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300071 )

彭斐章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目录学家，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及非凡的气度,辛勤耕耘,润泽桃李,惠及学界与社会[1]，研究其现代目录学思想对于建立和发展我国目录学理论体系、把握当代目录学的成就和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2]。《彭斐章目录学思想初探》(1990)、《彭斐章先生与中国目录学》(2005)两篇文章对先生目录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先生目录学思想钩深极奥，对其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地探索和挖掘。

先生目录学研究发端于1951年进入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此时期他初涉目录学相关课程，虽入学不久就下乡参加土改运动，但大学期间的学习为他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目录学基础。1953年他毕业留校担任助教，讲授的课程即为中文图书编目。随后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随院系调整重组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56年调整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先生担任该科助教兼秘书。怀着对知识的极大渴求，先生于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赴苏联国立莫斯科图书馆学院（今国立莫斯科文化大学）研究生部攻读目录学，授业于苏联目录学一代大师艾亨戈列茨(А.Д.Эйхенголец,1897—1970)教授，以普通目录学为研究方向。在名师指导下，他重点关注列宁目录学思想、目录学基础理论、书目方法、目录学史等领域，并潜心钻研[3]。1961年，他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教育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即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从此全身心投入到目录学研究和教学之中，直至1966年文革被迫中断。此时期是先生的现代目录学思想奠基时期，对目录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列宁目录学和苏联目录学的关注。经历文华图专的系统学习，后又受苏联目录学新思想的洗礼，拓宽了先生的目录学研究视野。深厚的俄文功底是他研究列宁目录学和苏联目录学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作为国内学者系统研究苏联目录学的第一人，他开启了国内对苏联目录学研究的序幕。早在留苏期间，他曾发表《谈谈苏联省图书馆的方法辅导工作》（1958）、《苏联省图书馆书目工作的组织》（1960）等文章，系统介绍了苏联目录学的研究成果和书目工作经验。在导师艾氏“列宁与目录学”的研究基础上，他对列宁目录学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发表文章《学习列宁关于目录学的宝贵遗产》（1960），指出“给苏维埃目录学奠定了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是列宁对目录学的最大贡献[4]。此外，他还撰有大量的书评、评介类文章，包括对《苏维埃目录学四十年》论文集（1957）、《莫斯科图书馆学院论文集（1—4集）》和艾氏主编的《普通目录学》教材（1958）、“苏联书目工作的现状和任务”讨论大会（1959）等的专文介绍和点评，时刻关注苏联目录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以期为新中国目录学发展提供实践和理论借鉴。

第二，编写《目录学》教材的初次尝试。196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确定在全国文科专业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教材建设。其中目录学教材由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合编，但未列入统编教材规划，不予公开出版。这是我国图书馆学专业首次编写教材，也是彭斐章先生参与编写目录学教材的首次尝试。最终，《目录学讲义（初稿）》于1962年5月顺利完成。本讲义采取小组集体讨论和个人分头执笔的方式进行编写，先生重点负责了“图书馆书目参考工作的内容和组织”、“书目的结构及其编制”等章节[5]。此次参与《目录学》的编写是他编写教材的初次尝试，为今后主持目录学相关教材的编写提供了经验。

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让目录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由此到整个80年代是彭斐章先生目录学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此阶段他对目录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苏联目录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前一阶段苏联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上，他在此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目的是通过系统地总结、研究、评述苏联目录学的成果，革新和发展我国目录学。他先后发表《列宁目录学思想初探》（1980）、《苏联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1983）、《苏联图书馆学和目录学教育》（1984）、《苏联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目录学普通教程〉评介》（1986）等系列文章，全面、客观地论述了苏联目录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基础理论、方法、组织、教育等众多领域的成就和问题。同时，对列宁目录学的研究也上升到目录学思想的整体高度[6]。

第二，目录学系列教材的集中编写。目录学教材的编写是先生目录学思想的宏观、集中体现。建国以来我国尚欠缺一部全国层面的高校目录学统编教材，以指导我国目录学教育和研究。1982年，彭斐章、朱天俊等合编的《目录学概论》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此教材指出“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7]，涵盖了目录学基本理论、目录学史、书目方法论、多种书目类型相关理论及编制方法等内容，被学界认为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为辅助课程教学，他还主编了《目录学概论》复习纲要（1982）、《目录学研究资料汇辑》4分册（1979年—1980年初次印刷，1983年修订为3分册）等教学参考书。1986年，为适应社会对广播电视大学教育需求，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合著的《目录学》（2003年修订）教材出版，并出版有与之配套的《目录学资料汇编》（1986）、《目录学学习指导书》（1986）等辅助教材。根据课程的性质和对象，此教材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特征，重点增加了书目情报服务和书目工作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将目录学深化为“研究书目工作运动规律的科学”[8]。

