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从敬1,2  何梦婷2
(1.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430072; 2.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摘要] 

2019 年4月19-21 日，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研讨会暨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以“新时代图书馆学变革与发展：开放、融合、智慧” 为主题， 以教育研讨会和博士生论坛2个核心板块，共同探讨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服务、数据管理、信息行为、信息政策与法律、图书馆事业、阅读推广、文献计量、信息组织等共11个分主题的研究。本文以会议的各专家致辞、主旨报告以及收录的研究论文为综述对象，结合国内外研究前沿，按照主题从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三个模块进行评述，以揭示当前图书馆学变革与发展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与发展趋势，力图为未来图书馆学变革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学教育  

变革发展  研究热点

图书馆学自其诞生以来，始终呈现着其变革发展的演变路径。1966年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开启信息科学教育时，信息学院仅属于艺术学院之下，在学科领域中尚未产生巨大影响。而后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图书馆学不断融入新的学科背景和学科内容，从单纯的图书馆学转向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数据科学（Data Science）等一批新方向开始涌现，学科教育呈现着如不断加入新的培训与技能课程、融入教学方法、强化就业市场研究与就业支持等新特征[1]。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领域第一的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图书情报研究生院（GSLIS）已于2016年更名为信息科学学院（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信息与图书馆系（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at Indiana University in Bloomington）已开始提供研究生数据科学课程[2]，力图解决领域数据科学人才短缺问题。国际实践已证明，转型与创新已成为图书馆学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适应新的信息环境、融合新的信息技术、扩展新的信息研究领域已成为图书馆学发展关注的核心问题。信息环境的风云变幻下，我国的图书馆学及其教育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回应新的发展需求、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这一背景下，2019年4月19—21日，由武汉大学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协办的“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研讨会暨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为“新时代图书馆学变革与发展：开放、融合、智慧”，会议面向新信息时代下图书馆学及其教育发展需求，力图探讨各类现实问题的答案，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发展，推动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和国际化进程。会议共收到投稿论文145篇，其中全国图书馆学教育研讨会与博士论坛共收录106篇。教育研讨会按主题可划分为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教育综合、图书馆学综合4个核心主题，博士生论坛划分为图书馆服务、数据管理、信息行为、信息政策与法律、图书馆事业、阅读推广、图书馆学教育、文献计量、信息组织、文献整理、图书馆学综合11个分论坛。本次会议的收录论文主要来源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等科研机构（如表1所示）。论文主题丰富，涉猎广泛，高频关键词包括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大数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图书馆学教育等（如表2所示）。

1  图书馆学学科变革与发展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学在机遇与挑战中探索着学科发展的前路。会议开幕式上，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院士指出图书馆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武汉大学图书馆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鲜明的特点，涌现出包括彭斐章教授、马费成教授等在内一代又一代德高望重的大师，也有年轻一代的陈传夫和方卿教授。图书馆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使得学科得到了长久的发展，在武汉大学人才建设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同时，窦贤康院士提出，在当今时代，图书馆学学科也涌现出了新的活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影响着图书馆学学科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武昌文华图专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教育的发源地，本次会议在武汉大学的召开由此具有特殊意义。会议势必将为同行研究者提供集思广益的交流平台，进行思维的碰撞和智慧的交融，共同探讨未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之路。图书馆学的发展与进步亟需所有图书馆学人不忘初心，回归本源，更需要放眼未来，守正创新，抓住新的机遇，昂扬进取，谱写新时代图书馆学发展新篇章。

1.1  学科变革与发展方向探析

新的大数据时代和行业需求下，图书馆学学科的变革发展势在必行。如何明确新信息环境下的学科定位与发展模式？如何兼顾转型创新和学科守正、融合跨学科领域同时避免背离学科传统？如何把握国际化与本土化平衡、综合国际借鉴与历史传承？这些关键问题都亟待新一代图书馆学人来回答。

