之诚拒不接受上庐山接近蒋介石的机会，又峻却周作人之请，辞谢松崎“年有万金”之荐，实是因有逸民理念与遗民节操作为强大的支撑。

1949年，江山易帜，邓之诚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政权。可以肯定的是，邓之诚对于国民党政权是深感失望的。1948年5月20日（农历四月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校中今日放假，以蒋中正就职大总统也。自民十三(年)以后，久无此称矣，今又有之，令人感慨无穷。南京学生全体罢课一日，以纪念去年今日惨案为名，实即对蒋新职表示反抗也。耳目所及且如此，尚何论远方乎？蒋之不振，即此可以知之，特窃美号自娱耳!

1948年7月24日（农历六月十八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记其时之战事并加评论：

前数日，襄阳陷落，康泽被俘。徐沟、太谷之战，赵承绶被俘，历来共军能俘国军高级将领，而国军不能，胜败之数，已于此可见矣。闻康泽在共军未围城之前，往南京领饷万亿，在上海倒把，致物价大涨。蒋中正命其子经国查办，经国素与康泽不协，立将其金资及货物扣留。康本意乘船载货至襄阳贩卖，至是乃空手归。值战事起，无以发饷，其下竟缚之献敌。此辈不自知死期，尚黩货若此，蒋所部皆黩货，安得不败？

同年9月3日（农历八月初一日）又记：“言蒋夜间无人时常痛哭，知其处境之苦。然天下事岂一哭所能救耶!”1949年12月10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再记：“蒋于今晚八时，踉跄抵台北。成都危在旦夕，昆明有已易帜之说，大势已定，正若戏台已吹喇叭散戏，虽欲续演不可得矣!”

对于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邓之诚是颇有赞叹的。1950年4月8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他作《刘仙洲造像记》，文中称：

今日科学日新，机械百出，农之进也，一日千里万里，而我犹封于故步，胼手胝足，与机械争胜负，人居十百，我仅一之。不农则不食，不食则不国。故资于农之进，以资工与商可也。而其始在利农器。政府草创万端，而有华北农业机械总厂之设，可谓知所先务矣！……予维数十年以来，举国号呼，倡为维新，曰改革，曰建设，而其效不彰者，农国也。农产不给，而侈谈工商，且侈谈整军经武，是谓先后失次。专门名家多矣，而惜其不用，或不竟其用，是谓沮抑人才。今观于华北农业机械总厂一年之生效，知其事易举也……而后叹数十年来，尸大位者之罪通于天也。……吾虽老，犹得觇国之兴焉！

1953年7月1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在日记中写道：

报载:永定河官厅水库六月二十九日完工，坝高三十五公尺，湖(水库)广二百三十平方公里，役工四万人，为时一年又八阅月。治淮、荆江分洪及此，皆以今年竣工，非共产党无此气魄，亦无此力量。

1954年1月11日（农历腊月初七日），翻阅《点石斋画报》时记曰：“起光绪十年(1884)甲申，迄二十三年(1897)丁酉，足以见彼时社会腐旧状况，以视今日，不可谓非进步矣!”4月16日（农历三月十四日）晨八时，“冒雨至小庙投票”，参加普选；晚上，在日记中记载：

成府北区今日投票者千二百人，自晨八时至夜十一时，执事者、秧歌队腰鼓队之巡回者，始终不懈，不疲，使人能尽其力若此，有生以来所未见也，如善保持之，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竟乎！

1956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五日）记：“王希翰来,言：墨石口挖河业已开工，将来引官厅水库之水入护城河，再开新河以达天津行轮船，殆将复禹之绩，觉金、元水利藐乎小矣，科学之为用大矣！”

但是，邓之诚对政治的疏离和回避，未曾有丝毫淡化。1950年10月17日（农历九月七日），他在日记中记道：“科学院硬派我做历史考古专门委员。”两天后，他“与东荪言及专门委员事，东荪以为不应辞，辞则得罪人也”，可见他当时是意欲辞去。1951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十五日）记：“定于星期六、日，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开会。即复一字允之，但推病不到会。”7月26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记：“得北京大学洪杨史料编纂会通知：明日开会，附金毓黻书劝驾。拟皆不往，珂儿以为太过。此子不知我心，然能笑受，可以免于今之世矣!” 9月13日（农历八月十三日）记：“科学院开院务会议，以卡车来迎，辞以腰痛，未往。此又予一罪状。”9月14日（农历八月十四日）记：“校西门转来昨日科学院开会通知：昨、今两日，正、副院长报告，十七至十九为专题讨论。不可怠慢，急作一书致郑振铎，言腰痛未能赴会。”1953年7月10日（农历五月三十日）记：“致书科学院，星期之会请假不出席。”1956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初二日）记：“闻胡绳誉我，珂所闻亦然，我何必需此哉！”7月5日（农历五月二十七日）记：“欲役我校订《清史稿》，我岂其人哉！……那能随便听人摆布。”