第三，目录学基本理论的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目录学界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对新时期我国目录学的研究和发展方向还存在众多疑虑。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存在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目录学界关于研究对象的“目录说”、“图书说”、“关系说”等观点众说纷纭。1980年,先生与谢灼华发表《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了“矛盾说”，解决和回答了现代目录学的基本问题，为现代目录学的发展构建了总体方略。同时，处在目录学变革的关键时期，他发表了《新中国目录学研究述略》（1984）、《对当前目录学研究的思考》（1984）、《近年来我国目录学研究的综述》（1985）、《评新中国成立四十年的目录学研究》（1989）等系列述评文章，先生高瞻远瞩的论述，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目录学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并得到目录学理论和实践众多领域的验证。

第四，书目情报服务理论的初步构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书目工作理论、方法与内容得到更新和拓展，但目录学研究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理论体系。为寻求我国现代目录学的发展新路径，他将研究视野转向苏联，向国内引进了“书目情报”(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的概念。苏联目录学发展的最大特点体现在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而书目情报正是其理论成就方面最突出的代表。1986年出版的《目录学》教材最早地设立“书目情报服务”专章，论述书目情报服务的内容、组织与发展趋势，率先在国内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由先生主持翻译苏联莫斯科文化学院目录学教研室主任科尔舒诺夫(О.П.Коршунов)的《目录学普通教程》（1987）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国外目录学研究进展的译著，“较好地反映了苏联目录学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其中对书目情报的论述正是构成我国书目情报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9]。自此，书目情报服务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开启了我国书目情报研究的序幕，书目情报服务理论与我国书目工作深度结合，创新了目录学研究体例，以书目情报运动规律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新体系初步萌生。

在20世纪80年代目录学研究开放和创新的基础上，90年代彭斐章先生在建立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方面展开了更加深入而有效的探索。此阶段其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形成并走向成熟，诞生了目录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三部标志性著作：《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1990）、《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1996）和《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2000）。书目情报是矛盾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升华，是矛盾说在信息时代的解决方案，以书目情报运动规律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理论新体系正式形成，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目录学矛盾双方的理性思考。《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重点关注了书目情报的社会需求与书目情报服务机构供需脱节的状况，通过文献情报需求调查与分析，体现了对目录学基本矛盾“读者一端”的思考[10]；而《科学研究与开发中的信息保障》（1998）一书中社会化信息保障体制的研究和全方位、全程性信息保障系统理论的确立，体现了对目录学基本矛盾“文献一端”的思考[11]。这两部著作解决了书目情报服务理论中读者与书目矛盾对立的理论鸿沟，搭建起现代目录学研究中两项基本矛盾嫁接的桥梁，形成书目情报服务理论研究的闭环，体现了彭斐章先生对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创新。

第二，现代目录学研究基点的确立。《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一书确立了书目情报作为“跨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基点”，将书目文献上升到效用信息的高度。为提升书目情报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就需要建立书目情报系统观，实现从系统到体制化的转变，把握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和管理的制高点。本书将书目情报理论与组织、管理理论相结合，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书目情报服务业管理新体制[12]。

第三，书目情报服务理论的系统研究。《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对书目情报服务有了更加深度和理性的思考，对其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和探讨[13]。以此书为节点，标志着以彭斐章先生为代表创立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正式形成，这一理论开辟了中国目录学研究的新天地，拓展了目录学研究的理论、内容和方法，是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最突出的理论贡献[14]。

此时期，先生的研究视野更加宽泛，对国外目录学的研究已不止是对苏联目录学的介绍和评述。《中西目录学比较研究》（1993）一文放眼整个西方社会，分析了中西目录学概念体系、核心思想、研究对象、研究风格的差异，指出在文化环境、学术传统、书目实践、哲学思想等领域差异的原因，通过中西方差异的比较促进我国目录学整体化进程[15]。为推动海峡两岸图书资讯界交流和合作，1990年他成功接待了台湾图书咨询界访问团，1993年受邀作为大陆首批学者赴台交流参观，并作了“中国目录学的今天与明天”学术报告[16]。此外，他还十分关注目录学的学科建设。在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0年批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991年先生作为全国首批图书情报学三个博导之一开始招收现代目录学方向博士研究生。为了在全国层面进一步指导目录学教学，他受国家教委委托，组织编写了《目录学教学大纲》（1996），成为指导目录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文件。

