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见 | 高扬人民性：主旋律影视的拓展与升华
"艺见"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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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人民性
——主旋律影视的拓展与升华
按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近年来，《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2》《中国机长》《长津湖》《守岛人》《万里归途》、《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和《觉醒年代》《山海情》《功勋》《跨过鸭绿江》《大江大河》《超越》《人世间》等影视创作，及《浴血无名川》《开端》等迈向主流化、精品化发展新阶段的网络视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发公众关注和学界热议，也获得影视界金鸡奖、金鹰奖和飞天奖等认可。
主旋律影视作品高扬人民性，扩展内涵和外延，拓展题材、思路和手法，坚守人民立场、展现人民美学，包容性更强，胸怀更宽广，发展前景更开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约请文艺评论家撰写“艺见”系列评论，立足新的实践，作出新的提炼，高扬人民性的价值准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思考创作方法路径、态势规律，以文艺评论方式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期回应社会关切，彰显时代担当，凝聚共识智慧，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本期“艺见”刊发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创造主流价值与主流受众的最大共识
——从主旋律到新主流影视的发展
尹鸿
主旋律创作与主流市场的双向拓展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如何为大众接受、认同、共鸣共情，一直是影视创作探索的重大方向。无论是主旋律创作的大众化还是大众文化的主旋律化，影视创作都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就。从《我的1919》到《觉醒年代》，从《长征》到《大决战》，从《开国大典》到《建国大业》，从《焦裕禄》到《山海情》，从《横空出世》到《飞天》，从《周恩来》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重大革命历史人物、新时期新时代的英雄模范人物、红色经典改编等，都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影视作品，构成了主旋律创作的经典画廊。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主旋律题材的创作，在重视教育教化功能的同时，艺术品质平庸、大众观赏性不强，特别是在大众文化时代，更是难以把握主旋律与大众需求、时代需求之间的联系，导致一些作品虽有主旋律“引导”之用心，但没有真正达到“引导”的目的。部分主旋律作品的非大众化、非主流化成为影视管理机构、专业工作者和观众所关切和忧虑的现象。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行业特别是影视行业，为了扩大文化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电影生产、消费和富于影响的大国，也成为世界第一电视剧产量和传播大国。改革，为中国影视的发展带来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产业基础和经济基础，也推动了中国影视工业、技术、艺术的发展，培育了一代一代继往开来的影视工作者，让民族影视成为国民文化娱乐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但部分影视作品也出现了庸俗、低俗、媚俗现象，影视作品的精神力量不足，建设性力量不足。
寻求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统一
部分表达主流价值的创作缺乏主流市场，部分主流市场成功的作品缺乏主流价值，这种发展不平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影视的全面发展。而最近十多年来的“新主流”影视剧，正是影视行业在时代呼唤下，努力解决主旋律作品缺乏主流市场和主流观众、高票房高收视作品缺乏主流价值观引导所出现的结果。这些作品充分借助了产业化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产力基础和市场基础，也努力探索主旋律表达如何通过艺术创新和观念转化，产生更加有效的传播。经过多年探索，2015年前后中国影视行业逐渐形成和完善了创作-生产-传播方法论，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既唱响了主旋律也获得了大众欢迎、既表达了主流价值也赢得了主流市场、既有自觉的文化引领和精神引领意识也唤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共振的作品。电影从《智取威虎山》(2014)、《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到《我和我的祖国》(2019)、《长津湖》(2021)，电视剧从《鸡毛飞上天》(2017)、《大江大河》(2018)到《觉醒年代》《山海情》(2021)等，共同描画出了新主流影视剧的发展红线。
