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涵丨平台可供性视角下网络对立情绪的流量政治

摘 要   关于对立情绪弥漫于网络空间的问题，既有研究未充分考虑网络平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平台可供性为理论视角，对微博、知乎两个平台及其用户的质性研究发现：伴随用户的感知、想象和使用过程，平台的功能设计、算法机制、管理方式共同建构了一个支持对立情绪的可供性空间；在本土化可供性环境下，平台一方面从日常化的对立情绪中获取流量，另一方面以弹性的治理逻辑限制极端情绪的传播。文章为理解和反思平台社会中情绪的流量政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进路。

关键词  对立情绪；平台可供性；流量政治；情绪商品化

在当前网络空间中，无视事件原委便以侮辱或攻击性语言发泄情绪、中伤他人、挑起骂战的“喷子”行为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礼貌的、理性辩论的交流方式在网络中似乎成为了另类^[1]。从情感角度出发，网络“喷子”泛滥的背后体现了对立情绪弥漫于网络空间的问题。不可否认，该问题根植于贫富不均、地域差异、性别权利等社会结构性因素。然而，作为媒介的平台不仅是资源的聚合器，还是关系的转换器^[2]。网络平台不只测量和计算人们的情感、想法和行为，而且还触发和塑造它们^[3]。平台在日益弥散化的网络对立情绪中扮演何种角色，这是本研究的问题缘起。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网络空间中的日益弥散化、极端化的对立情绪是如何产生的？从网络媒介及平台的角度出发，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网络去抑制效应。去抑制效应从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出发，认为互联网所具有开放性、匿名性、跨地域性等特征，使人们在网络空间中表达时更不会受现实社会身份的限制。这种效应经常表现在两个看似相反的方向：其一，人们在网络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善良和慷慨；其二，人们在网络空间中不断向他人释放着歧视、愤怒、仇恨、暴力等恶意^[4]。网络对立的泛滥便属于第二种表现。然而，网络去抑制效应的解释过于笼统，该效应将网络空间视作一个整体，忽略了网络平台之间的差异。现实的媒介使用经验表明，不同网络平台的讨论氛围可能存在很大的区别，这促使我们考虑为什么有些平台对立情绪如此严重。

二是群体极化效应。这一解释围绕用户在网络中的互动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群体极化指观点经由集体讨论后，在同一方向上比讨论前的个体均值更为极端，具体表现于在风险性决策上更加激进、在谨慎性决策上更加保守^[5]。智能推荐算法作用下“信息茧房”^[6]“过滤气泡”^[7]“回音室”^[8]等效应通常被认为加强了群体极化。用群体极化来解释网络对立的形成与激化，关注人与人互动的同时，考虑了以算法为代表的网络技术所扮演的角色。但这一视角对网络技术环境作用的分析过于简单，只集中于算法方面，还需要对平台机制进行更丰富和具体的探索。

三是网络亚文化的影响。这一解释从文化的视角切入，认为网游区的“祖安文化”^[9]、娱乐区的“饭圈文化”^[10]、运动区的“球迷文化”^[11]等网络圈层文化是推动对立形成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当这类文化与民族主义^[12]、地域差异^[13]、流量经济^[14]等相结合，极易导致大规模的拉踩引战、互撕谩骂现象。网络亚文化视角的研究较为充分地考察了促成对立情绪的文化与情感机制，并考虑了商业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它对文化的分析以网络社群文化为主，没有进一步揭示技术在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机制；对商业因素的分析侧重于偶像经济，对更为基础性的平台经济着墨不多。

