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前言 | 史清华：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浙江十村千户变迁 （1986—2002）【转】
史清华，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浙江十村千户变迁 （1986—2002），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本书获2008年第三届“中国农村发研究奖”专著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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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的农民观”在目录之后
前言
———我的农民观
在一次谈话中，我的一位研究生问我：“史老师，农户研究有什么理论？”，我思考再三，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从“理论”这一概念开始和他谈了起来。我问：“什么是理论？”，对此，他做了简单的解释，并列举了许多例子，诸如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资源经济学中的“稀缺定理”，国际贸易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等等。当我问及“农户理性行为准则”、“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规律”是不是理论时，他开始陷入沉思。
理论的形成
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与教学中，老师们通常是按照书本所提供的信息，向学生讲述着各门学科的理论以及它的表现形式，但是很少对理论的形成或来源做更多的介绍。对于每一个学过西方经济学的学生来说，收入需求规律是十分明白的，这一规律在吉芬之前也很少有人怀疑过，直到吉芬对市场上的商品销售与人们的收入水平关系进行考察后才发现，有些商品，诸如土豆，并不完全遵循这一规律———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销售量也相应提高，而是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其销售量不仅不提高，相反呈下降趋势，由此，著名的“吉芬之谜”理论得以诞生。这一事例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理论，同时也告诉我们理论是如何形成的。一个依托于实践，并对实践中的大量事例或样本进行归纳总结所得出的一个有规则性或规律性的结论即是理论。而对于先有假说，后进行实证所形成的有规则性或规律性的结论，是不是理论？当然是理论，但这一理论的形成与直接由实践案例或样本归纳所形成的理论在思路上有明显不同，这一不同也仅仅是理论形成的顺序差异，其根本是无差异的。但在形成理论的效率上则有明显不同，后者的效率明显高于前者。所以，学术界最推崇的理论形成方法是假说实证法。
在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由于面对的是千家万户，芸芸众生，有代表性且有一定样本量的样本获取相当费时又费力，所以，在研究中学者们运用最多的研究方法即是假说实证法。这里有一个著名例子，即舒尔茨的理性农民假说———“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形成。为了证明这一假说，作者先后对南亚（印度的塞那普尔）和南美（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的两个小村进行了细致考察，并对此假说进行了验证。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众数的大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农村正由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向非农经济时代过渡，农民家庭经济也正处于转型时期，其经济运行是否也遵循着经济理性行为准则？家庭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配置是如何进行的？是否也很少有低效率的行为发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性加剧化演进的根源在哪里？储蓄、借贷、消费等行为变迁中有哪些特征？税费负担对农民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村级管理在农户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等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证予以揭示。但要想全面揭示农户经济运行机理，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户经济运行机理，必须对其运行之轨迹有所掌握，并从这些轨迹中找到深藏的机理。单有假说还是不够的，需要有大量的调查资料作基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作手段，雄厚的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行为管理学等知识作后盾。
农家经济运行的准则
我们知道，在所有社会组织中，农户家庭这一组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他不只担负着人类自身繁衍发展之职能，还兼有经济发展之功效。农户家庭可以说是一个融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于一体的特殊组织。就其经济学特征而言，这个组织同其他组织一样，追逐经济利润是其发展的重要目标，与一般厂商的功能没有多少差异，他的投资、他的用工以及土地的配置都是以效率最大化为指导。在资源配置上，农户家庭服从效率优化导向原则，也即存在舒尔茨假说。我们说农户是理性也好，说农户是小农也好，从大量的数据分析中揭示了农户家庭经济运行与结构变迁都服从这一原则。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家庭经济结构变迁的非农化趋势正是基于这一准则运行下的一种结果。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单个农家行为与整个农家行为的不一致性。我们说农家经济演变的趋势，并不是说全部农家都要如此。农家经济运行的非农化趋势就好比“九曲黄河”归大海，中间有很多曲折，有不少黄河水在途中就被蒸发或用掉，归入大海只能是其中一部分。在农户经济的运行中，非农化只是处于转型期中国农户经济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或一条主线，这一特征与家庭的农业特征并存才是中国农户经济存在的真实写照。
在农户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资源的配置与产业的选择完全是根据其家庭资本储备与产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一种结果。产业间资本需求弹性大小是农户家庭选择产业、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指示器。弹性较大的产业通常是农民离农过程中的首选产业。有关这一点在作者的《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一书中被界定为“农户非农化的资本门槛理论”。