与会的领域资深专家在这一核心议题上的探讨，肯定变革与发展的必然性，强调推进学科与大数据、计算科学、数据技术的全面融合，积极探索在新时代下学科研究的新议题。冯惠玲教授提出，近年来，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整个一级学科都对学科发展的前景和挑战有着诸多思考，信息社会、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发展给图书馆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社交媒体数据的收录入库等图书馆学新颖议题的不断浮现，持续拓展着图书馆事业的综合边界，学科研究对象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图书馆学学科正在面临着一次学科“新大陆”的发现，且这个“新大陆”的雏形已在逐步显现。新一代的图书馆学研究力量要争做实干家，无畏艰险，积极探索未来的学科栖息地，推动学科发展。马费成教授同样指出，当前图书馆学已经处在新的介质、新的场景、新的空间下。新的介质是指当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所带来的数字化浪潮下，文献需要被重新定义；新的场景是指信息知识情报生产、加工、获取、利用、传播等具体环节已发生了本质变化，不再是孤立环节；新的空间是指研究领域超越过去的文献中心、情报中心、图书馆等实体空间，转向整个互联网空间。新的介质、新的场景、新的空间带来了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亟待新一代图书馆学学人去开拓去创新。

张久珍教授也提出，新时代的大背景、大前提在图书馆学学科领域的体现应该是两个“新”。一“新”是要开拓图书馆学研究的新视野，促进学科快速成长；二“新”是要由图书馆学新一代研究力量合力来构筑未来学科研究的新格局。图书馆学从传统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当代采集、分类、参考咨询等，已经形成一整套学科方法，但面向大数据环境下的新课题，研究人员需要有新的视野和格局。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关注跨学科主题文献的资源建设与服务问题。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文献采集方法已无法适应跨学科数据的收集服务需求，一批有关保障多语种跨学科文献、提供跨学科数据服务等全新课题已经出现。当前国家发展、学科建设等各类现实需求已倒逼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构建跨学科资源体系。另一方面,要更为关注数据及数据技术。在人文科学的整体发展转向下，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的对象，已从传统的印本文献转向电子文献，并逐步深入至数字人文新领域。图书馆学已开始有意识地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数据的分类标引与展示，印本文献、电子文献之外的广泛数据挖掘领域正昭示着图书馆学学科未来。

李广建教授指出，图情学科在智能时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情报计算化成为大数据下图情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情报计算化基于自动机理论、可计算性理论、计算复杂性理论等基础理论，具体研究内容包括情报计算模型、情报计算框架和系统、情报计算算法等，具有可数据化、可数字化、可融合化、可计算化等特点。国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情报的计算化非常重视，理论上已经对情报计算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实践上对情报可计算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国际图情学科的研究随之越来越关注技术领域（如信息检索、文本挖掘、情报技术方法）。同步地，国内学界也开始强调“规范”的情报研究新模式，大数据的理念和方法受到情报学的关注，以数据与计算为主的情报理论与方法成为主流，情报工作所需的数据源在不断扩大。当前，情报计算研究从计算模型、计算框架与计算算法三个方面深入，一批如开源指标项目（Open Source Indicators Project，OSI）、南加州大学混合预测竞赛项目等研究出现，不断扩展着图情学科的新研究议题。

另一方面，专家也表达了对学科在变革发展中定位不准、被边缘化等问题的关切，强调应在变革发展的同时，巩固学科内核，在融合发展中提升学科重要性，实现本源回归。方卿教授肯定在科技不断发展演化的背景下，图书情报学学科已存在巨大的变革，同时指出图书馆学在拥抱信息、计算机、大数据等新领域的同时，也边缘化了“图书馆”这一关键因素。在大数据全面渗透社会和各个学科的背景下，图书馆学应该进一步明确如何寻找合适的切入角度展开学科研究，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发挥图书馆学在大数据领域应有的贡献，保障学科的内核能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发挥其重要性。

初景利教授在立足图书馆学学科内核规律提出，在新时代下要重新认识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有着其独有的传统依托环境——图书馆，图书馆学理论要与图书馆实践形成同步互动的发展关系，才能构建新时代图书馆学理论。在物联网技术与智能代理技术的发展下，图书馆开始迈向智能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图书馆学体系也随之发生变革：学科特性上从以图书馆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学科体系与学科范式；研究对象上从文献组织与管理到数字对象（信息、数据、知识）的组织与管理；发展模式从以图书情报人员能力为主导（what I can do）到用户需求（what users need）与信息技术双驱动；学科核心能力从文献查询与检索转向知识服务；技术方法上从以文献整理为主体转向以情报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智能科学为主体；学科属性上从人文社科主导的管理学科到人文与技术双主导的管理学科；学科结构转向以管理知识与能力、数据分析与智能技术、本学科及相关学科方法、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知识、学科基本理论为主的新构架。