概括而言，网络去抑制效应将网络对立泛滥归结于网络技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行为的改变，群体极化和网络亚文化相关研究则认为，互联网技术背景下，群体互动、社会文化因素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解释为我们理解网络对立现象提供了很多启发，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最关键的，网络平台作为对立情绪发泄的主要渠道，其在用户的对立情绪中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网络中的对立情绪与愤怒、仇恨等情绪交叉关联，我们可以从相关研究中取得平台与情绪的关系。曾持认为，网络平台的传播机制鼓励用户表达自己的道德义愤，在与媒介环境互构作用下，愤怒情绪不仅在强度、频率和规模上产生了量变，而且其生成和表达逻辑发生了质变^[15]。美国学者Massanari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对社交新闻平台Reddit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民族志研究，发现Reddit的积分系统、板块设计、管理结构等作为非人类行动者，支持了激进的反女权主义和歧视女性的“有毒的技术文化”（toxic technocultures）的形成^[16]。一项对社交媒体中50余万帖子的研究发现，平均每增加一个与道德相关的情绪性词汇，信息的传播量将提升近20%^[17]。在Facebook中，充满对立及愤怒情绪内容的点赞、评论、转发数量均成倍地高于温和情绪的帖子^[18]。

在西方语境下，网络仇恨（cyber hate）是情绪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种族仇恨^[19]、宗教仇恨^[20]、极右翼仇恨^[21]等议题展开。有研究指出，由于对立及仇恨信息在算法的推动下为平台带来了海量的流量，仇恨情绪的传播与网络平台的盈利模式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22]。与此相应，超过1,200家组织机构及大量用户发起针对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平台“停止用仇恨盈利”的抗议行动^[23]。

把视线转向本土，我国网络平台与用户情绪的表达关系和西方国家相比，有几点明显不同。其一，我国网络空间中，极端仇恨情绪并不明显，很少关于种族、宗教、极右翼等激烈对立，更多地是围绕某些具体社会问题产生的群体性抗争情绪^[24]，以及本文所探讨的日常化对立情绪。其二，我国平台治理模式中，政府在话语边界的设置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不同行动者需在此框架下进行协商^[25]。这就使得我国平台对网络情绪的管理方式，与Twitter、Facebook等西方国家平台有很大区别。其三，受不同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用户对网络平台的感知、想象与使用习惯与其他国家用户存在一定差异。以上不同点促使我们开展本土情境下的平台与对立情绪的关系研究。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提出，要理解我国网络空间中对立情绪弥漫的问题，需要将该现象置于网络平台与用户的互动实践中，并注意到本土语境的特殊之处。本研究从平台可供性角度探寻一条实证研究的路径，回答以下研究问题：平台的功能、算法、管理等在对立情绪的形成和激化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用户如何感知和想象平台在网络对立中的角色？如何从可供性角度理解平台与用户情绪表达的深层逻辑？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平台可供性

可供性（affordance）由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反映的是行动者和所处环境所可能发生的倾向性联系。可供性既受环境影响，也与感知者有关；它既是物理的，同时也是精神的^[26]。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供性被广泛用于社会技术系统中人与技术环境关系的探讨。

在媒介研究中，可供性被认为提供了一种能够摆脱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两种极端解释的非确定性方法^[27]。Schrock对网络新媒体技术与传播模式、用户日常实践等作用关系进行了分析，确立了一种以传播关系为中心的可供性研究思路，并提出新媒体在可携性、可获得性、可定位性与多媒体性方面的可供性优势^[28]。潘忠党认为，新媒体的可供性主要包含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与移动可供性三个维度，当某一具体媒介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可供性越强，通常意味着它的自由度越高^[29]。作为一种可编程的数字架构，网络平台通过系统化数据收集、算法处理、流通及变现机制，正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30]。探究平台可供性，即探究平台所建构的技术环境，以及其促进、限制并形塑传播与行动的内在机制。

当运用可供性视角进行平台研究时，目前研究者区分了高价可供性与低价可供性两条路径。前者较为宏观，主要围绕数字平台在可持续、可复制、可测量和可搜索等方面的可供性，如何建构特定信息形态、互动方式等；后者较为微观，探讨的是平台的交互界面、架构设计、技术特征等，如何在用户具体的使用情境下产生影响^[31]。本研究将平台对立情绪泛滥的问题置于整体新媒体可供性的技术环境下，同时侧重于后一条研究路径，关注平台的架构、算法、管理等所提供的可供性，探究促成对立发生和激化的过程与原因。通过深入到具体的情境中，我们试图超越对可供性的概括性描述，对用户对立情绪与平台的联系做一个经验性研究。

