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森等丨全面认识平台：2022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综述

摘 要  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2022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综述，尝试据此归纳传播学学术发展当下的重点议题和演进方向。基于LDA主题模型，在对样本中1482篇学术论文进行主题聚类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全面认识平台是当下传播学研究最核心的主题，学界对于平台的理解向一种含义更宽泛、边界也更模糊的“社会实践机制”转变，“平台化”因而获得超越信息生态的普泛性意义，对它的解读逐渐深度关涉身份认同、社会治理、文化革新等具体范畴。此外，受制于自身固有的框架，传播学理论的成长策略体现出稳健甚至保守的特征，不同子领域的学术传统之间缺少对话，且现有的方法论体系难以充分解释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机制和总体性的信息生态。

关键词  传播学；社交媒体；平台化；信息治理；社会参与

以2021年的全球新闻学研究综述性文章为经验基础和原点^[1]，本文将对2022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综述。首先，从2022年（2021版）《期刊引证报告》（JCR）传播学类的SSCI收录的94种期刊中选取分区为Q1的22本期刊（除了本年度综述新闻学篇中涉及的期刊，即Digital Journalism），通过科学网（WoS）进行期刊检索并获取其发表于2022的所有文献的信息数据，检索时间为2022年11月20日。经过清洗和筛查，最终获得用于分析的英文文献数量为1482篇，各期刊文章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以文献的标题和摘要作为文本语料数据，本文在LDA主题模型基础上对传播学研究领域进行主题聚类^[2]。经过模型训练和参数调试，我们从文献语料中拣选出19个主题聚类，基于对关键词与文献的关联性把握，将2022年的传播学研究版图进一步聚合为6个热点领域，即社交媒体使用、受众与效果研究、组织传播与平台经济、数字技术创新、公民参与和数字规范及治理。其中，“社交媒体使用”研究包括围绕社会媒体的新闻实践、身份认同和话语等3个议题，“受众与效果研究”包括新闻受众、广告与品牌传播、新媒体广告效果等3个主题方向，“组织传播与平台经济”研究涵盖组织内关系、数字平台与劳工和数字平台监管等3个研究取向，“数字技术创新”领域涉及数字技术采纳、人工智能、信息传播技术与教育等3个研究议题，“公民参与”涉及政治参与、抗议运动、气候变化等3个面向，“数字规范及治理”主要围绕错误信息、电子游戏、健康数据平台、隐私演算等4类主题展开。

一、社交媒体使用

（一）社交媒体与新闻实践：共赢、风险与变革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记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新闻收集和报道、与读者互动、吸引受众、发表意见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国际学界日益关注新闻工作与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其中尤以推特（Twitter）为新闻实践场域的研究最为显见。例如，Logan Molyneux和Shannon Mc Gregor通过使用含有推文的美国新闻报道语料库，检视记者和推特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背后的意义，以及它在新闻文本中又是如何体现的。研究指出，推特等社交媒体具有使言论合法化和塑造新闻业的力量，记者依靠这些社交平台，既能接触到关键的意见领袖，又能将其作为呈现“普通人”言论的渠道。因此，部分新闻权威让渡给了作为合法内容传播者的社交媒体平台，从而方便主题活动的组织，以及呼吁人们在线参与对公共事件的讨论^[3]。

大多数研究关注记者的推特实践及其作为品牌工具的方式，而记者删除推文及其对公众记录的影响却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在意识到社交媒体构成了公共话语的档案之后，Sharon Ringel和Roei Davidson认为记者要充分理解新闻生产者如何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塑造集体记忆，不仅要关注他们发布的内容，还要关注他们主动删除的内容。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平台给记者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许多记者遭遇了声誉、心理和身体上的风险。故而，他们选择删除推文以规避风险，并希冀在一个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和充满骚扰的公共领域重新获得控制权。在删除推文时，记者常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手动删除，另一种是使用辅助软件进行批量删除。从档案学的角度来看，记者对推文的删除反映了推特等社交媒体的瞬时性（ephemerality）特质，进一步遏制了它们作为稳定的公共档案的效用^[4]。

除了删除在社交媒体的发帖，调整社交媒体策略成为记者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Davis Kempton和Connolly-Ahern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与女性广播记者访谈并对其推特网页进行分析，发现女记者被迫改变她们的社交媒体策略及其与观众互动的方式，以应对骚扰。比如，一些女记者会发布她们过去的位置，而不是现在的位置；有的则会故意不发布某些内容，以免自己到或家人被别人找到^[5]。实际上，当新闻记者遭受来自网络的骚扰和威胁时，仅靠自己的努力已经变得远远不够，学界认为管理部门和机构也应当予以重视。比如，Kaitlin Miller和Jacob Nelson将观察视角上移至新闻编辑室的管理层，基于对37名美国记者（主要是女记者和有色人种记者，其最常遭受数字暴力）的深度访谈，探索当涉及到社交媒体使用时，新闻编辑室应如何调整其制度价值观和做法。研究认为，应该对新闻编辑室领导层和社交媒体政策制定进行更大的结构性变革，即新闻编辑室的领导层构成有必要更加多样化，以保障其出台的政策是由代表其员工以及广大公众的一群人所制定^[6]。

（二）社交媒体与身份认同

在社交媒体与社会认同的关系研究中，媒体如何参与构建身份认同是核心议题之一。但伴随着人们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矛盾体验，亦即永久性连接（endless contact）为现代生活提升效率与体验的同时，也于无形之中为人们带来了负担和枷锁，更多研究开始关注数字断联（digital disconnection）对于人们身份认同的影响与作用。Mehri Agai通过对17名挪威青少年的定性访谈，检视青少年的断联体验如何在持续的身份认同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断联通常包括各种做法，如切换到飞行模式、删除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实施全面的生活方式改变，等等。研究者观察到，青少年似乎有不同的动机来参与数字断联的实践：一些青少年自发地断联，以恢复由社交媒体引发的情绪困扰，而另一些青少年的断联是为了在自我发展上投入时间，这些差异似乎与“我到底是谁”这一问题相伴而生。身份认同感较强的青少年倾向于独立做出断联或者连接的选择，而不是盲目跟风他们的同龄人^[7]。

身份认同作为心理动因，对拥有相同文化和心理认同感的人的文化传播行为存在影响，比如能够帮助包括散居者（diaspora）和边缘化社区，在网络空间中表达他们被边缘化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社交媒体是散居者重新领地化（reterritorializing）和重新嵌入（reembedding）身份的重要中介。Abdul Aziz研究了社交媒体如何作为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Rohingya）发声和反抗的一种手段，并在数字环境中促进了他们独特的散居能动性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罗兴亚人网络身份的形成和演变，有赖于他们对公民权和正义的要求，以及对家乡（土地）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求，驱使他们积极参与媒介内容生产，再加上社交媒体上的中介化可见性（mediated visibility），最终使得他们的身份叙事能够与缅甸政府传播的仇恨言论和种族灭绝宣传相抗衡^[8]。

