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中国目录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优良传统，同时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应用价值的学科。彭斐章先生秉持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观点，其目录学研究不仅扎根中国传统，还广泛吸收各国理论与方法，主张将中国传统目录学置于世界目录学之中，从世界的、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目录学，以促进学术的发展。

对传统目录学的深刻理解与彭斐章先生深厚的国学根底有关。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伯祖父彭伯樵饱读诗书、擅长书法。族叔彭卣簧国学造诣较深，不但喜好书法，还擅长诗词楹联。他正是彭斐章先生的语文老师，并利用课余时间教他阅读《左传》、《四书》等典籍。彭斐章认为自己读古典目录学著作全赖当时打下的古文功底。

彭斐章先生对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其独特的优良传统。”[1]对其“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的文化史作用，和“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的读书治学门径的价值大加赞叹。在对待中国目录学传统方面，也有一些争论，有的学者将古典目录学传统称为“包袱”，认为传统的羁绊导致现代中国目录学进展缓慢。彭斐章先生则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目录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创新，然而创新不是从零开始，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2]

彭斐章先生目录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前苏联目录学。1955年，在通过严格选拔，得到留苏攻读研究生的难得机会后，彭斐章先生专程拜访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王重民先生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徐家麟、吕绍虞先生，请他们为自己选择研究方向提出建议。他们一致推荐攻读目录学。留苏期间，彭斐章先生跟随导师艾亨戈列茨教授进行目录学方向的学习与研究，主攻列宁目录学思想、目录学基础理论、书目方法和目录学史等问题，回国后担任目录学教研室主任，一直从事相关研究。他在这个阶段发表了《苏联图书馆书目工作的组织》和《学习列宁目录学宝贵遗产》等文。

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的学习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导向。如果说彭斐章先生出国深造的机遇来自于二十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的风潮，那么改革开放后，他对苏联目录学和图书馆学状况和经验的介绍与总结，则是属于对其剥茧抽丝，披沙拣金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彭斐章先生先后发表了《苏联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苏联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目录学普通教程〉评介》《苏联图书馆学和目录学教育》《论苏联图书馆事业发展中观念的变革》等论文，并翻译了科尔舒诺夫主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等书。他取其精华，向国内目录学界引介了“书目情报”的概念与相关理论，随之而来的探讨激起了一场大规模目录学理论体系的革新，为目录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成就了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又一次高潮。

虽然彭斐章先生在俄文方面有相当的优势，但他敢于挑战，面向更高的学术前沿，放眼世界。他主张引进欧美目录学理念与技术，但绝不崇洋媚外或妄自菲薄，而是立足本土，对话世界。他不但编写了《中外图书交流史》等著作，发表了《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等专文，还在其众多论文中大量引用和体现西方最新发展状况，以国际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在《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中，他从历史发展的源流上比较分析中西目录学体系的核心、研究对象和研究风格上的差异，并从文化环境、学术传统和书目实践等方面说明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他还原中西不同研究环境，将目录学置于其中加以探讨，以逻辑思考和理性寻求来形成求同存异式的理解，并非以“先进”西方理念对传统格局和体系加以破坏，而是引领中国目录学理论体系在保持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向前发展。

我国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近代又经欧风美雨涤荡，形成诸多流派。彭斐章先生提倡以客观而又严谨的学术态度，以辩证发展的观点来公正地评价我国历史中各个时期的目录学得失。

彭斐章先生充分肯定中国古典目录学中的优良传统和历来所取得的成就，也对其发展进行理性反思。在谈及20世纪30年代目录学研究出现的高潮时，他认为“异域目录学的输入，乃是这次高潮形成的重要契机”[3]，由此而形成了李小缘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之进步》中所称的“新旧俱全的目录学家”，同时革命性地促进了书目工作近代化的完成。而与此同时，当时理论界更多的是以余嘉锡等为代表的“史的目录学家”，以蒋伯潜等为代表的“校雠目录学家”和叶德辉等为代表的“版本目录学家”。这个时期的研究高潮之中，出现了“近代目录学对古代目录学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的秉承”[4]，这种情况的出现带来了古典目录学书目实践方法市场的缩小和古典目录学理论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反差[5]。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相对世界来说比较迟缓而未能使文献数量剧增成为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科学革命迟迟不能在中国发生，使古典目录学理论的近代化难以实现，其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也就缺乏更新机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古典目录学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古典目录学成为20世纪目录学第一次高潮的中心提供了机遇。”[6]