不过，仅考虑平台这一端并不充分，用户能动性是可供性分析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人们在使用网络平台时，通常会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充满着各种意义和目的的空间。Nagy和Neff认为，传播学者在运用可供性概念时，大多片面地将可供性理解为：在特定技术环境中，人如何主动和理性地运用技术为自身服务。在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基础上，他们提出想象可供性概念，旨在关注人们于情感、经验和感知下的想象技术可以用来做什么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平台设计师技术使用的理性定义^[32]。从想象可供性的视角出发，将网络平台视作一种由数据、算法、板块设计、积分系统、管理结构等所组成的技术集合体，由此用户对平台可供性的感知既源于平台设计，也源于社会建构。一方面，网络平台作为一种不可见的技术实体，调节着人们的感觉、认知和情感的过程；另一方面，人们的认知和情感过程也影响着人们对平台可供性的判断。当网络平台成为对立情绪的主要表达途径，用户对平台的角色、功能、处理机制的感知和想象，是影响对立情绪进一步蔓延、激化的重要因素。

（二）平台选取与资料搜集

研究选取微博和知乎作为主要分析平台。微博是国内网络骂战的主要场所之一，目前国内大量群体极化、网络失范、网络群体事件等研究均围绕微博用户展开。平台知乎也具备典型性，作为一个问答社区，知乎曾以专业化、知识化的问答社区为目标，建立了相对友好的沟通氛围。近年来，随着多轮商业化改革，其内容呈现娱乐化、情绪化的转向，用户间对立攻讦的行为愈发常见^[33]。

研究采用App行走法^[34]（walkthrough method）和访谈法收集资料。研究者自2021年9月始，有意识地对两个平台开展了为期近1年的行走实践，包括搜集与网络对立相关的政府政策文件、平台规范条款、平台治理报告，以及关注对立性事件的话题发起、用户参与、平台管理、政府干预等过程。

研究者还对22名平台用户进行了访谈，其中14位访谈对象深度参与过网络对立事件，具体表现为发表情绪激烈的评论并与持对立观点用户不断争执，此类访谈对象编号为A。另有8位访谈对象更多时候则是点赞、转发处于对立的某个观点，或者持续性地浏览相关话题，属于网络对立的浅层次参与者，此类访谈对象编号为B。访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每位访谈对象的平均访谈时间约1小时。访谈问题主要围绕：1.受访者参与网络对立的经历；2.受访者对网络对立现象的看法；3.受访者对网络对立中平台功能及角色的感知。

三、研究发现

（一）功能设计：推动对立情绪的可供性空间建构

任何给定客体可供性，不仅意味着某种行动成为可能，也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并建构了行动者与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35]。网络平台为促进用户参与所开发的简易注册、评论排名、话题标签等功能在生产、社交及关系层面的可供性，建构了一个易于宣泄对立情绪而非理性探讨交流的空间。

1.简易注册：生产可供性与宣泄对立的低风险性

信息生产可供性指平台为用户生产内容提供的可能性。微博和知乎为用户提供高度简化的乃至“一键注册”的注册方式背后，反映的是平台致力于不断地降低注册门槛以提升平台的生产可供性。知乎从“专业化”向“商业化”的转型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创建初期，知乎团队邀请了大量专业人员、行业精英入驻，并采用邀请制的注册方式，但这种注册方式没能给知乎带来足够的盈利，因而在坚持两年后，知乎进行了一系列改版：其一，开放注册，且用户无需登陆即可浏览；其二，加入推荐功能和热搜榜单机制；其三，话题不断丰富化和娱乐化，不再限于知识性问答。这为知乎“回答和讨论越来越没有营养，越来越情绪化”（访谈资料：B1）埋下伏笔。

可供性视角下，人类并非被动地感知周围物质环境，而是基于环境的特性，以行动及实用导向将物质用于特定用途。简易的注册机制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参与对立低风险和低成本的可供性感知。A2是微博和哔哩哔哩网站（B站）的重度用户，她在微博中经常就性别议题和别人“对喷”，但她在B站中比较克制：