1.2  学科变革与发展主题探析

本文基于对会议相关论文的统计与分析，将学科变革与发展主题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划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立足学科文献整理、古籍版本等“传统”主题，融入数字化技术、可视化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传统学科议题在新环境下的新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扩展新技术环境下学科研究的新主题，结合大数据技术，在文献计量、数据管理、信息组织、信息政策等领域开展新兴主题的融合研究，跨学科、跨领域新主题和新方法不断涌现。

（1）文献整理

在文献整理上，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文献注释、古籍保护及修复等传统细分主题的研究，如同时也尝试引入新研究方法进行突破。王丽丽等[3]基于铃印数据标准及关联关系发现，总结铃印元数据著录规范，并以知识图谱实现了铃印、印主与藏本间关联可视化；韦景竹等[4]通过知识表示与知识存储工具完成了对孔子、老子与墨子三位代表人物的知识图谱构建，挖掘了诸子百家的知识价值；万亚萍[5]从古籍藏书印资源数字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古籍资源集成开发利用，强调整合国外汉籍藏书印资源从而打造全球知识库。

（2）文献计量

文献计量研究上，计量方法在大数据下得到创新，相关研究已突破文献概念，衍生至大数据范畴，深入到整个领域而非特定文献。研究内容上，仍沿袭理论服务实践的主线，聚焦学术理论，关注现实需要。Uzzi等[6]对Web of Science（WOS）五十年来的1790万篇论文1万5千余种期刊中超过1.22亿个潜在引用对进行分析，得出了高被引论文需要同时具备知识结构的传统性和创新性的结论；Wang等[7]运用复杂网络中的动力学模型开发了一种论文引用机制模型（Mechanistic Model）预测研究论文未来的被引数，量化科技文献长期的学术影响力；李樵[8]、易淑琼[9]、曹树金[10]分别利用计量分析方法，全面挖掘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健康信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等领域的发展规律。研究方法上，不断丰富发展计量工具和方法，积极探索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于改红[11]总结科技文献语篇元素识别工作，丰富文本挖掘方法；陈小莉[12]基于Prophet，对airXiv平台中计算机科学领域论文量进行时间序列预测以揭示学科发展趋势；赵蓉英等[13]将传统引文指标与Altmetrics指标相结合，多维度评价国际期刊学术影响力。

（3）信息组织

首先，大数据推动信息组织方法语词深入到语义，相关研究开始从语义、知识这一新层次，探索在大数据下信息揭示、描述、整序的新模式。金姗等[14]对生物医学文献进行文本挖掘，发现了疾病实体与基因实体间的语义关系模型，陈金菊等[15]从资源类型、语义建模与数据发布、语义应用与服务模式三方面分析了芬兰语义计算小组seco的语义组织与应用模式，为我国语义知识组织实践提供了参考。其次，沿袭信息组织实用性、针对性研究的特征，切实关注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图书馆、政府门户网站等具体实体的信息组织实践建设和评估，探讨优化其信息组织的途径，服务实践发展需求。同时，信息组织研究的主题，不断容纳如科研数据本体构建、移动学习和智慧城市群发展等新兴主题，持续扩展研究边界。

（4）数据管理

随着大数据价值的不断显现，数据管理成为新的议题并不断发展为领域关注的关键议题。会议在数据管理研究上，侧重于对政务大数据这一特定类型数据的评估与开放研究，积极探索电子政务和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建设与管理标准。温亮明[16]等基于《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的文本内容，构建“语词－条款”共现矩阵并可视化展示，挖掘其频繁词、行文特点、分布规律；彭秋平[17]和王娟[18]分别构建了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建设与开放数据质量的评估体系；刘建霞[19]等运用Python对公务员访谈数据进行主题抽取，总结电子政务建设存在的动力不足、个性化服务不够完善、利用率较低等问题；邢文明[20]等基于国内外科研数据政策的大纲与内容，辨明了科研教育机构科研数据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信息行为进一步细化，信息行为测度和分析方法革新。相关研究一方面关注特定情境、特定对象的信息行为研究，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整体信息行为研究模型和方法，分别针对如新闻传播类学术会议微信群分享、在线评论的网络口碑发布、阅览室阅读群体的动态变化、微博平台上的可穿戴设备用户的数据分享等具体信息行为展开分析，提出如CUIC等模型，挖掘其行为动机、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同时，研究模型和方法上，元分析方法、大五人格量表、可视化分析等新方法被引入信息行为领域研究，涵盖数据层、方法层、内容层和应用层的领域研究框架被不断提出；冯秋燕等[21]提出社交媒体用户的自动化价值识别与测算方法，发掘用户信息行为的关联因素和影响机制，不断深化对其的量化、评估方法。