如果将上述这种抵抗性视作源于群体间冲突的社会心理现象，并将其置于政治环境下，那么也可以认为，基于群体身份的动机推动了政党等群体之间的分化，这在社交媒体背景下尤为普遍，因为各党派的逻辑理念是公开可见的。Jieun Shin等学者应用了身份认同框架，以更好地理解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下，美国两大党派的国会议员是如何在推特上将戴口罩问题政治化的。研究表明，尽管国会议员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各自党派的规范，但他们在遵守规范的行为上有所不同：共和党人不愿提倡戴口罩的行为与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忠诚度有显著关联，而与其对共和党官方的忠诚度无关；民主党人对其党派的认同是口罩推广的一个微小的显著驱动因素。在成员影响方面，与群体外成员的互动降低了两大党派的国会议员对党内规范的坚持^[9]。

此外，还有研究者对社交媒体中杂糅着技术、商业和政治交缠的身份认同之形成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反思。Brian Judge通过“身份生命政治”（identity biopolitics）的策略，在社交媒体商业模式与反自由的民粹主义复兴之间建立理论联系。政治竞选活动和外国政府基于人口统计学、社会文化和心理特征对选民进行分组，并强制向其灌输政治信息，旨在强化他们对群体的依恋，并将其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制度的怨恨作为目标。研究揭示身份生命政治如何被服务于反自由主义的政治目，以及技术秩序(即生命政治被以一种看似善意的方式用于商业目的)与为政治目的激活身份之间的“有毒”融合^[10]。

（三）社交媒体话语：内容与形式

种种迹象表明，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公共辩论的基础设施，由此所形塑的数字讨论空间及其功能极大地改变了话语论证的形式。比如，许多推特用户在他们的推文中插入链接，用以证实他们在信息和论证方面的陈述。Julia Jakob便研究了这些链接的论证能力，及其在平台上的议事功能，主要用于提供信息，或用于讨论。基于真理的具有信息功能的链接有益于哈贝马斯所谓的“理论商谈”（theoretical discourses），在这种话语中，用户辩论有争议的真理主张，并通过交换经验证据来构建对世界的集体理解。基于规范的具有论证功能的链接则有益于哈氏的“实践性商谈”（practical discourses），即用户就哪些行动最适合解决问题而展开辩论。这有助于人们权衡不同的选择，并根据最有力的论据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11]。

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上首发的社会动员话语往往是政治问题和集体行动的导火索。Cabral  Bigman等学者观察了大学生如何看待社交媒体上的种族话语，发现数字文档（digital documentation）、中介溢出（mediated spillover）和平台崩溃（platfom collapse）是种族话语传播及影响其传播可见性的关键工序。捕捉尚未数字化的事件（如带有种族话语的纸质传单），随后通过数字化手段曝光，这是第一级数字文档；对已经数字化的内容，通过二次数字捕获（如截图）进行复制，成为第二级数字文档，其能够以破坏话语体系结构、可见性和受众环境的方式实现内容的中介溢出。平台崩溃主要出现在将内容从相对私密的空间转移到公共空间，以引起对种族主义事件、信息和行为的关注，并激发对话和行动的过程中^[12]。Kaiping  Chen等学者则分析了2018年至2021年使用“气候罢工”相关标签的500万条推文，并比较了主流新闻报道和气候运动参与者发布的推文，以了解相关话题是如何被讨论的、话语在数字空间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媒体系统中的行动者如何以不同方式进行构建。研究发现，新闻机构倾向于报道全球政治家对气候政策的行动，气候变化的后果，以及工业对气候危机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推特上的气候运动参与者倡导政治行动和政策变化，以及解决围绕气候变化的社会正义等问题。社交媒体中气候运动的话语表达是高度政治化和对抗性的，表现为大量的推文针对政治家、党派人士和国家行动者^[13]。

不同于阐明事件特征如何影响社交媒体的语言学研究取向，有学者强调混合媒体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考察社交媒体话语和新闻决策之间的关系。Yini Zhang等学者以推特为平台背景，观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和随之而来的社交媒体反应和新闻报道，尝试厘清在混合和碎片化的媒体系统中“领导者”与“跟随者”的角色。研究认为，传播流的方向主要是从推特流向新闻，如推特上表达的同情和对枪支控制的呼吁推动了新闻对枪支暴力的关注，并影响枪支政策的新闻框架。而且，美国媒体体系对社会事件反应方式是不对称的，譬如当进步人士在推特上呼吁控枪时，保守派和保守派媒体就会暂时放低音量，旋即发表枪支权利主张和新闻报道。这反映出政治右翼的一种对抗性的政治风格，即更感兴趣的是对左翼的回应，而不是针对事件本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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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众与效果研究

（一）新闻受众

对新闻业来说，新闻消费或接收是新闻生产的目的和效果，而新闻受众是新闻生产、传播信息的意义与价值所在。过去的一年，国际传播学界针对新闻受众的研究大致可循沿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关于受众研究的三个层面进行归纳，即结构性分析、行为性分析和社会文化性分析。

其一，新闻受众的结构性分析。数字时代，受众不再以传统的方式消费新闻，而是选择在混合媒体系统中从多个平台和来源接收新闻，受众由此会逐渐分化，变得碎片化。Subhayan Mukerjee提出一个理解受众碎片化的理论框架——新闻阅读公众，这是一群在新闻消费模式上有大量重叠的人，能从一系列新闻来源中获取新闻，在阅读新闻时具有某种共同的满足感、期望和身份认同，从而使他们有别于其他人。新闻阅读公众存在于不同的语境中，理论上可以在国际、国家、次国家和地区的所有分析层次中找到。此外，新闻阅读公众不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刚性定义的实体，而是一个松散的集体，往往与其他新闻阅读公众重叠^[15]。

其二，新闻受众行为性分析。在线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交网络和参与模式，导致了弱联系和非正式互动模式的激增。尽管许多用户会评论或回复内容，他们直言不讳、高度投入，但却极有可能是不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新闻受众，这是因为更多在线用户属于“潜伏者”，他们被动地消费内容，很少参与其中。Rhys Crilley等学者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的推特关注者进行了广泛的观察研究，尤其侧重于接触RT内容的大量用户，而不是只关注与之互动的活跃用户。通过botometer、M3工具、Louvain算法等网络技术，深入了解他们是谁、他们有多活跃以及他们的兴趣是什么。研究发现，许多用户将RT作为一个新闻参考点，以获得对事件的另一种视角。RT推特受众的特征是多样化和分散化，在推特上关注RT不一定代表着极端主义、边缘主义或反西方观点^[16]。

其三，新闻受众社会文化性分析。社交媒体使受众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连接和消费信息，这表明新闻学研究需要拓宽其方法，以研究用户对新闻及新闻文化的看法。Sandra Banjac和Folker Hanusch从受众角度探讨新闻的边界问题，考察受众对记者和Instagram、YouTube和博客上的内容创作者的期望，并将二者进行对比以确立其界限。研究揭示，受众希望记者体现既定的、规范的新闻价值观，并在真实性、透明度、参与度、质量和内容等方面表达了对内容创作者的期望，与新闻业的价值和期望有着不谋而合之处，从而模糊了看似泾渭分明的边界。此外，受众认为记者和内容创作者以市场为导向的趋势更进一步地破坏了边界^[17]。此外，即便进入数字时代，新闻信息不对称和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Timothy Neff等学者评估了费城媒体系统，以确定新闻提供的潜在差距，特别是在社会经济边缘化社区。研究发现，当一些新闻机构为某些受众提供大量报道而忽视其他受众时，或者当他们在公共卫生和其他关键信息需求上无法提供及时报道时，就会出现新闻缺口。尤其当涉及到满足社区的关键信息需求时，贫困者的和年轻受众将得不到充分的新闻服务。为此，研究者建议通过公共资金和补贴等政策干预措施，提高新闻机构满足边缘化社区关键信息需求的能力^[18]。