这次理论发展高潮，在彭斐章先生眼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姚名达先生所感叹的“时代之神殆无特殊之差异”，确能印证学人对古代和近代目录学一脉相承状况的深刻反省。“我们可以说，中国目录学缺少一个近代化阶段，如果把1840年以后的百余年算做近代时期，以20世纪30年代目录学研究作为标志，我们则认为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进程相当迟缓，而且步履艰难。或者换一种说法，中国有近代之目录学，而无目录学的近代化。”[7]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是中国目录学和西方目录学融合和冲突过程，是“近代中国目录学在百年风雨中经受的第一次近代化洗礼”[8]。

彭斐章先生充分肯定了目录学在现代的发展：“虽然目录学在古代历史地位很高，到了清代已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以后，各大学文学系课程内多有‘目录学’一科开设，目录学作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普及到了文化学术界。但是，目录学作为研究书目情报的产生、传递和利用过程规律的科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9]中国目录学理论近代化的时代命题，经由30年代提出，在50年代加以讨论，最终在80年代及后续的发展中得到解决。这又是一次目录学研究的热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目录学研究引人注目的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导入[10]，从而激起了目录学分支学科的研究。

中国宋代目录学家郑樵提出了“会通”的观点，主张“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彭斐章先生在他的研究中也展示了广博眼界，从整体上把握学科的发展，为目录学理论探讨提供了思维范式。

“书目情报”概念与相关理论的引进、探讨和发展就是彭斐章先生目录学整体观的一个典型表现，也是贯穿其各个时期目录学研究的纵线。他认为“书目情报包罗了一切书目活动的本质，使书目工作的对象从文献深入到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这在目录学的认识上是一大进步。”[12]书目情报研究包括书目工作研究、书目情报需求、书目情报评价等。将其作为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基点，有利于扩张目录学渗透力，培育目录学理论的新天地，提高目录学的社会地位[13]。

目录学发展的整体化是学科发展分化与综合并行后的必然趋势。为了便于更为全面完整的建设和发展目录学理论体系，彭斐章先生推重姚名达的《目录学》所创立的论、史、法目录学知识框架，其中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为后来许多目录学教材所沿用。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将目录学知识划分为目录学理论研究、目录学史研究和目录学应用研究等三个方面，不但将传统目录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史的目录学”囊括在内，还为书目计量学等通过引入新方法和新工具而产生的学科分支留下了扩展空间。

与之相应的，对于目录学理论基础体系的研究，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彭斐章先生与其同道共同构建和完善的重要领域。《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正是在1980年“目录说”、“图书说”、“关系说”等目录学研究对象众说纷纭的背景下发表的。彭斐章先生与同事著名图书馆学家谢灼华教授在此文中论及目录学研究对象、目录学史研究、专科目录学研究、目录学方法论等问题，明确了目录学研究的方向。他们提出了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矛盾说”，即：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应当要揭示与报道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论点后来写进了《目录学概论》。这部著作为彭斐章与朱天俊、谢灼华、孟昭晋合编，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高校目录学统编教材，先后7次印刷，发行10余万册，还在1988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矛盾说”藉由“书目情报”，即关于文献的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与彭斐章先生后续研究接轨。

与目录学发展的整体化密切相关的正是科学化。80年代中期，彭斐章和谢灼华先生合作撰写《对当前目录学研究的思考》（1984）一文，针对信息革命而来的“目录学消亡论”和“危机论”，指出，随着数学、系统工程、控制论、电子计算机引进目录学领域，目录学内容将发生重大变革。科学方法论的应用，只能促进目录学的发展，而不会使目录学的发展出现“危机”。在此文中，作者特别强调目录学科学化的重要作用，提出应将目录学体系建立在更科学化的基础上，并指出要把书目编制法上升到书目编纂学的高度，把目录学史的研究深入到学说史的高度。目录学科学化的发展尤为突出地表现在目录学知识内容体系的扩展之中。在1986年《目录学》（与乔好勤、陈传夫合编）一书中，将目录学的内容扩展为8个方面。随着当代目录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14]，彭斐章先生在《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一书中，将现代目录学研究与发展归纳为十个方面：①目录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②目录学的理论体系建设；③目录学的量化研究；④书目控制研究；⑤书目情报消费研究；⑥书目情报产业化及产业化政策问题；⑦目录学的文化研究；⑧国外目录学理论研究；⑨目录学学科思想史；⑩目录学应用研究与分支学科研究[15]。