新主流影视剧从题材和类型上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配合年度中心工作和时间节点、正面表现时代主题的献礼片或者“主题性创作”。如献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大江大河》，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及表现脱贫攻坚的《我和我的乡村》《山海情》，庆祝建党百年的《觉醒年代》《我和我的父辈》，纪念抗美援朝的《跨国鸭绿江》《金刚川》等。第二类是与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现实事件有一定关联的爱国主义军事动作类型作品。《长津湖》《战狼2》位居中国电影票房的冠亚军。《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水门桥》等也都是相似类型的高票房电影，都体现了激烈战斗、奇观场景、紧张叙事、快速节奏、英雄群像、爱国主义精神。第三类是现实题材的灾难类型片。《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紧急救援》《万里归途》等，包括以地球灾难为故事核心的科幻灾难片《流浪地球》，强化危机状态与拯救行为，弘扬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主流价值。此外还有《奇迹·笨小孩》这样表现追求中国梦的作品，《大江大河》《山海情》《幸福到万家》《大考》等都是在现实中国故事的丰富叙述中，在对普通中国人命运的生动呈现中，完成了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民族复兴新时代的形象表述，《人世间》《装台》等严肃文学改编的电视剧也体现了这种主流价值对改编的影响，具有了更自觉的主旋律意义的传达。
新主流影视的创作方法论
新主流影视剧之所以既有鲜明的主流价值观传达，又能获得观众认可喜爱，有的甚至成为舆论和市场中的“现象级”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创作者和生产机构在积极响应“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创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标准，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首先，人民、普通人成为影视剧的主角。这些作品，即便在宏大背景下，都聚焦于大历史、大时代的普通人，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成长轨迹。在叙事方式上，往往低开高走，通过人物的成长、变化和选择，让普通人的挺身而出获得现实境遇的可信性和英雄动机的真实性。人物接地气、说人话，英雄性与日常性相结合，成就了一种平凡人的英雄主义表达。如同《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相遇”篇中的那样，张译饰演的无名英雄在那漫天胜利的红旗中悄然倒下，但是电影没有遗忘这些普通人对历史发展的贡献和牺牲。这种人民情怀，是新主流电影唤起观众认同的重要基础。其次，许多作品充分借鉴了大众影视创作特别是类型创作的经验，将主旋律题材进行了大众化叙述。无论电视剧所采用的家庭伦理剧、强情节剧、现实主义创作形态，还是电影采用的军事动作片、灾难片、科幻片形态，都努力将人物和事件放到尽可能生动、丰富、曲折、引人入胜的形式进行传达，体现了中国影视创作产业化、市场化改革之后，对于观众、市场、大众文化规律的尊重和重视。第三，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国影视剧创作最高的创作、制作水准和最强的工业化能力。集中行业最优质的资源，在投资、演职员配置、生产环节优化、技术条件运用、传播窗口选择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最优化组合。许多作品虽然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甚至在极其超常规的短制作周期中完成，如大型战争片《金刚川》从策划到放映只用了几十天时间，但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支撑下成就了世界电影制作史上的奇迹。一流的人才、制作、条件、环境，体现新主流影视剧的中国式创作生产方式的特殊优势。
新主流贵在新
部分影视剧创作过度依赖已经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一些惯性创作模式，比如人物故意“瑕疵化”、场面过度煽情、动作场面过度放大、角色和情节设置固定化、组合式影视剧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套用等，观众渐渐有了“疲劳感”。主旋律和题材重大并不能决定作品的成功，创作观念、创作态度、思想水平、认识能力、艺术才华才最终决定着创作的高度、深度和厚度。追求历史深度、思想深度和艺术深度的统一，实际上体现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这种统一所形成的方法论，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方向，追求“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如何让思想倾向更天衣无缝地从情节、场面和人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何塑造更有影视感、艺术感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何避免类型化的假定性破坏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如何避免波澜壮阔的历史质感被奇观化，将是新主流创作未来需要探索的新课题。新主流之新，贵在创新。而创新之源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时代、来源于对艺术规律的尊重，更重要的来源是对人民之所感、所想、所愿的理解和传达，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主流价值与主流受众最大程度的共识。