（二）广告与品牌传播

在传媒市场语境中，广告商采用各种策略来最大化广告效果，其中最常用的策略之一是为品牌选择合适的代言人。Haiyun Zhu等学者以化妆品为例，考察了代言人类型（名人vs.社交媒体影响者）、信息诉求（软销售vs.硬销售）和品牌特征（熟悉vs. 陌生）之间的一致性效应后发现：对于熟悉的品牌，消费者已经有了关于品牌的既有知识联想，他们需要保持广告代言人和信息诉求之间的一致性，比如强调形象、氛围和情感唤起的信息（即软销售）与名人更匹配。对于陌生的品牌，消费者的品牌知识匮乏，因此雇佣社交媒体影响者——展示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和他们信息的透明度——不失为一个赢得消费者信任的方法^[19]。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消费者，许多品牌将其品牌信息与公众最关注的热点事件挂钩，如metoo、黑命贵、气候辩论，等等。Komala Mazerant等学者考察了结合品牌信息与无预期结束日期的持久事件的话题广告（topical advertising）是否能够持续唤起消费者的积极反应。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在事件的开始阶段是有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些信息的参与度会下降。由此启发，广告从业者要实时监控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公众的情绪，并相应地调整他们发布的品牌信息^[20]。

在文化融合和差异同时发生的背景下，全球广告商不断争论品牌传播策略应为国际标准化还是本土化。一些学者主张混合方法，或称“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它结合了全球和本地的诉求。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这可能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因为中国既蕴含了地方传统，也包容了全球现代价值观，尤其体现在年轻一代人中。Chen Gan将时装模特的种族、美丽类型和女性气质视为变量，调查中国年轻女性消费者对使用不同文化定位策略（国际标准化、本土化和全球本土化）的时尚广告的反应。研究结果显示，品牌态度和购买意向存在显著的三阶互动效应（three-wayinteraction effects），比如年轻的中国女性消费者认同白种人（相对于东亚人）更为强硬的刻板印象，部分时尚品牌可以利用这些刻板印象进行广告宣传。此外，性的自我坚定（sexual assertiveness）是一个全球性的符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年轻女性时尚消费者，这个符号可以被时尚品牌用来创造一个现代和世界性的品牌形象^[21]。然而，一如研究者所警醒的那样，品牌营销应该避免过度使用这种方法，因为它本质上仍然是对女性的物化。

诚然，诸如此类的刻板印象模式已被许多市场营销和消费者研究学者应用于品牌传播。这是由于消费者不断受到众多品牌和广告的轰炸，通过特定的标签和形象简化他们对品牌的认知，以人际关系的方式理解其与品牌间联系。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SCM），对品牌的热情（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的感知会影响消费者对该品牌的评价和购买行为。Felix  Septianto等人探讨了广告诉求（热情与能力）和解释水平（低与高）对奢侈品和可持续品牌的消费者评价的交互作用，发现热情型广告策略可以用来推广与这种刻板印象相关的品牌（例如，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品牌）和品牌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相比之下，能力型广告策略可用于推广奢侈品牌或强调利润和业绩的品牌^[22]。

品牌能借助广告实现与消费者的双向奔赴：品牌既能通过有效的广告提升产品收益，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额外的价值，进而根据消费者的偏好来销售和进行服务。Frank Germann和Aaron Garvey发现，消费者在拥有一款商品的前提下，看到该商品的广告或与自有商品性能有关的同品牌广告，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运动表现，类似于安慰剂效应。建议品牌可以在产品包装设计方面下功夫，通过调整品牌标志大小、形状和在产品上的位置，使品牌标志更加明显或视觉上吸引人，改变消费者的感知和推断。此外，社交媒体作为一种产品信息和品牌曝光的持续来源，在特定时间于社交媒体上投放广告也是提高品牌显著性的有效机制^[23]。

（三）新媒体广告效果：技术使用与回避

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传统媒体广告的宣传效果已不足以满足广告商的需求，由此诞生的各种新媒体广告形式，便成为了众多广告商投放的主要选择。Rodrigo Uribe等学者比较了增强现实（AR）广告与传统广告的有效性，并区分两种最常见的增强现实广告类型类（ARH和QRH）。结果表明，AR广告在广告接受度、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等方面优于传统广告。可见，与传统促销行为相比，新技术的交互性可能提供额外的有效性；而且，AR广告尤其是ARH广告凭借其对消费者体验和交互性的改善，使用户体验到了广告的乐趣^[24]。原生广告（nativeads）同样也是为广告商所青睐的策略之一，它能够将社交媒体上对用户体验的干扰最小化，并有效地投放广告。Hye Jin Yoon等学者通过改变广告的主题内容相关性，测试原生广告和社交媒体内容之间的关系发现，当用户的动态消息栏以各种主题为特色，媒体内容一致性较低，广告商可以借助目标定位策略，增加广告与用户的个人相关性，而不考虑周围的媒体内容，这可能有助于提高原生广告的效能。社交媒体平台应该与广告行业合作，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新的广告放置工具，通过降低广告侵入性来帮助广告商和提高用户体验^[25]。

广告回避（ad-skipping）是广告商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否被跳过”是评估广告投放效果的重要指标。只有足够吸引观众眼球，才能减少观众跳过广告的可能。Andrew Jeon等学者观察了油管（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消费者面对情感诉求广告时的行为后发现，在寻求情感体验的消费者中，当广告的情感诉求与观看视频的情感目标相匹配时，较高的共情水平会导致较低的广告跳过率和较长的广告观看时长；相反，在不寻求情感体验的消费者中，却有着相反的效果^[26]。另有学者转换视角，探究随着手机广告的增长，这种广告规避是否以及如何在手机上发生。Lennard Schmidt和Erik Maier通过眼动追踪（eyetracking）和视口记录（viewport logging）视窗日志等方法分析手机上的广告回避行为。研究显示，消费者认为手机广告和桌面广告一样具有侵入性。而且，手机用户不仅会主动避免看通常放置广告的区域，而且还会与他们的设备互动，主动将（嵌入）移动广告从他们的注意力焦点移到周边位置。这一发现说明广告回避行为不仅与环境、个性和广告有关，还取决于使用设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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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传播与平台经济