2  图书馆事业变革与发展

图书馆学有着其特有的行业依托与生长土壤，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相互交融，彼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图书馆事业实践着图书馆学的最新理论、孕育着图书馆学的最新课题、指导着图书馆学的人才培养，讨论新时代图书馆学的发展必然不能脱离对图书馆事业的研究。

陈传夫教授在会上强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图书馆事业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其的建设可以促进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提高全社会科学文化素质，助力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陈传夫教授系统梳理近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2017年11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第79号主席令；2018年，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图书馆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倡导全民阅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这是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第六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陈传夫教授同时指出，新时代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给图书馆学教育带来了更好的更多的发展机遇，为广大学子带了无限的事业发展机会。

初景利教授也指出，在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在传统的文献采集、编目分类、流通阅览等模块外，逐步演化出嵌入式学科服务、情报分析与研究、数据管理与服务、图书馆出版与出版服务、智库研究与服务、智能与智慧服务等新型服务，新时代的图书馆员职业呈现出直接面向用户需求与用户过程、非中介性、高学历、高素质等新特点。新时代图书馆最需要的是破解“用户对图书馆新型服务的需求与图书馆服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加强服务能力建设，从资源能力转向服务能力，从传统服务能力转向到新型服务能力。

基于对本次会议相关论文的主题分析，本文将相关研究划分三个核心方面。

（1）图书馆事业变革发展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上，学者切实关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理论依据。王玮[25]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新图书馆运动”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厘清了“新图书馆运动”研究基础理论；赵心[26]通过文献调查考察了第二代图书馆学人对中国图书馆教育为图书馆事业所做的贡献，为图书馆工作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周萍等[27]分析我国图书馆法治环境的治理模式，从政府、图书馆、社会、公众、法律体系五要素入手，构建图书馆法治治理“五位一体”模式；何盼盼等[28]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进行评估，提出图书馆应以效率为导向，将政府职责、制度建设落到实处。

（2）图书馆事业服务转型与功能革新

一方面，相关学者持续关注公共服务体系重构下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建设，创新引入需要层次理论[29]、阅读推广产业[30]以及政策工具[31]等视野来进行发展策略研究，并从如微信平台、短视频、移动图书馆、创客空间等具体的推广案例出发，分析其推广效果及问题症结，力图推动图书馆满足新时代环境下的读者的精神价值追求。另一方面，研究瞄准新时代下图书馆的功能革新，特别关注如心理健康教育[32]、智库建设[33]、科技灰色文献建设[34]、退伍军人创业服务[35]、特定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36]等方面的建设实践，推动实现图书馆的价值和作用，促进学科资源的利用最大化。

（3）图书馆事业教育辅助功能提升

3  图书馆学教育变革与发展

图书馆学教育在我国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肖希明教授将我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史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为1920—1949年，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创建并得到初步发展，以文华图专为代表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但规模小，社会影响有限；②第二阶段为1949—1978年，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受政治因素不恰当的干扰，发展受到影响；③第三阶段为1978年至今，图书馆学教育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规模空前扩大，多层次的办学体系得以建立并完善，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图书馆学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模式基本形成。

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始终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技术紧密关联，在深受其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影响着社会、技术的发展。在互联网、大数据的不断冲击下，图书馆学教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教学的时空范畴更具自由与弹性，教学的主题、方式、内容呈现颠覆性的发展，教育模式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人才需求匹配错位，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适应新环境下的技术变革和教育趋势、如何容纳新的教育方式与教育内容、如何匹配新的社会与行业人才需求等，都是图书馆教育变革与转型中必须回应与思考的关键问题。

3.1  图书馆学教育变革与发展方向探析

在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探讨上，与会专家都肯定了教育变革发展的紧迫性、必要性，在大数据环境下的新行业需求、新技能体系下，综合课程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学团队、国际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全面变革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改革措施。