很多用微博的人都有不止一个账号，微博我是用小号随便骂，被封了无所谓，B站注册起来很麻烦，100道题里面要答对60道才能注册成功，所以小号什么的都比较少。（访谈资料：A2）

虽然微博和知乎的社区管理规定对煽动对立、钓鱼引战等行为作出了限制，但是这些规范条款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由于注册便捷，用户即使不遵守这些规范，其所面临的损失和风险也微乎其微。

平台对生产可供性的追逐也为网络“水军”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网络“水军”既包括人工注册用户，也包括自动化脚本生成的社交机器人，它们是对立情绪不断发酵升级的一个推动性力量。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当下，一些利益集团能够轻易批量注册微博、知乎等平台“水军”账号，在国际局势、疫情防控、社会热点问题上煽动网民对立、造谣引流等。近年来我国公安部、网信办等部门多次开展针对“网络水军”的专项行动，2021年处理违规账号13.4亿个^[36]，2022年要求各网络平台上线公开用户IP属地的功能，目的之一是遏制水军对网络舆论的扰乱。

2.评论排名：社交可供性与对立言论的高可见性

社交可供性是平台可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指平台为用户在社会交往及情感表达方面所提供的能力。依据点赞及回复的数据高低进行系统排名，将充满对立情绪的言论“置顶”，不断侵蚀理性讨论的空间。微博和知乎新闻热点事件的开放评论区里，虽然有很多断言式、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但也不乏理性辩论和探讨的声音。然而，前者通常能吸引更多的流量，因为人们对碎片化的、负面性信息的偏好，以及在对喷、互骂等互动中能获得更多的评论回复，所以这类评论被排在前列；而后者通常面临下沉至信息流末端的窘境：

其实大部分排在前面的评论我是不认同的，我发现那些很偏激的、唱反调的评论点赞数一般很高，但是那些比较理性客观的言论基本就没什么人关注，你只有不停往下翻才有可能找到这种评论。（访谈资料：B8）

与人所拥有的现实身份不同，人的在线身份通常是不稳定的^[37]。平台的评论排名系统向用户提供了这样一种可供性：发表情绪化的对立言论是一种可以提高可见性的在线交流策略。为了获得持续可见的在线身份，参与对立的评论者还可能会不断发表更加极端的言论。A5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但他有着曾和他人在知乎中互怼100多“楼”的经历，他回忆自己当时的心理：

在和别人互怼的过程中，随着其他人的围观和加入，我不想让自己评论被淹没，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在逐渐激化。我本身只是想讲道理，但是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情绪输出者。（访谈资料：A5）

对平台可供性的探究应置于媒介物质性、情感作用和中介过程的场域进程考察。物质性指平台作为一种技术物如何影响及定义人们的交往和表达；情感作用强调人们在使用平台的过程中，与技术形成的某种情感投射，典型的如点赞、回复、关注等作为社交可供性技术，激发了用户在平台中的社交参与行为。网络平台基于点赞、回复、转发等数据的能见度排名设计，使得充满对立情绪的言论更容易被看见。而当激进的对立言论不断占据热评榜单，在情绪传播“模仿-反馈”机制的作用下，情绪感染过程不断循环进行^[38]，使得平台中的对立现象越来越严重。

3.标签分类：关系可供性与他者的标签化

平台可供性同时具有客观物质属性和关系属性。一方面，平台的脚本、功能、算法等设计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在不同的版本更新中这些设计可能会随着主体的需求变化而改变；另一方面，平台使用者会根据平台所建构的使用环境以及自身感知来进行传播实践。为了提升平台内容的阅读量和参与度，在用户发帖时，平台通常会向用户提供一定的话题标签。对于用户而言，为自己的帖子加上特定标签，可以提升帖子在平台中的能见度：

如果帖子不加一些 tag，除非别人专门去你的主页看你发了什么，不然一般就只有粉丝和好友会看见这个内容。但是加上tag后，你发的内容就等于在平台中进行广播，可以被很多陌生人看见。（访谈资料：A1）