（一）组织内关系与沟通

在现代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组织，包括政府机构、公司和非营利组织与组织内部的成员发生广泛的社会联结与互动，组织时常被要求加强沟通，以促进组织内的对话和参与。Yufan Qin和Linjuan Men通过对美国不同行业的443名员工的在线调查，关注内部沟通背景下的倾听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员工-组织关系的质量。内部倾听是内部沟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包含工作场所中两种主要的倾听类型：组织倾听和监督倾听。前者在识别和处理员工关于组织相关问题、长期规划和更广泛目标的声音的趋势或共同主题方面更有效；后者通过同理心倾听行为，为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提供情感支持方面更有助益。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对组织内部倾听的感知与员工对组织关系的感知呈正相关；同时，员工心理需求满意度正向调节组织倾听和监督倾听对员工-组织关系质量的影响^[28]。

与前述微观视角切入的研究不同，有学者在宏观层面分析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做出的选择和行为的驱动作用。Patrick Thelen和Alejandro Formanchuk在考察了道德组织文化与员工拥护行为的关系发现，组织伦理文化是员工拥护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通过透明沟通和感知关系投资（perceived relationship investment，PRI）的中介作用，具有伦理文化的企业组织可以加强员工拥护行为。也就是说，当员工认为组织的内部沟通是透明的，他们会驳斥对组织有偏见的意见，并在公开场合代表组织时表现出自豪感。感知关系投资会激励员工-组织双方维持关系并进行互惠，员工会通过拥护行为来回报组织的努力^[29]。

越来越多的组织危机源自内部力量。随着当代社会的员工公开批评他们的雇主，组织抗议活动，并在重要问题上追求高层变革，这种行动主义正在上升。Yeunjae Lee考察了员工在危机前的关系类型对他们在组织危机期间的负面情绪、沟通行为和积极性意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员工的交换关系与消极情绪反应呈正相关：这类员工倾向于期望组织能立即回报他们的贡献，比如看到经历危机的员工可能认为他们的组织运作不良，不能使他们受益而出现负面情绪（如愤怒）；员工的公共关系与积极沟通行为正相关，即他们通过积极寻找相关信息并与组织沟通，进一步激发解决危机的动力，认为组织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此外，消极情绪反应显著增加了员工的主动沟通行为和行动主义意愿^[30]。

当组织面临危机时，员工通过实施积极的适应性行为、参与创造性和积极的危机沟通，以及维持工作角色的表现，在帮助组织建立复原力和减轻负面情绪方面发挥着战略作用。然而，由于危机引起的组织变化，员工的工作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如裁员或削减福利，致使其与组织的心理契约受到威胁或破坏。Weiting Tao等学者通过对490名美国全职员工的在线调查，研究了员工在组织危机中对领导者沟通的反应。研究结果证实，在组织生活中最关键和最脆弱的阶段，领导者的同情心、指导性的信息对维持员工的角色表现具有激励作用。研究对组织内不同层级的领导提出了建议：首先，参加沟通培训，提高在组织危机期间协调应用激励性语言的能力；其次，通过口头支持（如鼓励性的话语）和非语言手势（如微笑和竖大拇指）向员工展示他们的关怀；最后，积极传达组织的价值观和使命^[31]。

（二）数字平台与劳工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和不断推动下，产生了众多的新型劳动形式，它们广泛存在于外卖、医护、出行、休闲娱乐、保洁等生活服务领域。平台劳动者一方面通过平台经济解决生计问题，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平台的全面且严密的管理与控制。2022年，国际传播学界关涉数字平台与劳工的研究大致可归为以下两个向度：

其一，数字平台与被“剥削”的劳工。采纳该视角的研究大多认为平台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的个人身份信息或者内容生产被数字平台所控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数字资本的剥削。Rafael Grohmann等学者通过“平台诈骗工人”，“工人（不得不）诈骗平台”，以及“平台导致工人诈骗第三方”三个案例，讨论了巴西平台工作者如何体验和应对平台诈骗。这些案例揭露了“平台骗局”（platform scam）的存在，也即存在于数字平台算法管理（algorithmic management）中的不诚实和不确定性。研究表明，除了不平等和不稳定之外，不诚实和不确定性是平台运作和权力的核心。平台骗局存在于更广泛的平台劳动环节中，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施，通过复杂的服务条款或不透明的算法制度化和合法化^[32]。同时，还有研究者关注了利用劳动力平台的社会技术特征而实施的骗局。例如，Julia Ticona发现护理工作劳动平台上存在着许多诈骗信息，分布于招聘信息、薪水、后续信息中的语言或信息交流等各处。护理人员志愿参与骗局侦查工作，比如专门审查帖子的真实性、帮助其他护理人员评估在线群组中的可疑信息。在线护理平台主张护理人员本身作为平台的消费者，有责任保护自己不受骗，以致于平台充当了“放任的权贵”，将劳动过程的一部分委托给劳工、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研究还指出，基于共同风险（而非共同身份）来组织以平台为基础的劳工，可能会为未来的平台用工模式提供出路^[33]。

其二，数字平台与相对“积极”的劳工。这一研究视角侧重讨论平台劳动者在参与过程中的能动性。例如，Colten Meisner和Andrew Ledbetter基于直播平台YouNow上实时创造性劳动的案例，检视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品牌建设实践。在直播中，创意工作者和他们的受众通过动态的社交互动共同生产内容，双方一起构建了所谓的“参与式品牌”（participatory branding）。在一个充斥着个性化工作的社交媒体生态系统中，参与式品牌强调内容创造者个人品牌发展中的受众劳动^[34]。此外，亦有研究从互动角度出发，察觉人际网络对用户抵抗平台不稳定性的积极效果。基于对4264位言情小说作家的网络民族志观察，Christine Larson和Elspeth Ready研究了文化生产者适应行业平台化的能力。通过将关系劳动的概念与网络结构联系起来，研究者发现那些颠覆了传统建议模式、向缺乏经验的新人而不是有经验的同行寻求建议的知名作家，更有可能采用数字自助出版。这表明，面对着文化劳动的平台化，文化生产者要有策略地建立关系：与有创新性的新人建立联系的文化生产者往往能在行业数字转型中幸存下来，而向内求助于其他同行的文化生产者则往往在动荡的环境中消逝^[35]。

（三）数字平台监管

利益相关者通过数字评论平台广泛参与监管政策制定，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的常态。Handan Nader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各地的发达民主国家都依靠数字平台，让公众直接参与监管政策的制定。横跨四大洲的20个经合组织成员在部分监管行动中坚持了一种广泛的在线公众参与模式：规定向公众开放的最低咨询期，向公众提供法规草案文本，并使用在线评论系统收集公众意见。当然，虚假评论也可能会为监督带来一定的风险，但通过结合计算效率搜索算法和神经网络语言模型的两步方法检验后发现，虚假评论并没有妨碍监管机构从公众咨询过程中提取专门信息的能力^[36]。George Radics和Crystal Abidin缩小了研究范围，关注数字平台中涉及种族、性别、性取向的仇恨言论及监管措施。研究指出，随着新冠疫情和假新闻的兴起，新加坡政府试图通过《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OFMA）进一步规范媒体行为，该法明确提到要限制煽动不同人群之间的敌意、仇恨或恶意的言论。违反该法律条款的人可被处以最高50,000新元的罚款和/或最高5年的监禁。此外，媒体平台可被处以最高50万新加坡元的罚款^[37]。

