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AGE框架距离CAGE距离框架是目前经济与贸易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之一，它包含了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制度距离（Administrative distance）、地理距离（Geographical distance）和经济距离（Economical distance）等4个维度。区别于心理距离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以国家为主体，突出不同国家间的双边属性特征，捕捉不同国家主体在各个层面双边距离测量方面的“差异”。目前，这些距离维度都在经济与商贸领域得到了充分检验，然而，这些距离差异不仅会牵动双边的经贸往来，也深刻影响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信息传播和沟通互信。从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思路来看，我们似乎并不重视“距离”对传播效果的影响，这一趋势可能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在进行国际传播时，“距离”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基础因素。多维距离如何牵引世界各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是我们理解和剖析当前国际“一带一路”舆论生态的重要思路和视角。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共建共享已经成为中国与诸多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愿景，但国际社会也出现了诸多负面声音和消极舆论。究其根源，我们认为不同国家之间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各有差异，对“一带一路”这一新倡议的认知和理解难免立场复杂多元。要想使得“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首先就要了解国际舆论生态的整体图景和形成机制，进而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和完善。当前，不同学者从各自进路展开深入探讨，为“一带一路”国际舆论生态的优化提供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方案，但遗憾的是，多维距离对相关舆情的影响仍未得到基本厘清。由此，本研究认为如何理解中国与各个国家在空间、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距离或差距，进而消除妨碍交流的壁垒，是当前亟须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二）多维距离对新闻情感倾向的影响1.空间距离。空间距离，简单来说就是不同国家/区域之间的地理距离。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曾说：“地理太过重要，仅靠地理学家研究是不够的。”[5]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经济学家们开始意识到空间的重要性，研究对象从个体、时序扩展到空间距离。然而，传播学在向社会学、心理学、历史性、人类学等学科广泛取经的同时，甚少将目光投向地理学。“交通”，本就是“传播”的题中之义，在信息交流之下更底层的逻辑应该是“物理交通”。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摆脱空间距离的桎梏成为一种主流论调，然而，无论是从基础设施还是从社会制度上来看，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从未脱离空间和物质现实，空间距离仍是我们理解信息传播的基础性视角[6]。从媒介演进的逻辑来看，空间距离无疑是一种消极因素，从电报到电视再到互联网，每一种新兴媒介的出现都被寄予消灭空间阻力、超越地理距离的厚望。除此之外，地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也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和逻辑[7]。其实，无论是信息传播还是物理交通，无非都是通达的手段，其意义都在于战胜距离、重组空间，通过高效率地控制人与物的流动、集中和扩散，发挥物质和社会资源的最大效益。经济学研究中，通过大量的数据验证了空间距离对贸易、投资等行为的阻碍作用。虽然不能说所有研究都得出这一结论，但空间距离的阻碍作用无疑是最具普适性的结论。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RQ1a：空间距离是否发挥阻碍各国“一带一路”新闻情感倾向的作用？还是具有其他作用？2.经济距离。“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经济合作发展共赢，从经济距离视角审视“一带一路”无疑是基础且重要的视角，经济距离直接影响着不同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模式和效率，进而对不同国家“一带一路”新闻报道产生结构性影响。所谓“经济距离”，通常是指两国之间经济制度的距离。从理论层面来看，经济制度的距离直接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经济制度差异较小或经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投资和贸易的首选。经济制度差异小通常意味着投资国可以较快适应东道国的商业环境、了解市场规则等，经济制度质量高的优势体现在于这样的国家拥有着自由而宽松的投资环境，政府对经济管制较少，总体投资风险较低[8]。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异质的经济制度更有利于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和经贸发展，因为互补性更强，更易于形成合作[9]。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20）发布的《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3-2019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04万亿美元增至1.34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年均增长4.4%，较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10]。