邓之诚对政治采取如此决然态度，一方面基于他以往所持的逸民立场，另一方面亦与当时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基础，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在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中，邓之诚昔日的一些朋友、熟人或被镇压，或自尽，或贫困而死，或因言获咎，这对他内心产生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因而在日记中有不少反映：

1951年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记：“张东荪来，高名凯来，言陈宝琛之子几士于二月一日在福州以地主恶霸罪名枪毙。”“并其管事仆一同枪决。”12月25日（农历冬月二十七日）记：“下午，裴估来，言贺孔才于上星期一投北海死。此人为吴辟疆弟子。”贺曾为《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公安局以贺必参预国民党，不然不能荐多人入天津《民国日报》，因疑贺必与香港《民国日报》通消息，屡严诘之，贺遂于星一之夕，乘人静，自团城缘所系绳降落平地，手掌为绳所伤，步至桥头，解衣投水，比人知往救，已久绝矣！”邓之诚感叹说：“一说文化部于忠诚老实运动结束后，已批准重新登记，免于管制，已无事矣，岂又有新纠轕耶！”

1951年，张东荪事件发生。邓之诚与张东荪交往密切，关系亲近，其日记有多处与张东荪往还之记载。此前的1950年3月2日（农历正月十四日），邓之诚因张东荪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和谈，撰《北都围城纪事四章赠张东荪》，诗中谓：“戊子之冬，幽都罹兵，城守二十万人，攻者或三倍之。百万生灵不自意能全，谓将与宫阙文物同烬矣！东荪徒步两军间得成和议，既许为文辞以张之，隔岁乃成此诗。”而自称于北平和平解放有功，也正是张东荪肇祸的原因之一。

1952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记：“校中开反浪费控诉大会。本定晨九时开会，以昨夕会至深夜，故改下午，首由陆志韦检讨，众嫌太泛，令其下期再说。蒋荫恩检讨，亦未得好评。继由负责学生报告总务处及各部门贪污浪费各情。至此，即有人在人群中呼号严惩石文博、范玉华、王翰章者，旋令三人摘帽，摘校徽，俯首跪于台上。后由雷洁琼演说，搜出仓库所藏美、英及国民党旗帜之严重性，问陆、蒋知之否？遂散会。明日上午，各系继续开会。下午，开展览会，反动国旗及贪污浪费证件均须陈列。”陆志韦(1894—1970)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日本人占领北平期间，曾与邓之诚同被抓捕入狱。现遭遇如此下场，邓之诚不免胆战心惊，“今日之会，陆公受窘可谓至矣!”

1953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一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上与周恩来（1898—1976）、毛泽东（1893—1976）围绕总路线的争执。

1954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九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记：“晚，高名凯来，言：昨日北海之会，由《人民日报》邓拓主持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无异斗争，竟日始罢。”

1955年7月8日（农历五月十九日）在日记中记曰：“彭岳渔来，言：聂绀弩亦是胡风分子。胡风往来信件皆编号归档，其有组织可知。”

1957年，他的诸多朋友包括他最亲近的弟子王钟翰纷纷被打成右派。邓之诚不能不为之惊悚。4月28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记：“今日报载：驳雷（海宗）及雷认错之文，仍是禁止说话也。雷前年说：‘胡适亦有可取。’惹出麻烦不少，犹复饶舌何耶？”

1958年12月1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记：“高名凯来，言：陈絜是闻将被列为右派，赴水得救，送疯人院。陈锹则于右派处理后，改任图书馆职务，每月须扣薪水六十元还债，因盗卖馆中书籍，羞愤自缢死。今日消息隔绝，偶得一消息，皆出意料之外，可异也。喘胀大不适。”