目录学的科学化也促进了目录学与整个科学的融合，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彭斐章先生认为从“知识-文化-社会意识”的路向，可以将目录学融入广义文化学的整体化中心中；而从“知识-信息-交流”的路向，则可使目录学融进信息科学学体的整体化中心内[16]。关于前者，彭斐章先生认为“文化是目录学研究的基础，文化比较是目录学发展研究的手段……目录学与其他学科都将因文化的存在而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也正是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17]在网络环境下，彭斐章先生看到了目录学发展的更多机遇。网络书目控制研究、网络书目情报理论研究、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研究、网络资源重组研究、元数据研究等，都可以成为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增长点[18]。要抓住这些机遇，需要中国目录学研究者的努力，积极参与到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中。同时，寻求科学地揭示与有效报道网络信息资源的最佳途径也是目录学研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19]。

彭斐章先生尤其关注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认为“目录学只有适应时代需要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它的发展来自于时代的需求，又服务于时代的需求。”[22]在信息时代大趋势的影响下，目录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广泛的实用价值。

彭斐章先生针对“书目情报”开展的研究，密切结合时代特征，采用了贴近实践的研究方法而形成了系列层层深入的研究成果。他与研究团队对书目情报理论进行纵深研究的标志性著作被称为“三部曲”《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1990）、《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1996）和《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2000）。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一书关注于目录学基本矛盾中的读者一端。为了对读者的情报需求作出正确的评估与预测，彭斐章先生在主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图书情报需求分析与读者服务效率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向国内几百个单位的不同读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跟踪调查，获得大量第一手数据。此书特色在于改变了传统目录学主要从文献角度对目录学原理进行探索的局限，而将重点放在对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上，被认为是将目录学应用于社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的第一部系统的理论专著，是一部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与之相应的，彭斐章先生主持了199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科学研究与开发中的信息保障”研究，所关注的正是目录学基本矛盾中的文献一端。这个项目最后出版的研究成果为由彭斐章和胡昌平等主编的同名专著。这两方面的研究将“目录学基本矛盾”的抽象概念着落到书目工作实处。

《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一书以书目情报理论为基点，借鉴组织与管理理论，坚持书目情报与书目控制相结合，探讨了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与现代化的组织与管理、以及文献情报保障体系与书目情报政策与体制，涉及了书目情报服务与社会诸因素的关系，是以当时最新理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成果。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一书涉及了书目情报概念基础、书目情报需求结构、书目情报资源配置、书目情报文献揭示原理，书目情报文献编纂原理、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策略、书目情报系统控制、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资源开发、书目情报产业研究、书目情报服务评价和书目情报服务管理等，体现了彭斐章先生对书目情报服务的进一步思考，是对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所作的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总结与探讨。

面对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彭斐章先生及其研究团队于2009年出版的《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中，特别提出为了适应互联网发展，普及目录学知识对于提高整个社会成员的信息素养水平有着积极作用，要使目录学成为最通俗的常识，人人得而用之的学问。以“书目情报”为基石而与时俱进，彭斐章先生的系列研究拓展了目录学涵纳范围，将目录学与文化、目录学理论体系发展与时代、理论发展与实际书目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他的辩证观、整体观和发展观贯彻于理论探讨之中，为其对古今中外先进思想的汲取、立足本土的创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学科建设整体化的实践基础可以追溯至文华图专的办学风格与成果。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的文华图专不但是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发源之地，还开创了我国档案学教育。这种首倡的功绩与成就，一方面与文华图专创始人韦棣华，老校长沈祖荣以及整个领导层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文华图专的档案学教育是从图书馆学教育的母体上生长出来的，最开始是为图书馆学专业增设的“档案管理”课，后来增设一系列相关辅修课程，逐步发展完善而形成的专门教育体系。1972年，彭斐章先生始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副主任。1975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筹办科技情报专业。图书馆学系组织师生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创建科技情报专业的设想与方案，通过反复论证，在全国同仁齐心协力共同争取下，经原教育部批准，着手创办。创办初期的科技情报专业在很短时间内，开设了一些基础课程，通过专业培训积累办学经验，于1978年首次招收科技情报专业本科生，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正规科技情报专业。此后，1983年科技情报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所，经当时国家科委支持，学校批准成立武汉大学科技情报培训中心。同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成立后，情报科学系作为图书情报学院下的一个系同时成立。