对平台而言，用户使用话题标签的行为起到了对信息的人工分类作用，为平台算法推荐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数据。然而，一方面，很多标签隐含一定对立关系，以微博的一些话题tag为例，“#男女就不是一个星球来的#”“#南北差异#”“#清真#”“#老外怼保安#”“#抵制狗肉节#”等标签涉及性别、地域、宗教、种族、动物保护等方面的对立。在平台信息流中，话题标签作为一种出现在推文开头的重复式话语标记，通常暗示了话题讨论导向。所以当标签具有某种对立性意味的时候，带有该标签信息的评论区很容易出现充满对立情绪的言论。

另一方面，标签功能服务于平台内容引流，但在平台不断鼓励标签化的环境下，用户也不断被平台的设计所影响，开始更多地使用各种标签来定义他人：

在知乎上关于疫情防控的讨论，你只要表态，就会被贴上“躺平”或“清零”其中一个标签，这样一来中间更多的讨论空间没有了。（访谈资料：A11）

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微博上转发追星的动态，对不追星的人来说，他可能就会被当作“脑残粉”。（访谈资料：B6）

平台可供性对人们交流互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用户使用行为本身，还体现在平台对人们表达方式及思维上潜移默化、深入的影响。在平台标签功能逻辑的影响下，用户的标签化行为将丰富的、多维的对象简单化、平面化，虽然这一做法有利于平台对用户和信息进行归类和匹配，但用户标签式思维使得对他人的认知趋向于片面化。由于人们通常对拥有不同社会身份的他人持有一定的刻板印象，因此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导致了一种对其他群体负面评价及对待的风险^[39]。在狂热和偏狭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容易把在宗教、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不同的意义理解视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威胁^[40]。平台的标签化设计放大了刻板印象的风险，加剧了“我们-他们”的二分法下不同群体的敌视情绪。

（二）算法推荐：想象可供性与作为“流量密码”的对立话题

智能推荐算法作为一种技术黑箱，相较于显性化的功能界面等，其可供性形成于用户的想象及与平台的交互中。算法设计者通过设计出可感知的可供性以鼓励或约束某些行为，形塑着用户在平台中的传播实践。

在微博和知乎平台中，用户主要依靠“关注”“推荐”“热门”三个功能界面获取资讯。其中“推荐”和“热门”中的信息主要由算法进行推荐和排序。在信息爆炸时代，让信息变得“可见”成为竞争激烈的游戏。那么在用户的感知和想象中，什么样的信息容易被算法推荐成为“热帖”呢？

首先是相关利益方在平台购买的营销推广信息。以微博为例，用户可以通过其“广告中心”功能板块，花费一定的金额进行“内容加热”“营销推广”“快速涨粉”。当用户购买完成之后，平台通过算法向目标群体进行推荐。通常来说，买方所花费的金额越多，信息所能获得的关注也就越多，平台甚至提供了与所花费金额对应的预期数据。偶像产业及商品广告作为市场经济里极度依赖大众认知的两个产业，不意外地成了购买平台推广资源的主体。

然而人们对直接推广的营销手段已感疲惫，如果只是一味地对某明星或产品进行夸奖式宣传，其所能获得的关注往往收效甚微，将面临着在算法控制信息流中不断消失的“不可见”威胁^[41]。因此，在向平台“买推荐”的基础上，一些营销方还会采取适当引起争议的策略，来获得更多用户的关注及参与。例如煽动不同明星粉丝群体的掐架互踩^[42]，在国产手机的宣传中加入与苹果手机的对比。在这样的营销策略下，往往能激起评论区的对立，从而被算法置于信息流的前端。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付出了数字化的情绪劳动，营销方提升了知名度，平台则获得了对立所带来的流量。

其次是负面且包含对立关系的社会话题。在用户感知中，平台经常会有意推一些负面的，尤其是能够引起用户争吵的话题上热门，即使该话题在社会意义层面可能无足轻重：

有时候逛久了微博，就会感觉整个社会都很负面，人的戾气很重，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吵起来。但回到现实世界中，又感觉平和很多。（访谈资料：B4）

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中，一些被称为“屎贴者”（shitposters）的发帖员在推动对立情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3]。它们通过发表低质的、挑衅性帖子，来诱导评论区相互对立和攻击，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