面对高压的政治氛围以及世事的多变难料，邓之诚一再告诫自己，慎言，少管闲事，远离世务。1951年10月10日（农历九月十日），赋诗《宝昌诗意忧郁，以此广之》，中有诗句：“学得逍遥新旨趣，心同（如)野鹤不同孤。”11月23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作《近事有感》，中有诗句：“悬崖瀑响猿同啸，下濑船飞鸟共争。世变纷纷到林壑，余将草芥比身轻。”“云迷远岫峰峰变，风急孤帆面面争。唯有道人无一事，羽衣原比五铢轻。”11月26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作诗《却酬李仲公》，中有诗句：“天意晦茫安可说，愿留微命到升平。”1953年10月2日（农历八月二十五日）记曰：“昨夕思得一义，世间万事，即此已足，若再多求，必致殃咎。此之律己，非敢教人。”1954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一日）记曰：“予老矣，饱食足睡，尽有世界，既可颐老，亦堪避俗，如尚多言，不啻自毁，默尔而息，庶享长年，老来作计，莫善于斯!”1955年9月7日（农历七月二十—日）记曰：“今后但闭门闭口，待尽之年，以不惹麻烦为第一义耳！1956年7月5日（农历五月二十七日）记曰：“少管闲事，多活几年。”1959年9月25日（农历八月二十三日）赋诗：“少日声名每自矜，老来怀抱冷于冰。世间万事吾无与，顽钝方知是寿征。年来多病闭柴关，一片孤云时往还。若有半分哀乐意，定难闲坐看西山。”

邓之诚立意避世，远离政治，但是政治现实却不允许他避世。当邓之诚表示，因各种病痛不能参加学习，相关机构就把会议开到他家中：1951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十三日），“钟翰来言：政治学习，已分小组，须至我处开会一二次”。1952年1月5日（农历腊月初九日），“下午两点，学习小组在我处开漫谈会，谈土地改革问题，六点毕会”。

学界对邓之诚的各种严厉指责，也使得他倍感压力。1950年元旦（农历冬月十三日）记曰：“齐思和来，言翁独健公开骂我‘倚老卖老，好批评人，什么会都不去’。”对此，邓之诚自嘲说：“此良言也，即以此罪名，勒令饿死，实不为枉。”1955年9月7日（农历七月二十—日）记曰：“徐苹芳……谓闻之宿白，此次运动，陈仲夫自行检讨与同人不团结是受我影响。众遂指责我不应建立宗派。冤哉！我何尝建立宗派耶！一生受宗派欺凌则有之，亦未尝有计较心。人不相知，而有此疑，是则我之过也，于陈仲夫何尤！于众人又何尤？” 1959年9月26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记曰：“许大龄在北大扬言我诋公社。忆数月前，彼来时，我无此语，不知何以误会。是又一陈仲夫也，令人生惧。”

据王钟翰回忆：20世纪50年代，邓之诚对当时应接不暇的一场场政治运动反应消极，作冷眼观，引起了某些学者的强烈不满。一次，他陪邓之诚参加由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翦伯赞（1898—1968）发言批评道：“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人自恃有些旧学功底，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其实，过去的所谓‘国学’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在座者皆知其所指，而邓之诚双目紧闭，一言不发。“散会后，我送文如师回寓所，一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师生二人比肩而行，皆默然无语。但我看到了文如师脸上的无奈、目中的茫然。”

尽管邓之诚一再以“慎言”告诫自己，但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他日常生活的干扰，使他很难一言不发，难免有“不谐”之词流露，而身边的朋友迫于各种压力，纷纷前来进言、劝告：1951年12月4日（农历冬月初六日）：“张东荪、高名凯先后来，皆劝我学习，可感也。”12月15日（农历冬月十七日）：“张东荪来闲谈，劝予参加小组讨论。”1953年9月16日（农历八月初九日）：“午，王剑英来……言：夏自强埋怨我不赴科学院开会，为辜负彼之好意。”1954年5月30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晚，招同舍来谈，微箴予宜谨言，此良规也。”1955年9月7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徐苹芳冒雨来……力劝我以后勿谈政治、校事，以及生活问题。”1958年1月16日（农历冬月二十七日）：“下午，李印泉来，久坐，言：今后三年世界上变故甚多，婉劝予勿多言取戾。告以金人三缄也。”1959年10月8日（农历九月初七日）：“晚间，同舍(聂崇岐)来，力以‘难得胡涂’为言，知我之病，可谓良规。”