珞珈山下梧桐碧树渐长，凤凰锵锵来栖。1982年10月，新华书店总店在教育部高教一司的推荐下，与武汉大学联系办发行专业问题。图书馆学系党政领导的支持、学校领导的拍板促成了此项创新之举。出版发行专业于1983年正式招生。这个专业的设立不仅填补了我国高等院校专业建设中的空白，同时也为校企联合办学开创了一条新路。彭斐章先生也因其对此的贡献，名列于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开山六老”之中。1982年，原国家教委批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重新筹办档案学专业，经两年筹备，档案管理科的档案学专业恢复招生。

“这些年来，我们抓住了一切有利时机，适时地在原有单一的图书馆学基础上拓宽了专业面，拥有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行管理学等配套学科专业，为淡化专业界限、按一级学科培养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3]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育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中的主要形式，也是发展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培养大量图书馆人才的重要阵地。彭斐章先生认为，培养高质量和多数量的图书情报人才，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作出贡献，这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具体任务和根本目的。还原教育培养人才的根本目的正是彭斐章先生实践观的体现。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不同时期有着各自的特点，图书情报学教育的需求也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教育界如何满足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需求，适时抓住发展机遇，正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彭斐章先生对不同层次的教育皆投以重视，正因为图书馆事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具有多层次性的。1978年，中央做出了恢复研究生教育的决定。当此之时，正是文革结束之后，百废待兴之际。此时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人数远远无法满足图书馆对人才的需求，人才短缺表现得极为突出。然而，“只有少数人想到：中国图书情报事业所短缺的不仅仅是大批业务人员，更缺少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水平高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图书馆和情报所管理人才及图书情报学研究人才。”[25]适逢彭斐章先生晋升为副教授，他提出了招收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生的建议。“在当时图书馆学所处的地位状况下，在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年，提出这一建议是需要一定的胆识、勇气和战略眼光的。”[26]由于对图书馆学没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这项提议曾经遭遇过质疑。在彭斐章先生的不懈努力下，校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专家终于对此表示了认可，经由教育部批准，最后决定由彭斐章、谢灼华先生招收“目录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如此，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迈出了关键一步。1980年2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同年武汉大学成为第一批获得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1984年，科技情报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如果说高水平人才满足的是图书馆界对“质”的需求，那么“量”的需求在当时的业界呼声更大。正如彭斐章先生在1981年强调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需要合理布局，采取分级培养人才的体制，不断探索新的办学途径，以适应“四化”的需要。已经具备相对完善办学条件的教育机构除了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外，应举办进修班，为新建专业培训师资。考虑地区平衡，需要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积极筹建图书馆学专业。各省、市、自治区应积极举办图书馆学职业班和中等专业学校来培养初级馆员[27]。武汉大学建立了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的教育体系，满足了图书情报界对人才的不同需求。

一个学科的地位取决于众多因素，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水平、队伍建设状况自然无庸讳言。然而，如果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没有恰当的位置，那这个学科就很有可能会处于弱势地位。这正是1990年之前图书情报学科所面临的的窘境，1981年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共有十个小组，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其中既无“图书情报学”的恰当位置，也没有该领域的专家参与评议组工作。

198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立时，彭斐章作为图书情报学科惟一的专家，被聘任为学科评议组成员，参加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工作。每当遇到图书情报档案界的职称评审、学位授予、项目申请等事宜需要加以讨论，均被纳入语言文学或历史等评议组内。如果无法获得应有的独立地位，图书情报界无论是科研项目申报、成果评价，还是其学位点建设、学术人才选拔，都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支持。

时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图书馆事业尚欠发达，对图书馆学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虽已在行业内凸显，但培养机构不多。国家决策部门对图书馆学人才培养十分重视，但高校还缺少经验，因而出现较大争议。国际上，一些高水平大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大量设置图书情报硕士、博士学位，特别是二战以后，为适应新技术革命的需要，图书情报人才培养出现热潮，甚至设立大量图书情报研究生院。但国内如何设置图书情报学位体系确实还在探索中。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图书情报教育出现的一些现象让关注者感到“危机”。到了90年代初期，自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由此带来全国图书情报教育单位的改名热潮。彭斐章先生则强调“图书情报教育改革是以社会的现实需要为背景的”[29]。他撰文强调应该客观评价现实，并借鉴历史和面向未来制定培养方案。彭斐章先生的作为不仅坚定了学科信心，还表现出以实干应对舆论和业界情绪的理性态度。彭斐章先生曾在苏联接受博士研究生教育，对国外图书馆学科发展极为关注，深知高层次人才培养对图书馆事业当时的发展和长远发展均十分必要，从全球图书情报界发展来看也是大势所趋。早在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Graduate Library School就已经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点，并在1930年授予毕业生博士学位。苏联之前将图书馆学附属在教育学内，授予教育学博士学位，自1983年起独立出来，单独成立图书馆学、目录学博士学位和副博士学位。我国的图书情报教育机构也已经具备了开展更高层次专业教育的实力。