进入21世纪，现代目录学仍然在书目情报基点上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此阶段先生对目录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总结与整合的趋势，并站在新时代背景下持续关注目录学的发展问题，同时关注数字、网络环境等新技术因素对目录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综合性目录学教材的编写。对目录学研究的整合突出体现在综合性教材的编写。2004年，先生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目录学教程》（2017年修订）融合基础理论、中外目录学史、书目方法、书目控制与书目情报等众多核心内容为一体，为适应信息时代对目录学教学内容的新要求，适时扩充了网络信息资源的揭示与报导等内容，是新世纪我国目录学教育教学成果的突出代表，体现了目录学研究的继承性与创新性[17]。

第二，持续关注目录学与时代的话题。对目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都凝结着先生对中国目录学发展的多重思考，他坚信目录学会有灿烂的明天，最终实现目录学的变革与跨越。《试论21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基本特征》（2001）一文分析指出知识经济时代目录学基本矛盾的内部更加注重读者一方，提出21世纪开放、兼容的大目录学观。《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2004）一文在回顾中国目录学百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多方面的建设成就，站在网络环境的新背景下，提出网络文化、书目控制、网络书目情报、知识组织等领域的发展前景。《反思与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目录学研究》（2008）与《改革开放30年来目录学实践的回顾与思考》（2009）两篇文章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节点上对目录学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双重审思，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发现问题，提供目录学研究和实践发展的方向与思路。

第三，重视技术因素对目录学发展的影响。在数字环境和网络环境下，目录学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2009）一书探讨了目录学在数字时代的变革方向与路径[18]。《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目录学的创新和发展》（2001）、《数字环境下的书目控制研究》（2005）、《数字时代的目录学发展路径——网络资源导读服务》（2006）、《数字时代再谈目录学知识的普及》（2007）、《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存取与目录学创新》（2007）等系列文章，对数字时代目录研究的内容、方法、路径等方面提出至关重要的论述，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先生准确把握目录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时代脉搏。

彭斐章先生的现代目录学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完善的过程。理解先生的现代目录学思想要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进行思考，并将其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完整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我国现代目录学的理论构建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以彭斐章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目录学家融合古今中外目录学研究成果与思想，开创性地建立了以书目情报服务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理论，将目录学发展成为一个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增强了目录学在整个学科丛林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无疑是彭斐章先生对中国目录学首要也是最重要的贡献。针对历史上校雠学以及当今图书馆学包含目录学的观点，先生认为现代目录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出校雠学的研究范围，而目录学与图书馆学都有各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研究内容，同时包括情报学在内的相关学科，与目录学是各自独立、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从而摆正了目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关于目录学分支学科体系的具体内容，先生分别作了两方面的概括：第一，目录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从而派生出的新的学科分支，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目录学、文学文献目录学、历史文献目录学、科技文献目录学等。第二，目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内容。例如，控制论、统计学、比较方法等方法在目录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书目控制、书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新的学科内容[19]。他坚持认为目录学既是一个独立又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并逐步发展为多学科综合的整体化、系统化学科体系。在数字、网络时代，目录学逐步生长出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理论、网络书目控制、网络信息资源组织等新的学科增长点，目录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

中国传统目录学重“史”而忽视理论与方法，目录学现代化的过程正是目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姚名达曾在《目录学》中将目录学概括为原理、历史与方法三篇内容，对目录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先生在《目录学概论》中延续了此种划分方法，将目录学分为目录学基础理论、古今目录学史、书目方法论三方面，此全国性的通用教材确立了中国现代目录学“论、史、法”的三分体系。在《目录学》中，根据目录学发展的新变化，先生进一步深化了目录学的理论基础，在体系和内容上都有了完善和充实，书目情报服务、现代技术的应用及书目工作组织管理都是对“论、史、法”体系的突破，构建了基础理论、方法技术、组织管理、书目情报的四分体系。到最新的《目录学教程》，目录学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形成融基础理论、目录学史、书目方法、组织管理、书目控制、书目情报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理论体系。先生建立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是以书目情报理论体系为基础的，书目情报理论体系涵盖了书目情报基础理论、组织与管理、文献情报保障体系、系统控制、产业化与现代化、效益及评价等众多内容。