为了免祸自保，邓之诚亦不能像以往那样淡泊自如。1951年12月15日（农历冬月十七日）：“晚，赴侯仁之家开会，所谓从谏如流也。”9月14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校西门转来昨日科学院开会通知：昨、今两日，正、副院长报告，十七至十九为专题讨论。不可怠慢，急作一书致郑振铎，言腰痛未能赴会，并赠以庚子年美国占领北京木刻告示一纸，冀其能缓我也。”9月24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晨，以电话叩李仲公，托其致书郭沫若缓颊，以予此次未出席科学院院务会议，恐以不合作为咎也。”

但是，在邓之诚的内心，逃避被统治的信念从未动摇。1953年9月16日（农历八月初九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谈到外间对他不参与政治学习的批评，写下一行字：“今日所闻入耳、逆耳之言各半，唯有我行我素，免为患得患失之小人。”这可谓他坚守信念的内心独白。

四

邓之诚自从关注逸民和遗民文化以来，就把远离宦场、远离荣利作为自己持身的信念。新中国建立后，他仍然不断地强调、强化自己的这一意识。

1950年6月2日（农历四月十七日）邓之诚阅《国(清)史列传》，摘记周筼（1623—1687）、陈学洙事迹。周筼“会彝不置，走京师。访之，居二年，未尝一诣贵人。时徐干学好士，筼同里徐善主其家，善与筼同卧起，干学欲一见而不可得也”；“陈学洙，戊辰会试主司，徐干学先期罗致诸名士，有友约学洙往会，行至中途，忽自念曰：吾生平未尝有私请，中不中，命也，半世守节，老而失身，可乎？竟不往”。邓之诚作案语曰:“干学网罗人才，一时文士无不出其门，若筼与学洙，诚可谓自好之士已。周筼、陈学洙独不附徐干学。”“自好”与“独不附徐”，可谓这段案语的关键词。

1952年4月27日（农历四月初四日），邓之诚阅清初士人黄之隽（1668—1748）的《痦堂集》，“为系一长跋”。在长跋中，邓之诚记叙黄之隽的事迹：“力辞律吕正义馆幕修之征，不诣朱邸……归田后，家不中资，唯藏书二万卷，后遂屡辞江宁钟山书院、福州鳌峰书院、山阳淮阴书院、广州粤秀书院、扬州安定书院之聘，固有所骇，而倔强忍饥，亦人所难也。”“之隽刚介不随流俗，故宦不达。”赞许之情溢于言表。邓之诚进而发挥，把“宦不达”的黄之隽与达官张照（1691—1745）比较。黄之隽于康熙朝“力辞律吕正义馆幕修之征”，张照则在乾隆朝以南阁学士身份，奉命续修《律吕正义后编》。邓之诚对张照十分鄙视，在《骨董琐记》中曾指斥“九卿中张照最鄙。撰进《法宫雅奏》、《九九大庆》、《劝善金科》、《升平宝筏》诸曲，寻声度拍，亲为乐操鼓，甚至献身氍毹，盖阮佃夫之流亚也”。在这篇长跋中，邓之诚又讥讽说：“达如张照，在律吕正义馆编曲操鼓，如狎客伶官，曾不得比于大晟乐府，身后籍没，几至族夷，亦何贵于达官乎？”“以是知之隽有品，不图文士中尚有此人。”邓之诚如此评论黄之隽与张照的史事，颂扬有品而不达的黄之隽，讥讽达而无品的张照，是对自身理念的进一步确认。

1953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邓之诚在日记中再次谈到“达而在上”与“穷而在下”问题：“翻阅《翁山文外》一过，知古今文人不出两类：一为达而在上者，称颂功德，鼓吹休明者是也；一为穷而在下者，憔悴忧伤，即物寓慨者是也。以翁山与徐干学、高士奇、张英相较，此义自明。今日非无翁山其人，无此才笔耳！……文人宜穷，不宜达，穷而传，乃至可贵，此则正论也。”翁山，即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隐逸诗人屈大均（1630—1696）。邓之诚以穷而在下的屈大均与达而在上的徐干学（1631—1694）、高士奇（1644—1703）、张英（1637—1708）比较，宣示自己的价值选择，其心志于此大明。

1953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初七日），邓之诚“过孙楷第久谈”，“谈及二陈，予谓正赖此辈为世人所重，我乃得为逸老耳”。二陈，即陈寅恪（1890—1969）、陈垣（1880—1971，字援庵）。“逸老”则是邓之诚的自我定位。