对本学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彭斐章先生开始了争取本学科地位的征程。在他的主持下，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专门收集了美国、欧洲和前苏联图书情报学科博士教育的完整资料。为了使教育部研究生管理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解图书情报实践工作和教育发展的需求，他多次撰写报告和信件对培养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的问题加以说明和呼吁，论证设立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独立设置图情档一级学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他向全国教育政策的决策者传达：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已经具备培养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生的条件；无论考虑过去还是未来，图书馆学教育必须走与国际学科发展接轨的道路；人才培养需要体现层次性。

他还将这种理念以各种方式向业界和关心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人们宣传。他在1987年发表了论文《关于我国图书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问题》，在访谈交流中详述培养图书情报学高层次人才的现实作用。

通过报告与信件，在严怡民等先生共同努力下，彭斐章先生的申请得到了武衡、何东昌等同志的支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0年批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正式列入博士授权学科目录，成立了临时学科评议组，首次受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博士授权点申请，并分别批准在北京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点，在武汉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情报学博士点（当时的专业名称是“科技情报”）。首批被国务院批准的该学科博士生导师有三人：武汉大学的彭斐章和严怡民、北京大学的周文骏三位先生。南京大学倪波先生曾盛赞彭斐章先生为图书情报学科争取发展机会的行动“毫无门户之见”。

于是，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共72个一级学科）中有十一个学科门类，图书情报学已成为理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置于系统科学之后，学科名称为“图书馆与情报学”，下设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两个专业。

后来在彭斐章和同仁的努力下，实现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的合一，将之前位列于历史学学科门类，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含：档案学、敦煌学、版本目录学等）”中的档案学纳入了据学科发展历史和研究内容所应归属的位置。在1997年颁布的修订后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共88个一级学科），新增了管理学学科门类，“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成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之一，下设三个二级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随之成立，彭斐章先生任召集人。学科地位的不断提升正是彭斐章竭力奋斗并和许多同行专家协同努力的结果。

彭斐章先生将寻求图书馆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合理位置作为提高学科地位的关键，奋力拼搏，抓住了学科建设的制高点，这也为多学科平台的建立与多层次教育的开展开辟了前进之路。

在执教过程中，先生始终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提倡以德为先。在教学过程中，彭斐章先生注重实事求是，注重学风建设，通过各种渠道在各式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学习和研究态度。在《谈谈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报告中，彭斐章先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与创新的关系：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新的见解，新的结论；用批判的态度，检验古代文化遗产，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要敢于打破前人的成就，不要迷信名家，不能随便怀疑，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实事求是[30]。

目录学知识是科学研究基本功的重要内容。早在二十世纪70年代彭斐章先生就在中国率先提出应加强高校学生书目情报意识，培养他们获取文献情报的能力，并将此贯穿于自己的教学活动中，在传授目录学知识的同时，作为一种方法论，指导同学们将其用于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中。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在教学活动中学以致用，这也是彭斐章先生“求实”风格的一种体现。

当1978年图书馆学第一届硕士入学，“那时，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们大多没有带研究生的经验，甚至没有读研的经验。硕士生怎么教，怎么学，茫然不知所措。像彭斐章先生这样在国外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不多。文华图专校风中浓厚的学术氛围，注重科研的传统，对实践技能的重视和对专业基础的强化，艾亨戈列茨教授关注前沿、严谨治学的言传身教，都为彭斐章教育思想的形成和教学实践提供了借鉴。彭斐章先生的管理是严格的，也是轻松的。忙而不乱，很有章法。”[31]彭斐章先生以让研究生编辑《目录学资料汇编》的方式引导他们熟悉文献，积累资料；根据各个学生的特点，因人施教；开展自由而具有思辨性的专题讨论以激发学生的兴趣[32]。弟子们皆因此收获颇丰，受用终生。

“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目录工作实践需要所决定的”[33]。彭斐章先生不但在教学中，秉持求实致用，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这种思想亦润泽桃李，为弟子择业打开了思路。