知乎发帖员提问方式有的很偏颇，比如一些账号它在提一些国外形势问题的时候，总是从原文中专门挑一些误导性的话引导别人曲解。（访谈资料：B5）

一个危急关头救人的新闻，被一些账号一编排，迅速引发不同阵营的口水战，感觉这些账号制造话题就一个原则：一切向流量看齐。（访谈资料：A12）

对可供性的理解，不能将其简化为环境或物质的固有属性，而应与感知者的感知方式相联系。想象被认为是感性认识的延伸，在多数情况下，想象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但对人们如何感知可供性产生重要影响。算法控制下的信息流会影响人们的媒介环境体验并暗中引导用户做出特定行为。营销号和发帖员之所以选择能够引发争议和对立的方式发帖，是基于对平台算法可供性的想象。

想象力重塑了人们使用和感知技术的方式，而技术也常常以超出用户预想的方式影响着用户的想象^[44]。作为定义平台连接架构的关键技术^[45]，平台算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所处的信息环境。平台通常只会在必要的时候公开算法的一些工作原理，具体算法运行机制及细节被作为商业机密隐藏。部分发帖员通过诱导对立来提升帖子关注度的行为，虽然表现为机构或个人用户的主动选择，但这种策略背后，是在对平台算法会优先推送争议性内容的感知和想象下，所采取的适应性行为。相比于理性客观的内容，情绪化的挑衅性帖子被想象为更受算法青睐：

平台算法的具体机制和复杂关系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却能够感受到的。它就是会去激化和放大各种对立情绪，比如我说男性好，他说女性好，正常人会去劝架，但算法会不断让你们去互撕。（访谈资料：A5）

在一些用户感知中，即使没有亲自参与过“互喷”，也会被平台算法推荐一些情绪上更加激烈、具有对抗性质的话题，以促进用户参与：

我在知乎一般是看小说，但知乎经常会推荐男女对立、家庭伦理之类的话题给我，那种话题一般看了会很气。我从来不会去点赞或者评论，因为我怕它推荐更多给我，其实我是想屏蔽这些话题的。（访谈资料：B7）

媒体通过选择、分类和框架等机制，控制着信息在某个方向上的可见性^[46]。在传统媒体时代，调节媒体可见性主要依靠广播、报刊、电视台中工作人员所组成的决策团队；在网络平台中，这项工作则很大程度上移交给了平台算法。对社交媒体而言，任何能促进用户参与的事件都被当作是有利可图的商品^[47]。平台以流量为导向的能见度控制逻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对算法的想象。

用户对不同平台算法的内置性偏见想象，是网络对立形成的另一个影响因素。以男女对立话题为例，在一些用户的感知和想象中，微博的算法更偏向于女性，知乎的算法更倾向于男性。表现在内容推荐上，微博更倾向于推荐有利于女性话语的信息，知乎则突出男性话语。这种对算法的内置性偏见想象，加剧了跨平台的对立情绪：

微博和知乎在性别问题上都很“双标”，以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两个平台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比如说在一些知乎男性用户眼里，微博就是“女厕所”，然后在微博女性用户看来，知乎就是“男厕所”。（访谈资料：A8）

想象可供性关注人们对技术的期望如何塑造人们接近和使用技术的方式，以此考察技术使用过程中“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建构、中介与物化”^[48]。与使用被明确定义用途的日常工具不同，在面对作为技术黑箱的平台算法时，人们依靠想象力感知和探索技术的可供性。用户对传播技术的想象，影响了用户对技术的感知和使用行为，尽管这些想象可能实际上并未被编码到技术中，但它们仍然成为用户对技术潜在功能感知的一部分^[49]。不同平台算法是否真的包含有用户所察觉的内置性偏向，我们难以从技术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这种想象客观上加剧了网络空间的对立。

（三）内容管理：本土语境下的平台可供性与对立情绪治理

对平台可供性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平台的固有特征或稳定属性，还应当置于具体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考察可供性是如何通过特定的物质和社会实践形成的^[50]。平台可供性是否真的被用户“使用”从而成为既定行为，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平台的管理制度密切相关。针对平台中充斥着对立情绪、网络骂战的现象，近年来国家网信办多次约谈微博、知乎等平台，要求平台作出相应整改。平台所采取的回应性措施主要包括提升过滤技术、增加人工审核、开展专项治理三个方面，但这些措施对日常化对立言论并没有起到有效的治理效果。