然而，自称“逸老”的邓之诚并非真正的逃逸方外，内心中仍然强烈地关注着身边的世界。

他关注1949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并情不自禁的发表感想和议论。1951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六日）记：“宋毓珂来，言天津一夕之宴有费四百万者。奢侈之风如疫疠，吾惧其蔓延也。”1953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二十日），邓之诚阅报，对题为《认真贯彻集体领导制》的“社论”发表意见：

窃意互相监督，难免不流为互相推诿，且何者应由个人决定，何者应开会取决，亦难掌握也。辩证法本属一种高深哲学，欲尽人灵活运用，本至难之事，毋过左过右即过犹不及，亦即所谓执两用中，非圣人不能，今欲人人皆为圣人，可乎?此即今日思想症结，一言以蔽之，即思想是否能联系事实，以主义为人民服务，此可以联系者也。辨别事之可行与否，旧社会一切事物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当去，何者当留?

1955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三十日）记：“今年花爆声似多于往年，干部喜此也。”1957年4月28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记：“王钟翰来……言：一般人对《人民日报》为雷海宗所作案语，多持异议。”1958年6月26日（农历五月初十日）记：“报载：康生、陈伯达、周扬、于光远皆兼任大学教授，北大前聘冯定为哲学教授，唯李□□以白蚁专家受聘中山，专则专矣，但恐讲俸不能多耳！”1959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二十九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评论其时流行的革命话语说：

近来俗语常见于文字者，曰“闹”。昔年闹官派，闹家务，闹事，闹大气，闹考，闹风潮，闹意见，皆非美辞，近唯闹情绪一语，有不满之意。余凡宣传事项，冠以“闹”，或“大闹”字样，以见烈烈轰轰、热热闹闹之极况。盖视大闹天宫为革命行为脱化而来。次则曰“搞”，曰“干”，本蜀语，流传于黔、楚。昔有“为官不在大小，各人搞、干不同”一语，谓其瞒人行事也。今则作“操持”解。搞工作，搞运动，搞研究，搞对象。干则有穷干、苦干、硬干、单干、大干，至于巧干、实干，而愈绵密矣！

1959年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三日），继续评论说：

昔人为文，唯恐辞费，故王壬翁述庾信《枯树赋》，曰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事异时移，无端感慨，以“无端感慨”四字总括全篇，言有尽而意无穷。今则唯恐辞之不费，故丰收而曰大丰收、特大丰收。鼓劲而曰鼓足干劲、鼓更足干劲，言无穷而意有尽矣！虽文章有体，各示其宜。工农言语不得不尔，然士流独当默尔而息乎？

1959年2月7日（农历除夕）记曰：“一年以来，世变最多。所谓‘三可’。即毛公与康生商定之‘人可改造，事可多办，钱可少花’。岁暮，物资缺乏，历来罕有。”

邓之诚关注现实世界，也同样关注曾经与他同路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立身处世，并以荣利、节操的价值观念加以评判。1951年5月24日（农历四月十九日）记：“昨《人民日报》载侯仁之一文，谓参观土改从农民学到阶级斗争的恨与爱，此正今后知识分子应走之方向。侯生一语破的，应受上赏也!何以他人皆不能从此处着想，或有授意耶!”1956年2月29日（农历正月十八日）记：

昨报载：杨树达年初二死矣，遂得著名语言学家之谥。……予初印《骨董琐记》有诋叶麻语，杨之师也。予尝笑杨心目中只有《汉书补注》，遂避予若浼。叶不得其死，予为删去《琐记》中语。解放后，杨不复称叶，何尝非乖巧人耶。

1956年8月18日（农历七月十三日）记：“周（一良）自入党后，已绝迹吾门。”1957年3月26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日）记：“报载：冯友兰所撰《魏默深百年纪念》，竟以魏为哲学家，谓若生今日必欢忻鼓舞，知言哉！旧学已亡，不胜浩叹。”8月24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访李仲公，因为“谈不洽”，邓之诚议论说：“此人似当得一新位置，老不忘官，如此者比比，不足异也。”1959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一日）记：

报载：冯友兰新著《四十年回顾》一书，当然为摹仿《梅兰芳五十年舞台经验》而作。梅从学戏时说起，故可以五十年为题。冯公毕业距今不到四十年，学生时代亦须回顾，何妨从初生说起，改题六十年，岂不驾乎梅兰芳之上哉？