在教学改革中，为了使目录学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改变传统教学方式，而向现代目录学教学转变，以适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彭斐章先生一方面强化目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这正是目录学经典性的教学内容的体现。另一方面他要求去掉重复的、陈旧过时的内容，不断将国内外目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实到教学中，以保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教学内容的相对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同时达到了与实践保持密切联系的目的。

在图书馆学教育一度兴起信息热而压缩原有专业课时，有的学校将目录学从核心课程中撤出为选修课，有的则借调整专业课程而舍弃了目录学，或者将目录学改头换面融化为其他课程。这正是彭斐章先生所指出的，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些名为“图书情报”的教育机构中出现的学科之间缺少协作和融合的状态，正是“传统图书馆学对新型情报理论和方法的排斥与情报学对传统图书馆学精华的抛弃”[34]中的后者。彭斐章不仅多次指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坚持深化目录学教学改革。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学校的目录学课程被保留下来。随着目录学人才的培育与成长和对数字环境下目录新发展的探讨，可以看到“图书情报教育如何应对信息技术带来的系列变革”这一随时代而来的历史命题已经得到了回答。

“致用”是目录学的生命线，是目录学最基本的特征。彭斐章先生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他们将在先生门下学习所得融入自己的工作之中，在不同领域取得建树。

彭斐章先生的弟子，多有深得老师熏陶而将专业教育作为自己毕生事业者。他们中约有一半都投身于讲坛，其中除了任教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者外，广布于大江南北至于海外的各类型高校。服务于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并担任领导者不乏其人。此外，其他行业领域都可以看到他指导的学生的身影。

彭斐章先生具有宽广的视野与善于接受和容纳新事物的心胸，整体贯通的思想贯彻于其涉及的教育各个层面。

彭斐章先生在学生培养方面，对于知识的掌握提倡“厚基础，宽口径”，注意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复合型人才。他勇毅推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硕士研究生招生和图书馆学博士授权点的成立。正是“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由1997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确立，使得按一级学科进行学位授权审核成为可能。这不但为本单位，还为整个学科和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争取到了良机。

在目录学教学方面，彭斐章领导的目录学教学课程组建设目录学课程，增强书目方法论教学，教材配套形成系列，教学科研相辅相成。他自前苏联回国后即担任目录学教研室主任，主讲课程包括：“目录学”“苏联目录学”“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目录学文献选读”等[35]。他不仅一直为硕士生、博士生开设目录学课程，还亲自主讲大学本科、函授、电大的目录学课程。“苏联目录学”课程为当时国内仅有，既培养了研究人才，又为借鉴前苏联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成果，建立中苏比较目录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6]。在武汉大学，“文学目录学”、“书目情报服务”、“社会科学文献学”、“科技文献学”等课程与“目录学概论”一起形成了新的体系，催生了“科技情报”这一新的学科分支，为后来情报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目录学教材建设方面，彭斐章先生主持编写了《目录学概论》及与之配套的教学参考资料《目录学资料汇编》（后修订为《目录学研究文献汇编》）、广播电视大学、成人自修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材《目录学》、面向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图书馆专业基本科目复习纲要》目录学部分等等。彭斐章先生还受国家教委委托主持翻译了科尔舒诺夫的《目录学普通教程》，这是我国第一次翻译出版的国外目录学教科书，该书被列入高校图书馆情报学1985—1990年教材选编计划，作为推荐教学参考书，为多层次办学提供了教材支持。目录学课程也在不断推进之中，1987年该课程被确定为武汉大学校级主干课程，1992年经学校评估验收，被授予武汉大学一类课程称号。2004年，与陈传夫等主讲的《目录学概论》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首批精品课程，这是当年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界唯一获得的殊荣，2013年该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彭斐章先生围绕目录学教学这一核心，带领团队实现了相关系列课程，带动了相关的教学研究和对目录学的进一步探讨，不断向外辐射能量，形成了教学和科研与时俱进的整体发展模式。

彭斐章先生的“整体贯通”教育思想，不仅关注知识本身，还在于将所学知识用作学习的工具；不仅注重课堂教学的安排，还包括学生的自由选择构建自身知识体系；不仅着眼于教学内容方面，也在教学方式上强调对学生的全方位培养；不仅在一所学院之内，还涉及整个学科建设；不仅是在学科之内，还包括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沟通与渗透；不仅在国内图书情报学教育界，还要推进与国际学科发展的接轨。由“整体贯通”而形成，细微至学生的日常，宏大至全球学科发展动向，皆在其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