1.内容的过滤审核：有限效果与动力缺乏

通过技术来规制网络对立，背后蕴含的是情绪可以通过技术来“处理”和“控制”的技术想象。微博和知乎均开发有相关的过滤技术。以知乎“瓦力”过滤系统为例，该算法系统综合了情感模型、用户亲密度模型和文本识别模型，据称可自动辨识辱骂、人身攻击等不友善言论并进行折叠，准确率达98.52%^[51]。然而，随着对立信息生产的速度、数量、形式不断增加，人工智能与对立性言论的对抗犹如一场难分胜负的“猫鼠游戏”。平台通过技术过滤攻击性言论的做法收效甚微，因为对立或仇恨者可以通过微妙的编码语言逃过技术的监管：

通过技术限制一些关键词的做法，只是简单粗暴地让某些脏字发不出来，但也催生了一些更隐藏的骂人的方法，比如拼音、谐音字、表情，这就导致互喷的环境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限制关键词有时还会闹出一些笑话，比如一些正常的对话，如果碰巧涉及到一些脏话的组合，算法也会给你分解。（访谈资料：A4）

人工审核是平台采取的另一种限制对立的做法。但是人工审核存在两个局限，其一是审核速度太慢。不少受访者有向平台投诉他人对立言论的经历：

我会投诉一些非常恶毒的评论。有时候会成功，有的时候会被拒绝。但是即使那些投诉成功的，微博处理起来也很慢，就是虽然最后那个评论被删除了，但对方喷人的效果已经达到了。（访谈资料：A9）

在这种情况下，人工审核机制并不会显著降低用户参与对立的意愿，而平台则回应处理了相关对立言论的投诉，同时也获得了用户在对立中所产生的流量。

其二，人工审核还带来机制不透明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激发用户强烈的不满情绪。A10曾因在知乎中与他人“对喷”而被禁言：

参与对喷的人其实有不少，但知乎的审核只把我以及和我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关了小黑屋，这让我感觉很气愤，明明对方也有很大部分责任，后面就不怎么在知乎发言了。（访谈资料：A10）

平台机器及人工审核之所以不能有效过滤对立性言论，除了技术和人工识别客观上存在的困难，一个更根本性的缘由还在于：平台如果采取过于严格的审核方式，与平台持续内容增长与用户增长的市场目标相悖。平台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以用户产生的个人数据为基础，那些能够增加用户使用时长、促进用户深入参与的信息能为平台增加经济价值^[52]。平台资本主义敏锐地捕获了现实社会中潜藏的负面情绪，并通过对立化将这种负面情绪不断放大，其动机在于那些引发用户的焦虑、不满等情绪的内容能够显著促进用户参与。因此，平台在根源上缺乏内容审核的动力。

2.响应性治理：弹性逻辑下的在线基础设施霸权

我国平台对煽动对立、网络暴力等有害信息的治理，具有鲜明的“响应性”治理风格。与西方国家的平台将“中立性”作为平台的价值标准不同，我国的微博、知乎等平台在治理条款中明确提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其背后的逻辑是平台试图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基础上，将自己塑造为民意同构体及意识形态维系者的形象^[53]。在网络对立现象的治理上，响应性治理通常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如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2200余万条，封禁主播7200余名^[54]；在具体事件如在“6·10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微博处置了5万余条“挑动地域对立，制造地域矛盾及挑动性别对立”的极端言论，并对1万余个账号进行了禁言^[55]。

平台的响应性治理根植于我国的运动式治理传统，运动式治理产生于治理工具供给不足背景下，国家对治理绩效的强烈需求^[56]。这种治理方式存在治理系统性不足与效果存续期不长的弊端。因此，对网络对立、谩骂及暴力行为的响应式治理经常陷入“治理—乱象—再治理—再乱象”的循环：