在发展方向上，郑建明提出，未来图书馆教育发展的重点在于明确“培养什么人、用什么人和内容培养、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要以强化内涵建设为根本、以重构知识体系为重心、以改革教学模式为动力、以固化质量培养为保障，打造新时代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振兴计划。图书馆学教育要培养学科复兴大任的人才，信念固守的同时也要超越专业情怀，不断加强专业信念。

从历史经验角度，肖希明教授指出图书馆学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昭示着我们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首先，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必须遵循图书馆学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对新的人才需求既要主动适应，又不盲目迎合；第二，应承认图书馆学教育的工具理性，但更应该追求它的价值理性，努力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和谐，做到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理论基础教育与应用知识教育并重；第三，必须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变”是大势所趋，图书馆学教育要变的是确已陈旧过时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不变的是图书馆学长期总结和积累的对知识信息收集、组织、存储、查询、传播和提供利用的核心理论与方法，以及世代传承的人文传统；第四，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要致力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在具体问题和措施上，郑建明教授指出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中三个值得反思的核心问题：在与学科的关系上，思考在学科的迅速扩张下，如何平衡学科内容、学科方向与学科教育发展的平衡；与事业的关系上，要考虑如何在图书馆学教育社会化、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避免去图书馆化，加强系统教育；与科研的关系上，关注如何大力推进将经过检验的、转化的成果纳入教育系统，实现教学科研相长。夏立新教授指出了图书馆学博士生培养中需要明确的六个核心问题：①明确学科与专业的相互区别与联系。学科是专业发展的基础，专业是学科承担人才培养的基地，两者的联系主要是以课程为中介来实现的，课程必须将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与社会需求融合进来；②强化综合素质培养，以K.A.Q（knowledge、Ability、Quality）框架为核心，以课程学习、文献阅读、学术会议等不断增强知识存量，以实际行业的见习、实验、创新创业提升实践能力，以全面发展身体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团队协作等强化综合能力，以“专业导向”、“问题驱动”、“项目依托”的学习方式融合K.A.Q三者，从而形成学生的综合素养；③提升学术研究能力，通过系统规范的学术训练，从选题来源、题目拟定、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全面提升学生学术研究能力；④重视学术规范，包括学科研究规范和学术成果规范，便于开展学术交流和知识积累；⑤关注职业能力培养，完善面向专业领域的知识结构，匹配图书馆学职业需求，从知识能力、技术能力、服务能力三大知识模块全方位培养学生职业能力；⑥提升教育国际化，课程建设上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建立一套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培养方案、双语课堂和师资队伍，项目研究上加强与本学科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

肖希明教授指出，未来图书馆教育发展要从六个核心方面不断深入：①理论创新，科学定义“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消弭唱衰图书馆学教育的论调；②制度建设，完善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的制度设计，破除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之间的壁垒，细化图书情报学人才培养的层次；③模式调整，培养能适应多种信息职业需要的专业人才，重新设计和完善硕士专业学位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教育格局；④内容变革，从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多个方面协同变革，在传统课程中注入新的内容；⑤继续发扬图书情报学教育悠久的知行合一传统，加强图书情报教育与实践的联系。

在国际化问题上，黄如花教授提出，在国际、国内双重环境下，在全球和国家发展的引领、社会的期许、技术的进步、用户的需求、业态的变化下，图书馆学教育变革势在必行。图书馆学教育改革必须要从面向需求、赋予新意、拓宽边界、提升高度、开展合作5个核心方面入手提升国际化建设。面向需求上，要了解图书馆业界对教育的需求，综合原有服务需求、新兴服务需求和IFLA发展目标需求，更新图书馆学教育课程设置；赋予新意上，坚守传统与与时俱进并重，重新定位大数据环境下的信息组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信息检索、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服务的教育内容，赋予新的内容；拓宽边界上，在守正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占据学科发展先机；提升高度上，要打造从本科、硕士、博士全层次的建设体系，不断从如文化遗产保护、数字人文等新研究主题入手，提升研究高度，打造战略思维；开展合作上，不仅要与图书馆界、档案馆界合作，还要在我国文旅融合新背景下，与艺术馆、出版社及各个专门领域的不同主体展开合作，并最终扩展到国际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