1959年6月11日（农历五月初六日）记：“阅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不实不尽。力诋蒋介石，而又谓其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自成前却。此书刊于己丑春，冯已逝去，其妻募人代笔，为冯吹嘘，即不啻为己吹嘘。”

在其时著名学者中，邓之诚与陈垣最终因观念不同、追求各异，由朋友而形同陌路，故私下里对陈垣的批评也最为激烈。

邓之诚与陈垣在民国年间交往颇密，在日记中有多处往还的记载。1939年12月31日（农历冬月二十一日），邓之诚专门入城，“为援庵作生，酒肴呼自西来顺，共约费四十元”，并邀沈兼士、张亮丞、柴德赓、余季豫等作陪。1945年10月19日（农历九月十四日）记：“晚，援庵来久谈。” 1947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四日）记：“陈援庵、余逊、柴德赓来。”1949年4月14日（农历三月十七日）记：“陈援庵、柴德赓来。”二十多天后（1949年5月11日），随着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两人的关系起了变化。

陈垣在公开信中说：“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远在美国的胡适（1891—1962）看到这封信后，疑虑参半，遂以《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予以回应。胡适断言：“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为此，胡适还从用词、用句、语法结构以及信文内容的不可信诸方面进行了考证。

陈垣写给胡适的信，是新旧政权即将更替之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重要事件。它鲜明地表达了以陈垣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站在了新生政权一边；而对于那些尚持怀疑观望的知识分子，则不啻为一种指引。

对于陈垣和胡适来往信件交锋一事，邓之诚十分关注。1949年5月15日（农历四月十八日）记曰：“借阅《解放日报》，所载陈援庵《与胡适之书》，承认以往治学方法错误，及对共产党认识错误，劝胡适改正。”1950年3月6日（农历正月十八日）又记：“今日（萧）正谊说：……胡适曾声明陈援庵致彼书，非陈所作，以日月差互及白话用字为据，全猜错了，考据之不足靠如此。然陈正以为得计，而胡乃指为赝作……奈何！”

新中国建立后，陈垣积极投身于思想改造以及各项运动中，邓之诚与他关系日渐疏远，并在日记中的记载日益增多，且多有揶揄、讥讽。1950年5月28日（农历四月十二日）记：“陈援庵已穿蓝布制服，妙极。”8月6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又记：“孙铮来，言在清华开教职员工会，即住会中，会期十日，星期三毕会。陈援庵日日往来，亦良苦矣。”1951年5月17日（农历四月十二日）记：“阅报，昨日天桥控诉所谓三霸一虎者。……闻陈援庵首先起立发言：一、慰问受害者；二、枪毙三霸一虎；三、捉蒋介石恶霸；四、捉美帝恶霸。每发一语，掌声雷动，继连呼五种万岁，愈呼声愈高，至于嘶不成声。”1952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六日）记：“今日北京大学行开学典礼。从此，燕京成为历史名词矣，陈援庵在来宾之列，最得意者也。”1954年11月9日（农历十月十一日）记：“同舍来馈香烟，盖为明日贱辰。言去年曾访陈垣，陈自谓如早死数年，人亦不过曰陈垣、王国维而已，如此自负。”1955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初六日）记：“陈垣骂胡风，以胡风党羽在师大教书，不能不骂也。险哉！几被拖累。”1955年12月30日（农历冬月十七日）记：“得见陈援庵《佛教史籍概论》。此君大惊小怪，满身火气，宜服清凉散也。”1957年1月11日（农历腊月十一日）记：“前数日《光明日报》载有《访问陈垣记》，尊为学人，荣哉！”1957年10月11日（农历闰八月十八日）记：“同舍来，言：今日科学院在西郊宾馆开会，到者二百余人。午前由向达、荣孟源、陈梦家作检讨，午后发言批评。陈援自称与向达划清界限，又称虽年老而有志学习马列主义。盖向达独称道陈援，以与陈寅恪同称‘二陈’。陈寅恪曾公然要求不学马列，故陈援不得不分辩也。”1959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初四日）记：“报载：陈垣《党给我的新生命》一文，自述军阀时代，苟全性命，不求闻达。我所知者，民初，陈为梁士诒私人秘书，众议院议员。辛酉，梁组阁，得为教育次长代部，后复携贰，以居间买东坡《书髓帖》，通好于徐世昌，无所遇，乃投曹琨贿选票，得八千金。后与李石曾、马衡合谋说冯玉祥逐宣统出宫，事后惧祸，避居大连半年。罗马教皇纳英敛之之议，设辅仁大学于北京，英推张相文为校长，张力让陈为之。北伐成功，得李石曾之力，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长。辛未，专任哈佛燕京社学侣时，托陈振先向蒋中正‘输诚’，竟无所遇，乃喟然叹曰：最后一条战线，只有辅仁大学矣！翌年，乃谋回任辅仁大学校长，以至解放。今以诸葛自比，未免太不伦类！”

