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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研学社由知名学者担任学术顾问，高校师生与企研数据科学团队联合组建，以大数据资源及相关技术助力中国学术与智库研究为宗旨的研究组织。团队当前的主要目标是挖掘经济社会大数据资源在学术和智库领域的应用价值，开展学术大数据治理研究，以及探索大数据分析技术融入中国经济社会研究的可行进路。

2020年1月

中国农村家庭低消费、高储蓄的现实问题由来已久。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的因素依然突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显著提升了家庭储蓄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显著增加了家庭收入,但由于收入波动、失业、医疗和健康等不确定性而未能对家庭消费产生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保险参与作为风险应对的重要方式,能有效降低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农村家庭的储蓄率差距,对中低收入群体和社会网络较低的家庭储蓄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农村家庭的不确定性,提高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家庭的储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可为扩大消费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本文涉及的主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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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将向全世界宣告消除了贫困,并进行减贫战略的转型,届时很可能从使用绝对贫困线改为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有必要回顾中国的减贫历程,并对未来新的减贫战役进行展望。特别地,有必要探讨这样的转型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哪些挑战?中国是否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型?基于Shorrocks and Wan（2009）的方法,本文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收入分组数据"还原"为个体观察值,在不同的贫困线或贫困标准下,估算改革开放后中国及其各省份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生率,并简单评估中国的减贫成就。特别地,本文通过比较绝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贫困发生率,试图说明中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为时过早,同时还将讨论转型使用相对贫困标准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难以应对的挑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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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数据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同时匹配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等污染数据,采用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本地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会显著改善本地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同时会减少本地城市向周边城市的污染溢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地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受到城市规模、对外投资方式和城市污染程度的差异性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多元化投资战略整合了上下游资源,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同时降低了能耗水平;在国内环保标准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部分传统制造业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降低了本地污染排放;企业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获得节能减排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改善了本地环境质量。在剔除直辖市、更换控制变量、将因变量替换为水污染以及传统的空气污染物、扩大城市覆盖面以及考虑内生性等情况下,本文的实证结果仍然稳健。本文深化了企业国际投资与母国环境治理的研究,为促进城市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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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分析工业化本身,更应该探究它的特殊性及其成因。近20年的工业化进程表现出"规模大、速度快、后劲足,同时还伴随着资本深化和金融深化持续进行"这五大特征。现有文献由于对土地要素的忽略,尚未能够很好地解释当前中国工业化的特色。通过对典型事实的梳理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城乡土地二元制度与官员晋升机制、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产生了激励相容,从而催生出了一个以"土地引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核心的高效融资模式,使得其成为解释中国特色工业化的关键变量。具体而言:由于在土地征收和出让环节享有双垄断地位,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采取低价供应土地的措施进行招商引资（土地引资）,另一方面又通过享有超高的土地增值收益来为城市建设融资（土地财政）,同时土地抵押的杠杆效应不仅放松了地方政府的信贷约束,更是有效缓解了快速发展阶段全社会的信用饥渴（土地金融）。但近年来出现的房价和土地征收成本的飙升以及土地金融所蕴含的重大风险等现象表明,"以地融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化解过度依赖"以地融资"所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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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环境政策创新可以为丰富国家环境政策工具箱提供重要的实验与案例。然而,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重压力下,一项创新的地方环境政策可能在不同地区产生差异化的政策效果。因此,为促进地方环境政策创新的有效扩散与推广,需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实证评估:环境政策效果的可复制性、不同政策扩散模式下的政策效果特征、不同扩散模式下的规制对象差异。为此,本文利用河长制政策在长三角地区的扩散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实证评估,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设计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效应识别。研究结果发现:①在政策扩散过程中,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果在由上级政府主导推广的"向上扩散"地区得到了成功复制,但在地方政府主动模仿的"平行扩散"地区并不明显。②河长制在"向上扩散"地区和在"自发首创"地区类似,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产出而非增强废水处理能力来实现减排效果;但在"平行扩散"地区既不会降低企业产出,也不能产生减排效应。③河长制在"平行扩散"地区对不同规制对象的异质性效果更明显,显著降低了大企业的水污染排放,对排放规模大的行业规制略松,并能增加其产出从而补偿一部分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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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是国家统计局所收集的工业企业上报的原始数据，是历年发布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具体数据来源。调查方法为对重点调查工业企业逐个发表填报汇总。重点调查单位是指筛选出的排污量占各地区排污总量85%以上的工业企业单位。原则为国家实行总量控制的各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排放工业废水中有重金属类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以及有危险废物产生的工业企业全部为重点调查企业。这套数据库是目前最全面的企业层面的污染排放数据，并且受数据获取难度的限制，目前拥有该数据的研究机构以及高校还非常的少，该数据库在研究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该数据库目前的可得年份为1998年到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反映的正是中国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和环境治理情况，对于研究中国绿色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治理具有基础性意义。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范围是中国大陆地区销售额500万元以上（2011年起为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即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其他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统计变量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财务情况、企业生产销售情况。工业的统计口径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三个门类，含盖中国工业制造业40多个大产业，90多个中类、600多个子行业。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特点是，统计指标比较多，统计范围比较全，分类目录比较细，准确程度要求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报送给国家统计局。