近年来，各国政府或机构都相继采取了行动、对数字平台内容和市场主导地位制定更严格的规则。Diana Bossio等研究者观察了澳大利亚在平台监管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考虑《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议价法典》（NMBC）是否能成为其他地区效仿的有效监管模式。研究表明，这项立法的重点不是措辞，而是它作为一种武器的累积份量，迫使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向新闻媒体机构支付费用。澳大利亚政府的行动预示着政府和公众越来越支持对平台的监管采取更多的干预措施，无论是在市场主导地位方面，还是在发布和分发内容方面[38]。Philip Schlesinger则是分析了英国一种新的平台监管模式——数字监管机构合作论坛（Digital Regulators Cooperation Forum，DRCF）——的发展，该论坛旨在监管主要平台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挑战。英国模式借鉴了英国的竞争监管、国际银行业的合议治理（collegial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以及国际上关于敏捷监管（agile regulation）的辩论。英国目前正处于建立新监管制度（neo regulation）的早期阶段，主要的监管机构已经联合起来，对各种各样的法定权力进行合理化调整。到目前为止，对灵活监管的流行加强了DRCF的并行方式，导致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逐步深化^[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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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技术创新

（一）数字技术的采纳

在疫情的发酵之下，一部分应用程序乘势兴起，以应对危机时期的特殊市场环境。Sarah Geber和Shirley Ho调查了公众认知对采用基于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接触者追踪应用”（CTA）的影响，以及媒体在新加坡和瑞士形成这些认知中的作用，以理解CTA的采纳。研究结果表明，应用程序的传播策略应该集中在技术的易用性（easeofuse）上，因为感知到的易用性是CTA在新加坡和瑞士得到采用的关键因素。而且，有关应用程序隐私保护设计的信息，可以使卫生主管部门在实施新的健康技术时，更清楚地传达技术的用户友好性和数据保护性^[40]。此外，该项技术的传播策略必须反映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Genia Kostka和Sabrina Habich Sobiegalla为此分析了中国、德国和美国公众对CTA的认知以及推动CTA接受的因素，发现中国人对CTA的接受程度明显高于德国和美国。尽管社会政治背景截然不同，但推动三个国家接纳CTA的因素却惊人地相似。尽管担心侵犯隐私和政府监控，公民们依旧愿意接受数字接触追踪，前提是这些应用程序被认为在降低感染率和提供健康信息方面是有效的^[41]。

探究影响数字技术被公众接纳的潜在因素，可以探索出数字技术和方案对相关产业的适用程度和影响因素，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Amber Marshall等研究者基于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南部一个棉花农场的数字农业项目及其数字传播生态的探索性、定性研究，考察澳大利亚农民对无人机、物联网、远程传感器、区块链和卫星图像等数字农业技术（AgTech）的采纳。研究发现，采纳AgTech的技术因素主要包括农场获得充分的互联网连接，向农民提供的技术类型，以及新技术和现有技术的兼容性；话语因素主要包括对技术的取向和经验、技术的感知价值、农业的物理条件；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农场数字技能、当地数字创新生态、宏观层面的机构和实践（权威、领导、治理）^[42]。

鉴于包括移动支付在内的数字技术手段为经济提供了多种好处，那么是否应无条件地支持移动网络的扩张、增加互联网的可及性，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Hisahiro Naito和Shinnosuke Yamamoto利用每个家庭的GPS信息和移动电话网络覆盖地图，考察了非洲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可及性（accessibility）对移动支付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只有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的网络可达性与移动支付的使用密切相关。在这两个国家，离网络接近10公里，移动支付的使用量就会增加10%。这表明在某些国家，增加网络可及性可能并非提高移动支付使用率的有效方法。坦、巴两国移动支付使用率不同的事实也进一步说明，移动网络的影响与移动支付的总体采用水平无关^[43]。

（二）人工智能的传播实践：从传者到中介

人工智能（AI）技术目前已深刻浸入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过去一年，国际学界注视人工智能在传播领域的应用主要存在着两条进路：人类和AI的交互，以及AI中介传播（AI-mediated commuication）。换言之，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背景下，AI既扮演着“传播者”（communicator）的角色，也在发挥“中介者”（mediator）的作用。

在人际交往中（即一对一），作为传播者的AI通常以AI对话者（converser）的形态存在，比如聊天机器人、虚拟助手、智能音箱；作为中介者的AI通常以AI共同作者（co-author）的形态存在，如自动补全（auto-completion）、自动校正（auto-correction）、自动回复建议（automated response suggestion)。Shan Xu和Wenbo Li区分了AI语音助手的功能使用和关系使用，以探明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与语音助手互动并发展关系。在对354名AI语音助手用户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两波纵向调查后发现，功能使用和关系使用分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但二者之间呈现不对称的互惠关系：当用户将语音助手用作社交伴侣（关系使用）时，他们将更可能继续将其用作工具（功能使用），但功能使用并不一定会随着时间发展成关系使用。功能使用甚至减少了随后的自我披露，这可能是由于AI仅仅被用作工具，用户不太可能与AI分享自己的信息^[44]。Camille Endacott和Paul Leonardi在AI中介传播的背景下指出了人类与AI融合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代表人类发送信息的AI技术越能学会产生与发送者期望的自我表现相一致的交流，发送者干预的欲望就越小。然而，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自主和流畅，人类传播者开始担心对他们的印象管理失去控制。当信息接收者不清楚发送者是机器时，他们可能会以为发送者是人而会有更高的期望，反而形成负面印象^[45]。

在大众传播（即一对多）的背景下，作为传播者的AI通常以AI创造者（creator）的形态存在，如虚拟影响者（virtual influencer）、人工智能主播、机器人记者；作为中介者的AI通常以AI数据集整理器的形态存在，如内容审查器、AI事实核查器、推荐系统等。Hyunjin Kang和Chen Lou通过对25名TikTok用户的深度采访，探索TikTok用户如何与AI合作。研究发现：用户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人工智能算法提供的个性化体验；人类用户和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在交互时也会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协同效应；用户通过训练算法，以更精确地满足他们个性化需求；AI还减少了用户的工作量，方便了用户的内容创建和网络连接^[46]。John Banas等学者则通过展示那些对“机器启发式”（或认为机器是客观的）有更强信念的人如何更容易相信AI事实核查器的真相裁决，强调了个体差异在信任AI系统方面的重要性。研究还指出，当AI事实核查的结果与众包事实核查评估的结果一致时，人们更有可能调整他们对特定主张的信念^[47]。

（三）信息传播技术与教育

教育、传播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在数字时代变得尤为重要。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促使技术作为教学资源或媒体教育的研究对象，被整合到正规教育以及对教师的技术培训中。Gutiérrez-Martín等研究者描述了教师对其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和媒体和信息素养（MIL）的看法，以及他们在教师培训中对这些能力的重视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对ICT和MIL能力的自我感知能力水平较低，且自我感知水平始终低于对相应能力的重视程度。因此，研究者建议需要在数字时代的教师培训政策上进行范式转变，并建立将MIL能力与ICT教师能力相结合的综合教师能力模型（COMPROMETIC），该模型建基于双重融合，分别强调不同素养融合的基础能力，以及基础与特殊培训融合的教育专业技能^[48]。