对于邓之诚私下里的揶揄与批评，陈垣虽然也有所耳闻，但始终采取的是息事宁人的态度。1955年3月2日（农历二月初九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记道：“李陶钦来，言：陈援庵言予喜雌黄人，令彼害怕，盖欲借李达此语，令勿言彼事也。”一些研究者以文人相轻或文人意气来解释邓之诚与陈垣的交恶，但更要看到，这里还隐含着一种由传统纲常名教化育而成的坚守、迂执及其所关联的文化精神。

五

秉持这种文化精神的，并非仅有邓之诚个案，在南方知名学者中，还有人们熟悉的陈寅恪。因此，两人在精神层面上往往相与呼应。

1946年7月，王钟翰来信言及陈寅恪将回北京。7月19日（农历六月二十一日），邓之诚“复钟翰”，“言我对陈寅恪盼其来此，多一可谈之友，盖钟翰以此为问也”。1948年11月7日（农历十月初七日），邓之诚访陈寅恪，在日记中用“极为倒屣”来形容陈寅恪对他的热忱欢迎。1954年11月25日（农历冬月初一日）在日记中记曰：“《历史研究》第五期，篇篇皆新派也，求如陈寅恪之文，亦不可得而见矣！”1958年，远在广州的陈寅恪正遭受厄运。邓之诚对有关消息密切关注；6月22日（农历五月初六日），他从聂崇岐（1903—1962）处得知：“北大史（系）正在批评陈寅恪影响，系专对周一良、汪篯二人。”遂在日记中分析：

周受知，汪受业也。乃悟前日报载《郭沫若与北大学生书》言：“陈寅恪掌握史料甚多，须胜过他。”盖与此相呼应，而面面俱到。《诗》云：“巧言为流，俾躬处休。”斯之谓欤！

7月4日（农历五月十八日）记：“晚，同舍来，言：北大史系正根据马列主义批评陈寅恪著述。”三天后又记：“姚嘉绩来，言：历史二所正在对陈寅恪《隋唐史》中所谓婚姻集团等荒谬见解作批评，寅老老运恐不佳也。”担忧之情溢于言表。1959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九日）记：“得王钟翰昨日来书云：正大雪，陈寅恪托人告彼，郑重向我问候。必见中华整理古籍消息，而后有此也。陈现挂名广州科学分院副院长，去年批判二次。”陈寅恪的“郑重问候”，当是对邓之诚担忧的回应。

当然，邓之诚与陈寅恪的关系不限于此，两人在精神层面上的相通还有诸多表现。

陈寅恪尊崇儒家纲常主义，其名言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邓之诚对作为文化符号的“君上”，也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1938年8月28日（农历闰七月初三）记曰：“凡事关君上，总不宜轻涉议论，形之笔墨尤为不可。”此时离辛亥革命已经有二十七年。1943年4月9日（农历三月初五日）记曰：“阅高树《金銮密记》，除言德宗幽囚欲逃及赛金花事不足置信外，余尚间有可采，唯归过君亲，语伤忠厚，决其人必非端士。”1954年10月30日（农历十月初四日）记曰：“同舍（聂崇岐）以传钞本文廷式《闻尘偶记》见示，不及二万字，所记无甚关键，唯未丑诋慈禧，尚为可取。”