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 

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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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是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目标的关键抓手,始终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排污权交易制度在环境规制逐步走向市场化进程中被推出,其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能源利用效率划分为单要素能源效率和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以2003—2017年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在运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排污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降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提高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排污权交易制度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提升要素市场发育度降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通过绿色创新提高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排污权交易制度对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的降低效果大于成熟型资源型城市,对成长型资源型城市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影响不显著;排污权交易制度对降低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提升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效应更大。本文为中国因地制宜释放排污权交易在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制度性红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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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环境保护与良好健康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当前全球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进展缓慢,而2020年底中国即将宣告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因此有必要探讨三项目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减缓相对贫困会对环境质量、公众健康和社会福利产生什么影响,未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该如何应对。本文基于OLG模型发现,减缓相对贫困会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促进生产扩张,进而加重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造成减贫、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冲突,同时不一定会增进社会福利。结合中国和瑞典两国实际,研究发现,当政策制定者越重视社会公平或者贫富收入差距和健康投资差距越小时,相对贫困治理越有可能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基于数值模拟进一步发现,配合实施减缓相对贫困、降低生产污染强度和生活污染强度、提高健康服务效率,能够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目标。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必须警惕减贫、环境与健康间冲突风险,强化国家层面政策一致性,倡导国际层面交流合作,协同推进相对贫困减缓、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与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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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踪中国收入分配的动态情况，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已经相继在1989年、1996年、2003年、2008年和2014年进行了五次入户调查。它们分别收集了1988、1995、2002、2007和2013年的收支信息，以及其他家庭和个人信息，分别编号为CHIP1988、CHIP1995、CHIP2002、CHIP2007和CHIP2013。这几次调查是由中外研究者共同组织的、关于“中国收入和不平等研究”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国家统计局（NBS）的协助下完成。

2002年及以前的CHIP是由NBS组织进行。2007年的城镇和农村调查是由NBS组织进行，而流动人口调查则是由一家调查公司组织的。同时，2007年调查也是RUMiC（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项目）调查项目的组成部分。2007年流动人口调查所用到的抽样过程和调查方法在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项目的相关文件中有所提及。2013年的调查工作也是由NBS组织进行。

来源：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欧洲统计数据库是向欧洲联盟提供欧洲统计数据，使国家和地区之间能够进行比较。提供的一系列重要而有趣的数据，可帮助政府、企业、教育部门、记者和公众利用这些数据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分析。

网址：https://ec.europa.eu/eurostat

随着全球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积极承担了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及国情的国际责任,并实施了一系列节能降耗行动。然而,节能降耗政策效果如何,是否能产生协同减排效应?本文依托"千家企业节能行动",以二氧化硫（SO2）为例探究了节能政策对污染排放的协同效应以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节能政策会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考察节能政策与减排之间的影响机制发现,节能政策引起企业污染排放降低的动因在减产、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等方面均有直接证据,但是能源结构改善上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实现节能目标方式上与非国有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其更多采用减产的方式实现节能目标,而非国有企业更多采用能源效率提升的方式。通过比较,非国有企业展现出更好的污染减排协同效应。同时,本文还发现,污染减排协同效应在区域间以及大小企业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而企业的反应行为以及差异化的污染减排协同效应均与其节能目标完成方式紧密相关。本文认为,未来在制定节能政策时,应更多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协同减排效应,而不是将其割裂单纯追求能耗降低,从而实现节能与污染减排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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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曾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能否继续支撑城市创新,对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城市主要创新要素切入,讨论并验证了中国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以2006—2016年中国268个城市54个行业数据为样本,检验并比较了其对东部、中西部城市及对48个制造业行业的创新影响差异。结果显示,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不饱和供给商住用地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对城市创新的综合影响为负,并且其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和对高技术行业的创新抑制作用更明显。本文认为,当前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对后发城市积累工业基础和创新资金尚有帮助,这会部分抵消对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但经济发达城市的工业基础已经形成,融资渠道也相对丰富,上述正向帮助甚微。此外,高技术行业的创新需要更多资金和人才,当前土地资源配置方式所导致的创新资金跨行业逐利和人力资本挤出对其负面影响更大。本研究为相关部门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决策方案提供了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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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根据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的上一年度及历年城市建设统计数据编辑。全书共分14个部分，包括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水平、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城市维护建设财政性资金收支、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城市供水、城市节约用水、城市燃气、城市集中供热、城市轨道交通、城市道路和桥梁、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城市园林绿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每部分均包含分年度、分地区、分城市数据。

网址：http://www.mohurd.gov.cn/xytj/tjzljsxytjgb/jstjnj/   

来源：知网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是第一财经研究院与复旦大学联合发布，从国家、城市、产业、企业等各个层面，为政府、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各界提供中国的“创新全景图”。报告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和国家工商局的新注册企业数据这两组微观大数据，构造了一系列反映我国创新能力的指数。报告不仅提供了国家、创新极、省级、城市等区域层面的创新力指数，也提供了行业、企业等产业层面的创新力指数。基于这些指标，报告给出了现阶段中国咋地区、产业、企业三个维度上的创新力排行榜。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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