Ozgur Yasar-Akyar等研究者探讨了基于研讨会的数字故事讲述（digital story telling）和SELI智能学习平台如何增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促进融合教育。数字故事讲述有助于师生双方的表达、倾听和学习，并能推动变革，创造更多的包容性环境，建立有意义的学习和有影响力的实践。同时，SELI智能学习平台在支持教师进行基于工作坊的数字故事教学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可用性^[49]。与此不同，JunYu和Nick Couldry转换了观察视角，对数字教学平台为测量、评估、管理学生，以及持续自动收集和处理学生数据的操作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通过对八家美国和英国教育平台和软件供应商的话语进行分析，发现教育平台已经成为了一个完全数据化世界的预演。数字教学平台通过持续的数据收集，将软件系统而不是教师归类为教育的核心。这不仅使数据监视的新连接环境合法化，而且还使一个更广泛的规范环境自然化，教师和学生被赋予新的角色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对个人教育数据无处不在的监视被呈现为知识生产乃至良好公民培训的良性循环的一部分^[50]。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互联网+教育”日渐成为新常态。Julio-César Mateus等研究者观察了拉丁美洲四个国家在疫情期间的线上教育模式，发现各国的教育模式存在着共性：（1）技术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设备、连接、连接速度的局限；（2）教师培训的缺乏；（3）更多接触信息通信技术的学生更容易通过平台和应用程序吸收知识。该研究认为，拉美国家有必要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在课堂上开展ICT培训，以解决网络连接差距、良好教育环境缺失等问题^[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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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民参与

（一）社交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为个体提供了广泛获取政治信息的机会，尤其为西方国家的公民与政治选举建立起联系。Sangwon Lee等人关注到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快餐”和信息质量问题，认为这会挑战既往研究中公民政治参与的亲社会效应（pro-social effect）假设：对社交媒体的新闻依赖并不能提高人们的真实政治知识水平（客观知识），只会影响人们的信息印象（主观知识）；而社交媒体中低质量的简单信息可能会妨碍公众对政治知识获取，从而放大政治参与的反社会进程。基于此，研究者对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群体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试图重新思考新闻消费、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良性循环”的规范或理想框架。结果显示，公民的主观知识比客观知识与政治参与更密切相关，同时社交媒体新闻消费有助于促进政治参与。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便捷性的同时，也可能引发“反社会转向”（anti-social turn），这是由公民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认知错误所导致的^[52]。

更进一步地，这些认知错误可以从政治选民的社交媒体信息消费行为中显现出来，也正是这些行为本身左右了政治信息的传播。Cristian Vaccari等人试图基于2019年英国大选的数据来解释：为什么公民在大选期间相信并分享虚假政治信息。他们设计了24个新闻标题，其中包含16个虚假标题、4个安慰剂和4个真实标题，比较了参与者对真实与虚假新闻标题的反应。研究结果发现，在“竞选虚假信息鸿沟”（campaign disinformation divide）中，人们从专业新闻机构获得的竞选新闻越多，他们就越能辨别信息真假，而在社交媒体上接触竞选新闻用户更容易相信虚假信息。同时，受访者越相信该标题是真实的，他们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虚假标题通常在形式上比真实标题更加“可分享”。这表明公民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政治选举新闻时，更容易陷入曝光-误判-分享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虚假信息的进一步扩散^[53]。

此外，还有学者从竞选过程角度对公民的政治新闻消费进行实证研究。Atle Haugsgjerd和Rune Karlsen使用2017年挪威的全国大选中四次个人层面的固定样本调查发现，社交媒体能够向使用传统媒体渠道最少的群体提供政治信息，从而减少政治媒体消费的总体差距，反映了竞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政治新闻消费中最重要的不平等问题。但研究者们也表示，这种平衡对更广泛的民主而言不一定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它只在媒介内容的接触频率上实现群体之间的均衡，而内容上的选择性差异依然存在^[54]。

（二）抗议运动中的多元参与

当前，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影响仍在持续，与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相关的社会运动产生复杂纠缠，尤其是社会距离限制期间，公民对集体行动的支持和参与意愿正在减弱。为此，西方传播学者更加关注抗议活动在媒体报道中新闻决策及其对社会公众影响。例如，Danielle Brown和Rachel Mourão对“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运动期间新闻报道的叙述进行内容分析，并结合调查考察媒体消费、个人倾向等因素如何影响公众对该运动的态度。研究发现，以美联社、CNN、Fox等为代表的中间派和右派媒体强调负面（如暴力、违法、破坏等）的抗议报道持续占据新闻头条，尽管左派MSNBC偏离了“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的叙事，但总体报道量较少。对公众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媒体的暴力策略会对公众支持产生负面影响，和平策略则容易获得更大的支持；但相比于媒体报道，公众既有的政治态度才是支持运动的决定因素^[55]。由此可见，抗议范式（protest paradigm）依然是西方主流媒体坚持采用的策略，即倾向于突出抗议活动的破坏性行动的细节，而选择性忽略运动的实质和不满。然而，在日趋多样化和分化的媒体环境中，目前学界尚缺少充分的框架来理解媒体抗议叙事的复杂性。

同时，还有学者超越党派政治，转而关注推特中女性主义抗议运动中的情感极化与“有毒”（toxic）内容对运动的影响。Suarez Estrada等研究者以墨西哥的女性抗议运动为案例，并对相关话题下的推文进行混合分析，发现在这些文本内容中存在着一半以上的“有毒”推文，包括纠正性威胁（暴力、谋杀、仇恨女性主义等内容），以及关于女性应该如何抗议的傲慢言论，说明社交媒体放大了女性主义运动动员的同时，也导致了数字暴力的增加。研究者将情感政治与政治极化联系起来以概念化“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强调情感上形成的反女性主义符号和话语，将仇恨、羞耻和恐惧情绪化，进而影响抗议运动的发展^[56]。

诚然，社交媒体为公众参与抗议活动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和行动空间，但无处不在的有害信息或极端价值观正在破坏合法化的抗议活动。Cliona Curley等人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COVID-19抗议运动，主要是针对爱尔兰政府封锁、强制接种疫苗等相关措施展开组织动员。为了逃避主流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审核机制，COVID-19抗议群体将活动迁移至内容政策不太严格的“电报”（Telegram）平台，而与早已远离主流平台的极右翼分子共同“栖居”。研究者对抗议运动帖文进行主题建模和网络分析后，发现在COVID-19抗议群体中存在极右翼的内容但其传播范围较为有限，说明极右翼势力所借助话语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并不足以形成联合两种运动的共同“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57]。

（三）气候变化：青年数字社会运动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国际公众社会参与的核心议题。随着气候运动的阵地转移至社交媒体，青年行动主义者在数字社会运动（digital social movements）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气候诉求也逐渐成为环境传播研究的焦点。Amanda Molder等研究者着眼于气候运动领导人物如何发动全球青年的行动，通过对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在社交软件“照片墙”（Instagram）上发帖进行定性内容分析，阐明其沟通策略和话题框架，揭示她如何将气候变化定义为一个道德和伦理问题，使用“希望”的情感诉求，并从视觉上构建激励性集体行动以动员受众。作为当代气候运动的主要人物，桑伯格的传播风格为我们提供一种视角，去思考年轻一代在数字媒体上使用何种框架来表达自身，以及如何将他们在政治议题上的行动具象化^[58]。