从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可以看出，目录学研究表现出很强的时代性和致用性，以彭斐章先生为代表的现代目录学家注重从目录学发展规律的宏观层面上探讨更为合理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结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目录学体系结构的自我完善，由内而外地强化了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表现为现代目录学改造了传统目录学单纯的书目类型体系，深化、完善了传统的图书文献分类编目、主题标引等分支内容。其次表现为目录学与其它学科、领域知识的融合，由外而内地催生出目录学新的研究领域。例如书目情报概念的引入、目录学与其他理论方法结合而形成的书目控制理论等，都是对传统目录学理论体系的突破。

先生坚持认为对书目方法的研究要有科学的方法论作指导，应将书目方法从经验上升到理论，从对具体书目方法的研究上升到书目方法论的研究。他最早在《目录学概论》中就设立“书目方法论”专章，就文献的揭示、书目的类型与结构等问题作了系统研究，后在《目录学》中发展为文献揭示与报导、书目的类型、书目编纂法三部分，更为全面地反映了他的书目方法论思想[20]，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文献揭示与组织。他认为认识和熟悉文献是科学地揭示文献和有效地报导文献的前提，是保证书目工作质量的关键。为了实现深化揭示文献的目的、做到文献编排与组织的科学、合理、有序化，他提出了多项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他强调书目报导是文献报导中最常用、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并详细分析各种书目报导类型。第二，书目类型的划分。他认为书目类型的划分必须以最普遍的内在实质性根据为基础，有着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他对书目类型的分类思想集中体现在对书目划分方法的五个方面，即书目的编制目的和社会职能、书目收录文献的内容范围、书目反映文献收藏的状况、文献的出版时间与书目编制的时间关系、目录揭示和检索的文献信息资源的存在形式。同时，他分别对各种书目类型作了详细论述，提出了评价国家书目质量的标准[21]，指出书目之书目是进行书目控制的重要条件，是文献交流系统中最有价值的情报源[22]。第三，书目编纂法。他坚持将书目编制法上升到书目编纂学的高度，书目编纂学的体例和内容要做到从方法学的高度去说明。书目编纂过程是在科学原则的指导下实现的，是综合方法和分析方法交替使用的过程，表现为综合——分析——综合的关系。

此外，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背景下，先生指出目录学研究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变革，目录学研究方法逐步从单纯的定性研究走向定性与定量结合。目录学应抱着开放的态度广泛借鉴与应用其他学科领域的技术方法，加强目录学知识数学化研究，引入系统论方法，发展书目计量学、书目控制论和比较目录学等领域的研究。同时，结合目录学研究的特点，重视方法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配合，探讨方法的本质属性和应用机制[23]。

先生不仅是目录学家，还是著名的目录学教育家。他将一生奉献给热爱的教育事业，经历了中国目录学、图书馆学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整个历程，力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教育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层次分明的目录学人才培养体系。在先生等人的努力下，我国目录学人才培养形成了全日制培养、业余教育两种模式，建立起本科、硕士、博士、电大、函授（1980年恢复）、岗位培训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教育体系[24]。尤其是在先生等人努力之下学科博士点的建立，为我国目录学研究和书目实践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同时，他呼吁目录学社会教育，实现目录学知识大众化的普及[25，26]。

第二，教学、科研和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他多次强调“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坚持以科研带动教学，以教学促进科研的理念，在提升教育者科研能力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教学任务[27]。他十分重视目录学研究的组织，疏通目录学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交流渠道、规划创立目录学刊物、扩大目录学研究队伍。他系统性地规划教学计划，改革传统目录学教学方法，创新目录学教学内容，开展目录学教学实践，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目录学人才[28]。例如，他带领课题组的学生成员在国家教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的基础上编写了“中国书目总录”。为服务于教材体系建设，带领学生陆续编写了《目录学研究资料汇辑》《目录学资料汇编》《目录学研究文献汇编》等系列教学参考资料，锻炼了学生的书目实践能力。