*作者：尹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以人民立场刻写时代光影
——关于近年来视听艺术创作的思考
李跃森
作为艺术史上一种独特的存在，“主旋律”“重大题材”“主题性创作”“人民立场”这些概念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它们不仅起到为同时代创作树立标准、引领方向的作用，而且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中国视听艺术的核心特质，揭示了近年来创作走向、文艺思潮乃至社会文化心理的发展变化。其中，从“主旋律”到“人民立场”的演进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很多人以为，只有表现革命历史、英模人物才是“主旋律”，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主旋律”所指涉的不是特定的题材和主题，更不代表格式化的叙事逻辑和情感逻辑。主旋律所包含的内容，除了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群众参与历史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人民立场是当代文艺创作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它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从“主旋律”到“人民立场”不是创作转向，而是向本源的回归。
近年视听艺术创作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张扬自觉的生命意识。对人民立场的追求，不是单纯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也不是单纯强调贴近生活，更不是陶醉于个人悲欢的浅斟低唱、窃窃私语，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真实反映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价值理念和人生追求。因而，《山海情》不能简单地被认作一个脱贫攻坚故事，在西海固人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中，包含了创作者对中国社会的独特理解和对农民的人文关怀。同样，《装台》透过艰难困苦显示明亮的生命底色，在身份卑微与精神坚韧的强烈对比中，表现出乐观向上的人生信念。《人世间》重新定义了奋斗、成功和善良的内涵，主人公坎坷的命运里蕴含着不向生活低头服输的勇气，以及历尽沧桑之后的平淡与安宁。《我在他乡挺好的》有苦涩，有困惑，但也不乏暖意，于“北漂”们的相濡以沫之中透出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警察荣誉》讴歌基层民警守护一方平安的无私奉献精神，而其特别值得称道之处，是用丰富的细节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层次感。《欢迎光临》提供了一种混杂着快乐、辛酸的体验，用两个身份悬殊的人之间的奇异爱情，演绎出别样的生活滋味和生活情趣。这些作品没有说教、煽情和装腔作势的故作高深，但从中都可以看到小人物在拼尽全力去生活，用活泼自然的生命状态彰显出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不变的是人性，改变的是艺术家的人生态度。
强烈的在场性是近年视听艺术创作的另一个特征。一方面以现实本身的直接性抵达人心，追求日常生活的粗糙感和烟火气，以更加自然的方式表达情感和智慧，让时代精神强有力地回响于生活的嘈杂之中；另一方面深入开掘日常生活的史诗性，聚焦时代变迁与人的成长之间的关系，在个体突破困境、超越自我的经历中寻找日常生活的崇高性。《大江大河》《大江大河2》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用主人公在时代大潮中的浮沉和选择折射社会变革，实现了宏大历史背景与丰盈生活细节的完美融合。《功勋》从普通人的视点来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高光时刻，从日常生活素材中提炼主人公的家国情怀。《超越》描写一个短道速滑运动员追求梦想的热血人生，两代人的冰雪情结体现出为国争光的荣誉感，也传递出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浴血无名川》描写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小部队深入敌后的传奇经历，在讴歌志愿军官兵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和平、幸福的憧憬。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是尽力避免主观阐释，避免美化生活，靠生活本身的质感和色彩打动观众。创作者所追求的，不是说服力，而是感染力。