由于农户经济在其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本身存在着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不同时段的家庭资本积累不同，所以，其发展形态必然千差万别，其经济收入水平也必然有高有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化问题由此也就是一个客观问题。这一问题的形成与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规律作用的一种结果。我们说在收入分配中，高收入户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多，而在这一份额背后却是他的资本积累也越来越多。由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收入分配“马太效应”正是形成农户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化的重要经济学根源。在农户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形成过程中，固然还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诸如自然区位、政策环境等，但在同一区位与同一政策环境下，这一不平衡性存在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其家庭本身固有的生命周期特征的一种反映。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反映在家庭组织的前期是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性，中期是组织管理能力的不一致性，后期则是收入或效用水平的不平衡性。家庭生命周期规律可以说是农户经济运行中继理性行为准则之后的又一重要规律。
就其社会学或人类学特征看，农户家庭组织又不同于一般经济组织，由于他担负着人类繁衍这一特殊职能，所以，在以其组织整体从事经济活动时，家庭内部的分配常常有别于其他经济组织。在资源配置上，他的运行不是靠某个人指派，而是一种自觉、自愿行为。对于单个人的报酬考虑则是非常少的，组织内部每个成员的行为不是以个人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以家庭整体最大化为准则，所以，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内部分配很少是“按劳”分配，而更多的是“按需”分配。利他主义是农户经济运行有别于其他经济组织运行的一大重要特征。A.恰亚诺夫在其《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提到农家不是一个厂商，不能按照一般厂商行为去分析。这是因为农家经济活动中大量劳动是不计报酬的。事实上，农家是一个融厂商行为于其内的一种特殊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其劳动报酬是要计算的，而家庭内部由于利他主义的存在通常不计算，厂商行为可以说是农家的一种外在经济特征，而利他主义则是其内在本质。由此，农家组织行为可以定义一种融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于一体的一种组织行为。这种外方内圆的组织在经济发展中一般是有较高效率的，但由于代际传承中存在着严重的衔接问题，一般地，“富不过三代”的民谚又经常被世界各地的案例所一再证实。这可能是制约农户经济做大做强的一种重要因素。
我的农民观
在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学术界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或假定，即农民是愚昧的、落后的，由此也是需要帮助的。从目前看来，这一说法一点也没有错，但也不是十分正确，原因是他的推导———农民由此会出现许多非理性行为———存在错误。从我的分析，很少能看到这一现象出现。
农民的愚昧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资源有限，文化上较其他民众低，但并不能说明农民的行为就是非理性的。农民的理性视角站位应当是农民本身，而不是观察者。
农民的落后是指农民的收入水平较其他人群低，生活消费不如他人，但农民对中国文化所固有特征的理解并不比一般人低。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而不在城市。农民对诚信的遵守远比城市人要好。“君子爱才，取之有道”是每一农家父母向子女灌输的第一信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农民经常是舍生取义的榜样。尽管农民也是历朝历代“造反”的生力军，但农民的反抗很大程度上是被逼所至。要知道，农民的忍耐程度是所有民众中最出色的。在城乡壁垒森严，收入日趋悬殊，生活反差明显的环境下，农民们依然过着自己“乐土”式的生活，很少有给政府找麻烦的。倒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在宣传中时不时地将一些正当申诉或抗争的农民说成是“刁民”。
农民需要帮助，也是一种局外人的看法，同时也是长期贡献无求回报，局外人的一种良心发现。从农民自己看，他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帮助，而是尊重与信任。只要相信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一座泰山，都可以让其移动。
为了早日改变农村的这一面貌，政府应当从国民的角度对农民予以同等待遇，拆除各种不合理的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应有的信任与尊重，就像80年代改革初期那样，要相信农民有改变自己家乡面貌与自身生存境况的能力。农村政策的制定应多向农民请教，缺乏大量调查基础的政策最好不要出台。在这里我举一例说明。在今年暑期农村调查中，有不少农民向我反映，他们已60岁有余，确实只生了一个孩子或两个姑娘，按照现今规定可以领取一笔计划生育补偿费，但由于他们一没有领取过独生子女证，二没有做过绝育手术，故无绝育证，在政策的实践中，按照规定“两证皆无者是不予发放的”，所以，他们咨询我，政府这样的做法对吗？他们怎么办。这一事例充分说明，政府出台此政策本意是十分好的，也是对农民尊重的一个好的表现，但在政策出台前由于缺乏良好的调查，机械地运用两证来操作，不仅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使一部分良好执行计生政策的农民受到伤害。难道事实不远胜于“证”吗？实事求是本是共产党人办事的原则，但现实生活中机械地执行政策常常使这一原则受到很大扭曲，固且不说在政策执行中一些掌握政策者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弄民众，给民众心理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单就这一执行办法本身就明显有违这一原则。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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