陈寅恪关注明清鼎革之际的士人去就，晚年著成《柳如是别传》。1961年，吴宓到广州会见陈寅恪，“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他的印象说：“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此番意思其实可见于陈寅恪为《柳如是别传》所写的序言。陈寅恪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其心思昭然可见。而邓之诚早在1930年便为日本桥川醉轩所得旧本《柳如是事辑》作序，该书大旨，亦颂扬柳如是之气节，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不谓予巾帼中见之，殆释氏所云‘青泥莲花’者欤，乌得以䘕衏琐质而少之。爰搜辑遗事，以讽世之须眉。”邓之诚以为：“读是书者，亦善观之斯可也。”中岁以后，邓之诚又竭尽心力，著《清诗纪事初编》，着力发掘遗民诗人之事迹与精神。两人所关注之焦点，皆为江山易代时的知识分子与人格心态。两人历史书写之真意，则不约而同指向“贬斥势利，尊崇气节”。

陈寅恪为学，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作《答北客》，有诗句云：“不采苹花即自由。”1961年，作《失题》曰：“折腰为米究如何？折断牛腰米未多。还是北窗高卧好，枕边吹送楚狂歌。” 1964年，作《赠蒋秉南序》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邓之诚自1935年就宣称：“生平淡于荣利，少无宦情”，“志在山林”。在其后的生涯中，他不仅在民国政府治下、日本占领北平期间，采取了一种不合作、不参与立场，而且1949年后，也是“不求闻达”、远离政治，其行为方式与陈寅恪若合符节。

陈寅恪性格孤傲，崇尚独立人格，尤为反感学者做趋时附势的“蒜头捣”。他在 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指出：每当社会发生巨大变动之际，士大夫便会出现剧烈分化，“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其故在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新道德标准与新社会风习“以应付此环境而已”。1951年，陈寅恪作诗《文章》，揶揄包括陈垣在内的一些学者放弃传统研究方法而专写入时文章：“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诗中“白头”二字，典出《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八所记王直方《诗话》：“故人相见尚青眼，新贵即今多白头。”诗成后，陈寅恪寄给周一良，请他转给邓之诚，邓之诚一眼就看出了诗中的要害，对周一良说：“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

作为精神上的“同道”，邓之诚与陈寅恪有着相得相似的一面，但两人远非心灵上的“知己”，其对陈寅恪的不以为然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邓之诚不甚欣赏陈寅恪的诗文与史学。如1953年3月31日（农历二月十七日）记：“孙楷第来，言陈寅恪有诗云：‘国脉消沉史亦亡，简编跖书恣雌黄。著书纵有阳秋笔，那得名山泪万行!’云讥五湖公，诗甚不佳。”（此诗题为《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原诗共三首，此为其二。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载此诗，字句稍有不同，作“国魄销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五湖公”是指范文澜。）1953年11月8日（农历十月初二日）记：“傍晚，周一良来，致陈寅恪谤诗，打油腔也。”1955年2月15日（农历正月二十三日）记：“同舍来，偶及二陈优劣，言:赣陈优于粤陈。问朱宝昌，亦云然。此何可使粤陈闻之?予谓两人有学与否，姑不论，而非史学则可断言，然必以史自居，吾未如之何也已。”其二，邓之诚对其时拟议中的陈寅恪北归语加讥讽。1953年11月10日（农历十月初四日）记：“同舍（聂崇岐）来，言：城中将成立上古史研究所，所长由郭沫若自兼，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属意陈寅恪。然则陈君何必吟谤诗乎！”此处所说的“谤诗”即陈请周一良带来的《文章》。1953年12月21日（农历冬月十六日）记：“得冼玉清书,言:陈寅恪为国家争独立，为学习争自由，故不应科学院之聘。此何说欤？”1954年9月29日（农历九月初三日）记：“约同舍闲谈，言陈寅恪又将北来，为研究员，不为所长，约法三章:不谈马列；为学不受限制；为文不得删易，已得周总理允许。所谓郁陶，然后有忸怩欤!”其三，邓之诚对陈寅恪的《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不能理解。1953年11月28日（农历十月二十二日）记：“得冼玉清书,言:陈寅恪正考《再生缘》作者，此有何关系？”1956年7月3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记：“刘节先生来，言：陈寅恪去年研究《再生缘》，顷正研究柳如是，异矣！”1956年10月3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记：“得瑞书，言：陈寅恪正在研究柳如是。可笑。”这些不以为然甚至讥嘲，或出于学术观念之分歧，或出于理解之隔膜，或出于文人旧习，其间甚至不乏诛心之论，容另文展开。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6年第3期第456—471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

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昨日回顾：华东师范大学王东教授的文章《从“西望”到“回归”：1970年代台湾地区的思想转型与人文嬗变》

明日预告：大峡谷州立大学倪培民教授的文章《儒学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 如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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