思想的隐喻化也是近年视听艺术创作的一个特征。近年来很多“主题性”创作虽然属于“命题作文”，但同样产生了高品质的作品。这是由于创作者带着问题深入生活，在生命体验与时代主题的契合点上找到了独特的意象，并于其中注入高度个性化的历史反思与道德关怀。《觉醒年代》中的北大红楼，《外交风云》中的西花厅，《香山叶正红》中的双清别墅，都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觉醒年代》把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人格化，透过内心冲突表现启蒙时期革命先驱者的人格魅力，找到了主人公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关联，也找到五四时期精神内核与中国文化精髓的内在联系，体现了时代精神与历史意识的高度统一。《我们这十年》以单元剧的形式再现十年里的“我们”，描绘新时代各个领域的成就，由个人生活场景重现集体记忆，其中有追梦之路，有青春之歌，有科技之光，也有军人风采。这里，时间成为一个带有强烈隐喻色彩的独立存在。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近年视听艺术在手法选择上的多样化。应当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人民立场最集中的体现，但也应当指出，不是只有现实主义才能表达人民立场，同样的主题、立意，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法来表现。而且，由于媒介属性的不同和观众的差异，电视剧倾向于在现实主义道路上不断拓展，而网络影视剧则选择了一条更接近青年观众口味的进路。《开端》打破现实的物理时空关系，表现男女主人公在时间的死循环中从自救到救赎的心路历程，他们逐渐正视自己，经历了人性的黑暗和美好，在高度浓缩的人生瞬间实现了道德情操的升华。《司藤》讲述的是奇幻世界的一次意外相遇，在寻找身世真相的过程中，男女主人公冲破重重阻碍艰难成长，其中的爱恨情仇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这类“软科幻”作品之所以深受青年观众的欢迎，不仅因为它们用奇观化的方式实现了对凡俗人生的超越，而且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可以从奇异中收获启示，满足了观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欣赏需求。
人民立场的最根本之处，是保持与人民群众价值追求的一致性。文艺作品要给人以娱乐，也要给人以心灵的慰藉；要有观赏性，也要有深刻性，“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王夫之《古诗评选》)。人民立场不是抽象的观念、教条，而存在于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之中，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统一、民族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的统一。
*作者：李跃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杂志执行主编
枝叶关情 人民心声
——试析近年来优秀主题性电视剧
创作的人民美学品格
戴清
近年出现了一批优秀主题性电视剧作品，如《山海情》《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功勋》《理想照耀中国》《跨过鸭绿江》《大决战》《百炼成钢》《理想之城》《乔家的儿女》等，以及今年热播的《人世间》《大山的女儿》《麓山之歌》《大考》《我们这十年》《欢迎光临》《幸福到万家》《警察荣誉》等，除了较新作品，都是今年“五一个工程”、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的主力军。以飞天奖获奖占比来看，主题性电视剧从第31届占比35%、第32届的60%，攀升到今年第33届占比80%以上，第31届金鹰奖占比也高达67%，正是创作坚守人民立场与人民美学品格的胜出。
人民美学以人民大众为表现主体，表现人民的精神主体性，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现代性开放美学体系。人民性、人民美学的滥觞、内涵与外延是一个宏大并随时代不断发展的理论课题，体大思深，在此限于篇幅择要述之。新文化运动开启的现代文艺追求“为人生的写作”与“人的文学”等艺术主张，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完成了向“人民文艺”“人民美学”的历史性跨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经由几代领导人的发扬光大，如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直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都对“文艺的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行了深入阐发。学术界的研究绵延不绝，尤以新世纪以来二十年的成果最为丰硕，新时代以来对人民美学新发展与新特征的研究趋向深厚，也辐射到门类艺术的相关研究。人民美学品格丰饶多姿，本文立足优秀主题性电视剧创作实际，主要从创作源泉的人民性、表现人物的精神主体性、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性构建、人民美学的多样风格呈现等维度展开分析。
“人民性”：作为创作的源泉与根基