当前，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与各国的经贸往来正日益频密，但由于各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中国与各国合作处于不同需求层次，如何实现与合作方的国情、国力和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开展多层次、多模式的立体化经济合作将是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换言之，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情感倾向如何往往取决于能够通过这一倡议获得多少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RQ1b：经济距离是否发挥阻碍各国“一带一路”新闻情感倾向的作用？还是具有其他作用？3.制度距离。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用来规范人们互动关系的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博弈规则，其影响覆盖方方面面[11]，因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而引发的传播沟通问题却甚少成为新闻传播学科研究者的视角。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变量，制度距离的概念内涵和操作化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早在1995年，Mauro就选取语言的多样性指标作为前欧洲殖民地各国腐败程度和政府效率的工具变量，这被普遍认为是制度距离概念形成的重要基础[12]。1996年，Kostova将制度距离理解为国家之间的制度环境差距，并明确提出了“制度距离”这一概念[13]。概而言之，制度距离主要包括规制、规范和认知等三个维度，并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一带一路”新闻在国际社会的流通和传播，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诸多制度迥异的传播环境和舆论气候。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政体及治理模式的差异必然导致制度距离的存在，这种距离客观上会对双方的信息沟通和传播交往产生一定影响。通常来说，这种影响是负面的、阻碍的，当前中美之间的各种舆论战便是明证。从中美媒体的一系列交锋中不难发现，新闻虽然不是意识形态中具体的哪一部分，但又以独特的方式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之中[14]。由此可见，各国“一带一路”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无法摆脱中国与各国之间制度鸿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RQ1c：制度距离是否发挥阻碍各国“一带一路”新闻情感倾向的作用？还是具有其他作用？4.文化距离。“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包含经济合作，还承担着文化交流的使命。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基础，是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四通”相辅相成的重要“软实力”[15]。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一带一路”并不能被各国广泛理解和认同的根源之一就是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罗斯塔里宁首次提出“文化距离”概念，此后便在管理学和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16]。文化距离是衡量不同国家在文化价值上差异程度的量化指标，而非个人对于文化差异的感知[17]。科格特和辛格在其1988年的研究中首次运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模型构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指数，这一方法在此后为研究者们广泛采纳。霍夫斯泰德的文化模型因其研究样本规模之大具有广泛适用性，成为构建文化距离指数最为重要的基础模型[18]。虽然这一模型在近些年遭到一定批评质疑，但仍是目前量化研究的首选[19]。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舆论一直呈现出复杂斗争态势，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隔膜无疑是重要动因之一[20]，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当然，文化差异并不必然是负面因素，有时也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宣长春和林升栋发现在沿线国家中，适度的文化距离有可能促使其新闻媒体以更加积极的情感态度报道“一带一路”新闻[21]。由此可见，文化距离一方面创造需求，另一方面又阻碍流动，这种矛盾状态被学者们称为“国家文化距离悖论”（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Paradox）[22]。巨大的文化差异在加深传播障碍的同时，亦有可能发挥异文化的吸引力。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RQ1d：文化距离是否发挥阻碍各国“一带一路”新闻情感倾向的作用？还是具有其他作用？RQ2：多维距离对各国“一带一路”新闻情感倾向的作用强度如何？有何区别？（三）信息熵对多维距离影响情感倾向的中介效应“熵”（entropy），无疑是解释信息传播的基础性概念，但囿于其数理化特征，当前主流新闻传播学界一直忽略这一视角。“熵”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休斯19世纪中叶提出的一个用来度量体系混乱程度的单位，在他看来，孤立系统中体系与环境没有能量交换，体系总是自发地向混乱度增大的方向变化，使整个系统的熵值越来越大。进入20世纪，“熵”在控制论、数论和概率论等学科领域开始得到广泛应用。1948年，维纳在《控制论》中提出了“泛熵”的概念，由此，“熵”开始逐渐进入信息传播研究者的视野之中。1989年，里夫金和霍华德提出，“熵定律是自然界中的最高定律”，认为应该用物理学中的“熵定律”来解释若干社会现象和问题[23]。近来，部分学者将其运用于分析信息的传播规律，如Li等基于信息熵理论计算社交媒体用户之间联系权重[24]，邢云菲等人借助信息熵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节点影响力模型，均具有较高的准确性[2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熵”就是“无序化”的度量，“无序化”代表着混乱。按照信息论学者香农的观点，消除不确定性就是消除无序性，信息传播的功能就是提高有序性或降低无序性。新闻作为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其基本职能就在于消除变动事实的不确定性。然而事实是，囿于意识形态差异、空间距离遥远等各种原因，海外媒体有关“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总是完全充分的，甚至时常含混不清，或仅对事实做截面式报道，不仅不能完整呈现事实本身，还给个体认识、理解外部世界制造了障碍。