从代际角度出发，来自意大利的研究者Francesca Belotti等人以“未来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FFF）抗议运动中的罗马小组成员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解释气候运动中的行动主义者如何将气候斗争和社交媒体“挪用”（appropriate）为青年草根政治的一部分。经过长达6个月的民族志研究，研究结果显示FFF的行动主义者强调气候变化是一个代际问题，而被描述为对青年群体有更大更深远影响的问题。同时，FFF行动主义者将基于社交媒体的行动主义视为青年的特权，并根据其目标受众和政治目标，在线上和线下空间中自由切换：面向机构和媒体系统时，他们选择具有政治意义的物理地点发表演说，并利用推特在线传播；面向年轻人讲话时，则将游行和静坐与学校的艺术表演和教育活动相结合，并借助年轻人更青睐的抖音（TikTok）^[59]。

侧重于心理学层面，Chris Skurka更关切气候变化行动中说服者的情感诉求（emotional appeals）如何作为信息策略以改变青年人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者基于先前的研究，发现对气候变化的恐惧诉求增加风险感知和行动意图，幽默诉求则强化大量年轻人的行动主义意图。然而，在此基础上复现的最新实验，却没有发现恐惧诉求和幽默诉求促进年轻人参与运动意图的证据，幽默诉求（而不是恐惧诉求）增强了年轻人的风险感知，这种差异可能与受访者接触的媒介信息以及公众情绪相关。由此说明，在不断变化的文化、科学和政治环境中，说服者很难直接复制情感诉求的效果，同时也启发研究人员应当设计和传播符合新情况的信息策略来应对动态发展的世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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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字规范及治理

（一）错误信息的纠正与应对

在数字媒体环境下，错误信息（misin for mation）的激增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的消极影响，引发了全球传播学界的担忧和思虑。过去的一年，对于错误信息的应对和干预策略的研究较为凸显，不少学者将研究重点落在公众的新闻素养上。例如，Emily Vraga等人将新闻素养（news literacy）与推特上的健康错误信息的纠正响应（corrective  responses）机制相结合，评估两者在应对推特上的错误信息方面的相对优势。经实验研究发现，对错误信息的纠正降低了用户对错误信息的可信度评估和误解，同时也降低了其对新闻素养和对社会价值的认知。接触新闻素养信息并没有提高这些信息纠正措施的有效性，也没有转变受众对新闻素养的态度，反而可能会产生愤世嫉俗的情绪^[61]。在另一项研究中，Vraga则提倡将针对错误信息的专家纠正（expert corrections）与提供新闻素养消息相结合，并进一步确定了有关社交媒体中新闻素养信息生产的障碍：一方面，新闻素养信息在海量的信息中难以被受众记住；另一方面，公众无法在需要进行错误信息辨别的情境下，正确地使用新闻素养对信息内容进行判断。尽管如此，提醒人们批判性地消费信息（特别是社交媒体信息），并赋权专家纠正错误信息，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数字媒体环境^[62]。

在新闻生产环节，van Antwerpen等研究者观察到记者和新闻组织阻止错误信息传播的重要作用。研究者采访了来自欧洲（包括英国）、澳大利亚、非洲和北美的16名新闻专业人士，探讨他们对使用“建设性”报道策略应对错误信息传播的看法。基于访谈内容的主题分析，建设性新闻被认为可以通过增加与新闻和机构的接触，减少两极分化，共享事实，增加信任，以及减少因选择和报道策略而产生的误解来应对错误信息扩散^[63]。建设性新闻也是解决错误信息传播及其后果的一剂“良药”，但仍然需要更多实证工作来评估该其有效性。

疫情之下，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从添加虚假标签（false tags）到积极的新闻事实核查（journalistic factchecks），以期遏制可能构成健康风险的错误信息污染。其中，虚假标签是指将可疑帖子标记为经独立事实核查人员判定为虚假信息的方法。通过施行两项调查实验，Sarah Kreps和Douglas Kriner实证检验了虚假标签和新闻事实核查对虚假言论认知和分享倾向的效果。结果证明，虚假标签对受试者的准确性评估和社交媒体分享几乎没有影响，而提供准确信息以对抗错误信息的新闻事实核查，在减少误解和在社交分享方面却更为有效^[64]。

（二）电子游戏的反思及规范

电子游戏由于其所提供的情感沉浸感和情境真实感，对用户产生超越其他新媒体所无法匹及的效果，2022年的电子游戏研究主要围绕对其的批判性反思和规范化展开。已有学者注意到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中的毒性（toxicity）和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毒性的定义以负面行为和影响为特征，包括辱骂性语言和破坏性游戏等消极行为；亲社会行为是指利他的积极行为。Zicheng Zhu等学者着重考察游戏中玩家的依赖程度和权力关系认知与毒性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经过对782名中国游戏玩家的问卷调查，研究者发现当玩家认为自己比队友更有力量时，他们更倾向于产生亲社会行为，且对依赖和权力的认知有助于提升游戏的热情；而当玩家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游戏冲动时，更有可能产生游戏毒性。由此启发，游戏设计者创造健康和包容的游戏环境的努力，应该考虑培养玩家之间的互补和权力关系，并通过游戏内部的干预措施，帮助人们在游戏和休息之间取得平衡，减轻因沉迷激情而产生的不文明行为^[65]。

除了行为性研究，也有研究者在价值判断层面对电子游戏进行反思。David Bowman等人认为，电子游戏内容已经从对挑战和竞争的关注，转变为诸如鼓励玩家进行批判性思考等更严肃和内省的叙事。研究者们选择《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Callof Duty：Modern Warfare2）中的任务为案例，该任务将玩家塑造为负责谋杀无辜旁观者的恐怖分子，引发电子游戏中参与和反对肆意暴力的争辩。研究通过对649篇讨论该任务的Reddit帖子的内容分析，表明在电子游戏的娱乐体验中，也会产生更具沉思性和破坏性的情感体验（如内疚和羞耻感）。玩家或接受了游戏内容中更深层次的叙事背景，或明确承认了自身行为的不道德性，由此可能会对现实世界中的暴力进行更严厉的批评^[66]。

在游戏设计方面，还有学者将电子游戏作为社会工具而置于更大的结构之中进行剖解。Jan Švelch认为电子游戏制作越来越数据化，便利了开发者对玩家的监控。基于对127个游戏的200张信息图的主题分析，揭示出游戏开发者通过将公开传播的玩家信息图，呈现为粉丝和专业媒体收集和分享的无害资源，以促进玩家监控的正当化。研究就此批判监控资本主义工具不仅剥夺了玩家的隐私，还将玩家的活动转化为经济收益，直指游戏行业通过弱化数据的效用来鼓励被监控对象的服从^[67]。

（三）健康数据平台：基础设施及其治理

随着社会系统中生命个体所生成的健康数据不断增长，信息隐私问题如影随形，健康数据管理成为社会治理中题中之义。尤其是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当下，应时而生的健康数据平台管理引发诸多关于公民隐私保护和政府善治的深刻思考。