优秀主题性电视剧创作紧扣时代历史脉动，积极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一创作原则。创作表现什么，关注谁的“生活”，不仅与创作者的生活阅历紧密联系，更是他的情感态度和精神关切的直接反映。电视剧《人世间》是梁晓声先生调动毕生生活储备与思考、毕十年之功完成的110万字大书，这为同名改编电视剧提供了坚实地基和精神骨血。
主题性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前些年聚焦青少年教育与成长主题的《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等“小系列”电视剧，给观众带来清新生动的审美感受，也反映了大都市家长、学生对教育资源分配及焦虑的体察与思考。今年热播的《大考》还融入了疫情防护、医疗队援鄂、电信通讯基站建设、高考前夜洪水来袭等基于真实事件的救灾抢险等情节，视野更加开阔，超越此前创作偏重表现家庭教育与代际冲突的内容局限；在表现对象上，《大考》下沉到县级中学，所展示的教育生态具有更广阔的覆盖面与典型性，充分体现了作品对“人民性”的坚守以及对人民美学质朴风格的追求。
题材定位与表现内容的宽窄，与创作面貌相关，但与创作水准并非正相关，最终还是看创作者对宏大主题的艺术转化功力。优秀主题性创作还大力追求作品的生活实感与年代/历史质感，通过环境场景的地域/空间美学以及方言、身体与表演的美学呈现，来夯实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美学品格。《大江大河》中的“小雷家”、《人世间》中的“光字片”都提供了成功范例，《山海情》《装台》《大山的女儿》《山河锦绣》等剧中的方言审美、摒除滤镜欧化的朴实身体审美也都为作品的人民美学品质奠定了重要基础。
深入发掘人民的精神主体性
人民大众的生活不仅是创作的源泉与基础，也是被表现的中心与重心。面对剧中的普通人，创作者努力发掘其精神主体性、成长及变化，并对人物抱以深深的尊重与理解的同情，这在脱贫攻坚题材剧的创作发展与不断积累中有着鲜明体现。如《山海情》中，不再把村干部与村民简单处理为扶助与被扶助的关系，而是通过表现大山里年轻人对外面世界的强烈向往以及对摆脱贫困的内心渴望来揭示农民的精神主体性。
《麓山之歌》深刻表现重工国企艰难的“涅槃”之路与工业人的精神淬炼。剧中既有企业家、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也有与他们比肩而立的基层工人形象——金燕子、宋春霞、马大庆、马炎等，他们敬业坚韧、心灵手巧，不说假话、淳朴厚道，也有莽撞与成长……但都那么鲜活可信。《我们这十年》中的《热爱》单元，观众为年轻体育老师张雷和新疆少年足球队追寻理想的青春情怀感动。《警察的荣誉》以轻喜剧风格表现基层派出所民警的精神情感世界以及年轻民警的磨砺与成长，在诙谐幽默中不乏伤痛和心结，愈发见出这些普通民警身上不平凡的力量。
剧集创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性构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恒久坚守，人民美学也是一种现代性美学，涉及传统与现代这组重要关系。一方面，创作者需要有历史感，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通过当代创作者精神视野的灼照，通过艺术创新焕发新的光彩。如脱贫攻坚题材剧大多将第一书记/扶贫干部设定为“巧女/巧男”身份，一出马总是逢凶化吉，有失简单套路化。而《山海情》《大山的女儿》等通过当代的“移步换形”加以再造，汲取传统母题有益营养的同时也实现了有力超越。对村干部马得福、张树成、黄文秀、农战山等人物都采取平视视角，着力刻画他们朴实平凡的个性气质，并在情节推进中发掘出这些基层平凡的干部身上的精神情怀，润物细无声地感动观众。
再如《我们这十年》开篇的单元剧《唐宫夜宴》以2021年河南卫视火爆出圈的春晚舞蹈节目《唐宫夜宴》的创作为原型，表现当代人以奇妙的艺术想象与技术赋能，在继承与发展的古今文化之间通过联类触发形成跨时空回响，为观众带来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美感与感动。
人民美学的多样风格呈现
人民美学是一个开放的美学体系，现实主义精神、美学原则是其重要基础，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流派同样能够为人民美学所涵容。在风格形态上，质朴温暖、恢弘崇高、温馨浪漫、沉郁冷峻、诙谐幽默等共同构建丰富开放的美学体系。带有奇幻色彩的《开端》《天才基本法》等剧集的内核仍然是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人性的善恶、勇气与正义，是“现实向”青春写照的时代光影，也是主题性创作引领风尚、艺术生态多样性发展的丰富呈现。
优秀主题性剧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与经验，但不尽如人意之作也呈示出各类教训与镜鉴。题材是重要的，但题材并不是万能的；创作者讴歌人民大众，光有主观热忱还不够，还需要较高创作水准和艺术技巧。人民美学也不应是一枝独秀或定于一尊的，多样性丰富性始终是艺术生态健康发展的基本遵循。
*作者：戴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视听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2年12月1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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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杨晓雪
审核：何美
责编：钟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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