海外媒体有关“一带一路”新闻报道的信息熵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国“一带一路”信息结构状态和特征，而背后勾连的却是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态度和情感倾向。众所周知，空间距离无疑是最显在的因素，空间距离的存在给“一带一路”信息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损耗，而且由此带来的心理隔阂亦是误解误判的重要根源。除此之外，文化距离的存在也会通过思维方式的塑造影响彼此的心理距离和心理隔膜。经济距离、制度距离的存在则会通过影响双边关系和战略互动方式，进而关涉到各国对“一带一路”这一新概念和新倡议的认知和态度。由此，距离差异可能带来的风险感知必然渗透到其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之中。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RQ3：信息熵是否会中介（a）空间距离、（b）经济距离、（c）制度距离、（d）文化距离对各国“一带一路”新闻情感倾向的影响？（四）不同国家类型的调节效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与沿线地区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这一构想涉及亚洲、欧洲和非洲的65个国家，是全世界覆盖范围最广、包含国家最多的经济合作带。从总体来看，沿线国家多为实力较弱的国家，有些国家甚至处于世界或地区经济的边缘地带[26]，通过“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中国与这些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展开大量合作，双边贸易往来也比以往更加密切[27]。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融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愈发频密，民意基础在各种交往活动中不断夯实[28]。在“一带一路”持续推进的过程中，虽有反对声浪，但总体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舆论趋势[29]。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非沿线国家则心态复杂，甚至充满曲解和敌意。随着倡议的提出和落实，国际社会关于“一带一路”的舆论场愈发分化对立。根据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主导关系界定国际体系”的观点，作为主体的国家始终处于一个特定关系结构网络之中，主体国家的任何决策和行为都是其营造关系、获得特定的身份和角色的过程[30]。如近来美国总统拜登打造的AUKUS联盟，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美-英-澳三国的多边关系认同结构。同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沿线诸国也愈发形成一个较为紧密的团体。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认为，当两个原本分离的不同群体的认知表征形成了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时，群体成员的身份就从“我们”和“他们”两个不同群体重新范畴化成“我们”这一更具宽泛意义和包容性的群体身份，由此，内群体的积极情感也可以延伸至当前新形成的上位群体，进而减少负面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歧视[3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们聚焦“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一批基础设施联通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物理联通的前提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外贸总额比例逐年提升，双向投资不断升级。除了经济方面，人文交流也日益丰富，通过互办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文物展和图书展等形式，加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往，促进了民心相通[32]。物理的联通以及民心的相通使得中国和沿线国家成为联系更加紧密的一个群体。经济学研究预测，到2030年，倡议能够促使全球贸易增长5%，其中90%的利润将由沿线国家获得[33]。在经过重新分类之后，尤其是在享受到分类带来的好处之后，群内成员差异性感知减少[34]，共同性感知增加[35]，群体认同感不断提高。虽然从客观现实来看，群体内部仍不免有负面声音，但相较于外群体（非沿线国家），沿线国家的情感倾向更加积极正面。这种情感的认同会深刻地体现在本国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之中。从目前发展来看，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度相对较高，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但这一倡议走向纵深势必不会一帆风顺，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域外大国的竞争，美国、欧盟、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已然到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36]。为了对冲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带来的影响，作为外群体的这些域外大国纷纷提出自己的战略构想，谋求巩固对传统势力范围的掌控，如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印度的“季风计划”等[37]。在国际政治中，采取对冲性措施往往是大国博弈的基本逻辑，作为外群体的这些域外大国可能会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有保留意见，甚至是负面消极的立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RQ4：国家类型（沿线 vs. 非沿线）是否会调节（a）空间距离、（b）经济距离、（c）制度距离、（d）文化距离对“一带一路”新闻情感倾向的影响？如调节，是如何发挥调节作用？