第三，系列化、配套化的教材和课程体系。教材在人才培养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先生在主编目录学教科书之外，还主编有与之相关的教学参考书、教学大纲、教学指导书等相关教材，形成一个主次分明的、完整的教材配套体系，拓宽了学生的研究视野和对教学内容的理解[29]。伴随目录学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的深化，在先生等人的努力下，目录学课程体系也逐步建立完善。他坚持目录学教学内容既要相对稳定，涵盖目录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又要保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以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充实目录学教学。在武汉大学，他率先为研究生开设国内仅有的《苏联目录学》课程。除《目录学概论》外，还有《书目情报服务》《社会科学文献学》《科技文献学》《文学目录学》等，目录学课程体系逐步完善。

先生始终坚定目录学研究方向，较早地积极倡导开拓现代目录学研究新领域，以现代化思维创建我国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纵观其思想体系内容及重要贡献，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现代目录学是在不断创新中丰富和完善的。先生对现代目录学从创建到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矛盾说和书目情报理论。

矛盾说是彭斐章先生现代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他1980年明确提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的“矛盾说”是“揭示与报道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30]，后来“揭示和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写入1982年版《目录学概论》，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可。而《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1996年版）指出“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图书资料（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31]。《目录学》2003年修订版将“矛盾说”进一步表述为“揭示与报导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此后《目录学教程》2004年版和2017年第2版均使用这一表述。矛盾一方的表述经历了从“图书资料”到“文献”，再到“文献信息”的变化，目录学理论研究上升了一个新台阶。目录学研究对象“矛盾说”的理论根源出自于毛泽东同志对《矛盾论》的论述，他同时指出目录学研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指导，这些都深深打上了我国政治体制的时代烙印。

他主张从世界的、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目录学的发展，时刻关注国际目录学研究的新动向，了解并借鉴国内外目录学研究新成果和先进经验。先生留学苏联的教育背景，使得他前期对目录学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列宁目录学、苏联目录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目录学等领域，这也正是他将“书目情报”概念引入我国的思想源头，这一“外域”的理论与我国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我国现代目录学发展的新篇章。

他注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接待大批国外研究团体参观考察，先后赴联邦德国、苏联、保加利亚、美国等交流访问，推进海峡两岸图书资讯界交流[32]。站在全球科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先生构建的中国特色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具有浓厚的区域特色和时代特色。

现代目录学不是空中楼阁，它与古典目录学相对应，是在二千多年不断积累的目录学基础上，经过近代化变革，广泛吸收现代科学成果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先生的目录学论述中，反复强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目录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33]；中国目录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同时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实用价值的学科[34]。

先生主张将古典和现代目录学进行整合，批判地继承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他认为构建中国现代目录学不能割断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应该将研究视野放宽到全球，具有现代化的思维[35]。他“既不夸大也不贬低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传统，既不崇尚也不排斥国外的目录学研究”[36]，而是融合吸收古今中外的目录学精华和优秀传统，全面、客观地反映目录学研究的整体内容，创建中国目录学集大成的知识体系。“整体化”和“科学化”是当代目录学的两大趋势[37]。对中外目录学研究的集成体现在他对苏联目录学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目录学的关注，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成功经验与科学方法与我国目录学发展实际相结合，以书目情报理论研究为突出代表。此外，先生的目录学思想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学科间的整体思维，他将目录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的目录学思想与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思想紧密相连。

先生在目录学发展的每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都以其锐利的学术眼光及时总结各个阶段的目录学研究与实践成果，始终站在我国目录学研究的最前沿，紧扣时代发展脉搏，从整体、宏观、联系发展的角度发现目录学存在的问题，指引目录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研究重点和任务。改革开放之初，他澄清了我国目录学发展的一些关键性基本理论问题和方向问题；80年代中期，有力地化解了目录学研究的“困境”、“危机”说，提出了加强信息时代目录学研究的10大领域[38]；90年代，在确立目录学研究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目录学未来发展的十大方向；站在跨世纪的关键历史时期，点明了加强目录学研究的四个方面[39]。

无论目录学发展的环境如何变化，无论目录学研究遭到各种思想的影响，先生始终坚定学科自信，并且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纵观彭斐章先生现代目录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他的目录学思想与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紧密相连。作为推动我国目录学现代化的核心人物和目录学界的学术带头人，他将目录学事业当成了自身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执着奉献，成就斐然，终身致力于建立我国全新的目录学体系，推进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由艰难起步逐步走向繁荣发展。他几十年来坚持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践行了“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红烛精神,春蚕思想”的誓言和追求[40]，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博洽精湛的学术思想润泽我辈研究人员投身于更广泛的目录学研究领域，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开拓目录学研究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