3.2  图书馆教育变革与发展热点探析

当前，学界已进一步意识到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陶俊等[37]认为图书馆名称及核心业务持续简单化形成的较低声望从根本上限制了图书馆教育的吸引力并制约改革实施，同时进一步拖累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教育声望进而损害整体竞争力，重点大学的专业改革有助于从整体上提高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地位并促进发展，图书馆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基于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学界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核心集中在三个方面。

（1）教育方式变革与发展

相关研究积极总结过去国内外图书馆学教育建设历史，掌握学科教育发展中的关键特征[38]；另一方面，紧跟国际发展趋势，深入调研新信息环境下数字人文教育实践、iSchool运动等最新的图书馆学教育改革实践，把握教育方式变革发展趋势。王梅玲教授将数字学习定位为“教师与学生在不同地点，进行教学的有计划的学习，需要在线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藉由网络、教育机构组织、系统平台安排,以进行传播与课程传递”，指出在计量分析、人工智能、云端技术、移动技术等技术的进步下，一批包括Coursera、edX等为代表的慕课（MOOCs）平台兴起，图情学科教育的数字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成为大势所趋。数字学习已成为图情教育的新发展方向。随着图书情报学线上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展，线上教育在提供在职工作者培养、提供学生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自主学习、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正在不断凸显中。教学方式上，未来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必然将规划提供数字教育作为重要方向，不断发展弹性、便利、主题多元的数字学习课程，不断促进学校、教师、与学生数字转型，并促进图书情报学数字教育研究。

（2）课程体系变革与发展

首先，相关研究在调研国外相关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一方面，强调不断引入跨学科课程体系，新建元数据、信息素养等课程，并加强对教学成果和学术水平的信息素养评价[39]；另一方面，强化传统通识教育课程的呼声也愈发强烈，提出从教学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核心议题入手实施改革。其次，关注课程教学模式构建与实施。赵媛[40]、洪亮[41]等学者已将传统课程与新信息技术结合，关注跨学科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平衡，分别总结如“七动”（动脑、动眼、动手、动口、动脚、动耳、动情）模型、IPT（information、people、technology）模型等教学模式，中山大学已开始实施“信息资源共享”课程创新教学，践行“趣味学习+探究学习”的教学理念，通过引入游戏教学、强化互动教学、匹配教学设计等方式，探索图书馆学本科教学新模式[42]。

（3）培养模式变革与发展

面向新信息环境下人才需求变革，学界开始关注本科学人才的发展路径和社会需求，倡导打造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新模式。通过对社会需求[43]、市场需求[44]、就业情况[45]等就业因素的分析相关学者，发掘当前图书馆学领域人才培养的不足，提出如完善教育方式、推进培养方案和课程改革、建立跨学科联合培养的新模式等建议。同时，以学位论文[46]、合著论文[47]等研究成果为对象，进一步观察当前我国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和人才研究模式的变化，总结我国图书馆学人才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方式的变化特点。

4  结语

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研讨会暨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以“新时代图书馆学变革与发展：开放、融合、智慧”为主题，积极引导新时代下图书馆学界新思潮，会议相关报告及录用的论文全方位反映了当前国内图书馆学界对学科变化、事业发展、教育改革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研究主题涵盖了新时代下图书馆学领域改革发展与转型突破的各个方面。

（1）学科发展研究上，一方面肯定变革与发展的必然性，强调学科与大数据、计算科学、数据技术的全面融合，积极探索在新时代下学科研究的新议题。另一方面也有对学科在变革发展中的定位不准、被边缘化等问题的关切，强调应巩固学科内核，在融合发展中提升自身重要性，实现本源回归。研究热点既有立足学科文献整理、古籍版本等“传统”主题，融入数字化技术、可视化方法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也有在文献计量、数据管理、信息组织、信息政策与法律等领域开展新兴主题的融合研究，跨学科、跨领域新主题和新方法不断涌现。

（2）事业发展研究上，强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兼顾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图书馆的具体服务转型、功能革新等内容。具体热点既关注传统阅读推广等功能，也逐步扩展至图书馆如心理健康教育、公共文化服务、智库建设、教育辅助等方面的功能革新。

（3）教育发展研究上，进一步意识到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新行业需求、新技能体系下，综合课程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学团队、课程国际化等各个方面，提出全面改革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改革措施。研究热点包括教育方式、课程体系、培养模式等方面，综合国内外视野，提出具体建议。

参考文献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19年第5期2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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