三、研究方法、样本选择和变量测量（一）研究方法本研究使用机器学习进行情感分析。首先判断每篇文本的总体情感偏向，将情绪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类。在将文本进行二项分类的全部算法中，过往研究认为基于二项分布判断的朴素贝叶斯具有较好的准确性，该模型以预先编码为两类标签的样本作为训练集，再使用贝叶斯公式计算待定文本的归属与概率。研究者在采集的全部文本中，随机抽取800条文本进行人工编码，将每条文本赋予积极或消极的属性。再将该部分文本作为机器学习的训练集，构建本次情感分析的分类器并对全部文本进行计算。程序将使用分类器中的标准，给出每篇文本以0-1的情感指数。数值越接近1，说明该文本越可能为积极情感，反之则越负面。（二）研究样本收集本研究选择ProQuest数据库收集各国主流英文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作为目前西方使用最广泛的数据库之一，ProQuest拥有当今世界最全面的报刊数据资源，收纳了超过3000份来自世界各国权威报刊的数字资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数据库检索基于以下条件：第一，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常见英文翻译，本研究通过搜索关键词“One Belt, One Road”或“PRRD”或“OBOR”或“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或“BARF”或“B&R”等获得样本；第二，本研究样本搜索时间范围为2013年9月至2020年12月。按照上述设定，本研究共检索到10,497篇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英文新闻报道。基于研究目的，我们剔除了样本中所收集到的来自中国的英文媒体新闻报道，如China Daily，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此外，我们还删去各国非主流新闻报刊的样本，所获得的新闻样本均源于主流报刊，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最终，本研究共计收集5301篇海外英文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闻报道，覆盖了来自54个国家的345家主流新闻报刊，包含The New York Times，The Guardian，The Washington Post，The Times of India和The Sun等世界主流报刊。此外，在54个国家中，沿线国共计28个，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泰国、伊朗和新加坡等，非沿线国共计26个，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典等。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未进一步对新闻文本进行抽样，理由有二：其一，考虑到ProQuest数据库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全面的报刊数据资源之一，其所收录的报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其二，大样本有助于我们更加细致地刻画和展现各国新闻媒体的情感光谱，研究结果将更加客观全面。有鉴于此，本研究对符合要求的全部5,301篇英文主流媒体新闻报道进行分析。（三）变量测量1.被解释变量。情感值：情感值是情感分析中考察文本情感倾向的重要变量，本研究的情感值基于机器学习得来，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代表越积极。2.解释变量。空间距离：借鉴綦建红、杨丽的思路[38]，依据中国首都北京与样本中各国首都地区的球面距离测算而得。本研究采用法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CEPII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各国首都或主要城市之间的距离数据，以千米为单位。制度距离：参照王永钦等的制度距离测算方法[39]，首先选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中包括话语权和问责、政府稳定和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质量、法治程度和腐败控制在内的六项子指标指数，分别将六个指标相加取其均值，将不同国家的均值与中国的均值相减，最后取绝对值。经济距离：借鉴刘振林、黄凯的思路[40]，本研究同样选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各年度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衡量各国的经济制度质量。该指数是通过对每个国家12项经济自由度进行0-100的等级评分并给予每项同等权重来测算，总分越高，经济自由度越高。本研究取各国与中国在经济自由度总分差值的绝对数作为经济制度距离的测量值。文化距离：借鉴刘勰、孟勇的测算方法[41]，采用Hofstede和Bond的文化分析指标计算文化距离，包括“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和“自身放纵与约束”等六个维度。采用Kogut和Singh构建的指标测度方法计算文化距离[42]，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三）信息熵对多维距离影响情感倾向的中介效应我们参照Preacher等人[44]建议的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检验信息熵对多维距离影响情感倾向的中介作用。使用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处理，将自变量（空间距离、经济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中介变量（信息熵）和因变量（情感倾向）依次选入相应的选项框后，勾选模型4，样本量设定为5000，置信区间选95%，Bootstrap的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研究结果表明，信息熵会中介空间距离对“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情感倾向的影响，效应量为-0.0002，区间为［－0.0006，-0.0005］，区间范围不包含0。信息熵会中介经济距离对“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情感倾向的影响，效应量为-0.0030，区间为［－0.0048，-0.0016］，区间范围不包含0。信息熵会中介制度距离对“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情感倾向的影响，效应量为-0.0018，区间为［－0.0026，-0.0013］，区间范围不包含0。信息熵会中介文化距离对“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情感倾向的影响，效应量为-0.0027，区间为［－0.0036，-0.0019］，区间范围不包含0。（四）国家类型对多维距离影响情感倾向的调节效应我们参照Preacher等人[45]建议的Bootstrap调节检验方法，检验国家类型（沿线 VS. 非沿线）对多维距离影响情感倾向的调节作用。使用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处理，将自变量（空间距离、经济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调节变量（国家类型）和因变量（情感倾向）依次选入相应的选项框后，勾选模型1，样本量设定为5000，置信区间选95%，Bootstrap的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