健康码（health code）程序被认为是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的有效工具，尽管健康码作为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成功可能使政府或企业监测合法化，但后疫情时代健康码使用的范围和界限仍不清晰。Wenhong Chen借鉴了隐私、信任和媒体参与的理论，调查在后疫情时代影响中国公众健康码使用的因素。即使在后疫情时代，大多数人（接近60%）仍支持适度使用健康码，而只有一小部分用户希望在后疫情时代停止使用健康码。另外，对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信任、在社交媒体上参与疫情相关内容的讨论都能增加对广泛使用健康码的支持^[68]。该研究就如何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技术扩展到最初的目的和使用范围之外，以理解特定技术集成到数字基础设施中提供了新的见解。

与此相关，Yu Sun和Yang Wang将健康码视为新的社会基础设施，认为它连接了中国现有的健康、国家和社会安全、交通和电信服务数据系统。研究者认为，基于健康码的治理策略，不仅仅是改变了个人的行为，也重新配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空间关系和权力互动。在防疫过程中，地方权力消解促进统一国家主体的产生，这为中央-地方的治理思想带来全新的注解，健康码系统在其中能够帮助协调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为国家创造理想的公民模式^[69]。从基础设施的角度审视平台功能，要求对平台运行和算法嵌入的内在逻辑进行更为细致和复杂的分解和剖析，这有助于实现平台研究的去西方化。

另一方面，还有学者关注到这些基础设施平台与公民身份的关系。Dang Nguyen通过对越南公开的政策文件和政府官方信息进行情景分析，追踪了数字数据平台如何收缩和扩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管理需求。Dang Nguyen认为，在疫情治理平台的快速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中，数字平台和基础设施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平台用户和公民之间的差异也逐渐瓦解。这意味着对公民的监控越来越多地嵌入日常实践的各个领域，同时不断地将健康公民转变为用户公民：用户公民身份成为被跟踪、记录和数据化的代名词，从而让公民变得“可以理解”——一个新兴的数据基础设施的出现，预示着不同权力领域之间能进行更好协调、更无缝的治理，并可以从中取得其他技术治理进步^[70]。

（四）自我披露与隐私演算

在数字化时代，商业平台的监管缺位和频繁的隐私泄露，提示着全球互联网用户个人隐私面临的潜在风险，以及平衡新媒介技术使用的效益与成本的重要性。为了了解用户在线隐私决策的心理机制，隐私演算（privacy calculus）概念成为一个解释人们在线隐私行为的理论工具，即假设互联网用户的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是经过感知收益与隐私成本的分析结果。Nadine Bol和Marjolijn Antheunis试图基于隐私演算和客观自我觉知理论（self-awareness theory），考察医患在线视频沟通情境下亲密自我披露的原因及后果。研究者通过一项2（语言亲密性）×2（身体亲密性）的被试间设计在线实验，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证实了利益、隐私担忧、沟通障碍、信任与自我披露之间的预期关系。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的背景下，透露自己的健康信息被认为是适当的；同时，披露的亲密程度会对自我披露意愿产生影响，因为医疗互动中经常包含着身体信息的透露，和更为隐私的身体疾病的公开^[71]。这项研究对医疗保健，尤其是在医患沟通中使用在线通信技术具有实际意义。

然而，上述研究检验的主体间（between-person）层面的隐私演算假设，并未涉及更主要的主体内（within-person）过程。因此，Yannic Meier和Nicole Krämer侧重于主体间层面对用户在隐私演算中的心理过程开展在线实验。参与者被要求测试一种名为隐私评分的新型浏览器工具，想象面临三种不同的披露情况，并分别说明其感知的益处、隐私风险和自我披露意图。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收益感知与主体间/内层面上的自我披露意愿均呈正相关；同时，隐私评分作为一种决策辅助工具，在支持用户做出更具隐私意识的选择方面是有效的，因为决策辅助工具可以通过直观的方式强调潜在的隐私威胁。即使隐私工具可能会加强用户的隐私风险感知，但互联网用户自我保护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仍然需要更好的法律和技术措施保障个人隐私免受进一步侵扰^[72]。

更进一步地，Meier等研究者在另一项隐私演算研究者引入动态的视角，并扩展了以往更多关注自我披露之外的隐私行为变量，对德国COVID-19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contact-tracing app）的使用展开纵贯研究，并观察用户隐私决策行为的变化。通过施行为期6个月的在线小组调查，研究者发现感知利益和客观知识的逐渐增加与应用程序使用可能性有着较高的相关性，而针对隐私担忧的增加则与其使用可能性存在着较低相关。此外，隐私关注和感知利益的交互效应，以及隐私需求对感知利益和隐私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也被模型所证实。该研究深入了解实际隐私行为以及揭示这些隐私行为的潜在情境的动态过程，丰富了有关隐私演算研究的维度^[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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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总结与展望

综观2022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的主题、取向和代表性成果，可以发现对于数字技术在信息传播和文化生态的演变中所扮演角色的考察依然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基础动力。其中，围绕平台的形成机制、社会影响和规范治理展开的讨论，成为2022年度传播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一方面，平台作为数字时代一般性的生活场景和经验来源，被研究者给予全面而严肃的审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验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对话，丰富了主流传播学研究的认识论光谱；另一方面，学界对于平台的理解也从过去的“媒介组织形式”向一种含义更宽泛、边界也更模糊的“社会实践机制”转变，“平台化”因而获得超越信息生态的普泛性意义，对它的解读逐渐深度关涉身份认同、社会治理、文化革新等细致的社会范畴。在这个意义上，2022年对于主流传播学研究来说是“全面认识平台”的一年。

不过，与新闻学相比，2022年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取向上呈现出了明显的保守性。这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对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考察时，功能主义、效果测量以及“使用与满足”仍然是最常见的分析框架，大部分研究设计精巧、论证娴熟，但理论新意较为有限，这在技术使用与创新、数字媒体与社会运动等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二，现有研究体系严重受制于传播学固有的学术版图，技术扩散、组织传播、广告、受众研究等子领域各有自己的传统且彼此间缺少对话，这制约了整个传播学领域的理论发展，带来了创新点局促而分散的问题；第三，传播学研究尚未因应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建立起完整的方法论体系，现有的研究方法创新仍主要来自心理学实验和数据科学，这种单一的创新方向使得数字时代的传播学研究强于描述人（用户）的行为，而疏于解释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总体性的信息生态。

总体而言，2022年的传播学理论发展体现为一种稳健的成长策略，尽管创新性有限，但精细度有显著提升。尤其是，在媒介与社会参与、平台与数字劳工、信息失序及其治理等热点议题上，现有研究的关注点更为微观具体，理论化路径也更丰富多元。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在欧美学界，新闻学通常被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而非与之并列的学科，这决定了两者理论成长的路径、步调和风格必然存在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学理论突破或将取决于其不同子领域的研究传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于“数字化”的总体框架实现对话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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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文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深圳518060；狄丰琳，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深圳518060；余佳慧，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深圳518060；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1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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