平台管理每年都会严上一阵子，但是过了那段时间，大家又该怎么吵还是怎么吵，除非从根源上去解决，比如明星打榜功能的取消，这个对饭圈引战的行为确实很有限制效果。（访谈资料：A6）

平台响应性治理遵循的是一种弹性治理的逻辑。一方面，平台将网络对立、骂战的责任归咎于用户，采用批量禁言、封号等方式并出具相关治理报告，将平台塑造为积极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角色，从而避免监管机构的处罚；另一方面，平台为保持对用户的吸引力，通常只在必要的时候对激进内容进行限制，并不会从所设计的规则入手，从根本上对泛滥的对立情绪进行规制。

以往对平台可供性的研究大多基于西方语境，但将研究发现作为一种普世的结论，忽略了其他社会对技术的独特使用方式及其催生的文化意涵^[57]。微博、知乎等针对对立情绪的响应性治理，体现了本土政府治理话语框架下平台的在线基础设施霸权。这种霸权主要体现于两方面：其一，在平台资本主义的精心修饰下，平台向大众提供了一种令人欣慰的中立、平等、进步和开放感，掩盖了平台在“什么可以出现、什么可以被删除、被删除的原因、平台如何组织、如何货币化”等层面的实质性干预^[58]；其二，可供性本质上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对技术可供性进行研究，核心是探究不同行动者就“谁有权力定义技术的使用方式”这一问题进行协商的^[59]。平台通过建构一个有利于对立情绪持续存在的可供性环境来获取源源不断的流量。

四、结论与讨论

可供性是一种真实可感的关系机制，它与感知者及环境的特征和属性有关，但并不属于任何一方，而是由“感知者-环境”所共同构成的整体性情境特征^[60]。本研究进入人与技术/物关系的内部，探究作为行动主体的人如何感知平台的功能、脚本、算法、管理的可供性，并作出宣泄对立情绪这一适应性行为。

研究发现，在注册、评论、话题等功能设计上，平台在信息生产、社交及关系维度的可供性建构，降低了参与对立的风险和成本，提升了对立言论的可见性，并培养了用户标签化“自我”和“他者”的对立性思维习惯。在算法机制上，一方面，营销号、“屎贴者”等基于对算法可供性的感知和想象，将挑动用户对立作为一种流量获取策略；另一方面，用户对推荐算法内置性偏见的感知和想象，加剧了跨平台的对立情绪。在内容管理层面，在本土语境下的平台可供性环境中，平台结合机器和人工审核的方式对激进内容进行限制，将自身塑造为清朗网络空间维护者的形象，但对日常化的对立言论，则采取了一种有限的、弹性的、响应性的治理方式。由此可见，平台在功能设计、算法机制、管理方式与用户互动所形成的可供性关系，建构了一个有利于对立情绪持续生长的空间。

本文将可供性作为透视人与技术关系的理论视角，并考虑了网络对立情绪中复杂多元的行动主体及制度环境因素，将物质、感知、情感、社会等因素整合进一个整体化的媒介情境中，为反思平台社会中情绪的流量政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进路。

平台起初被誉为“参与式社会”和“共享经济”的载体，但很快被证明不如它们刚出现时那样具有解放性。平台不是简单地促进公民参与和创造精神，而是通过收集、算法处理、流通和出售用户数据，实现所有社会关系的“数据化”和“商品化”^[61]。平台向用户提供了一种对立性、情绪化而非冷静、理性探讨问题的可供性。在这种可供性机制作用下，对立情绪作为一种能够不断激发用户社交互动行为的情感，被平台作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流量来源捕获。推动这种可供性机制形成的深层逻辑是，平台资本主义将精神和情感作为生产力。

韦伯曾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归结于苦行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物质积累^[62]。限于时代背景，韦伯的分析侧重理性逻辑而非感性逻辑，因此也就忽略了情绪在资本主义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当下消费型资本主义浪潮中，情绪商品化的现象凸显。情绪和意义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成为一种可以被出售和消费的商品。对商品本身的消费有限，但对情绪的消费则是广阔无边的^[63]。用户在平台中的情绪表达看似自由，但是平台中的信息服从于平台功能、算法、管理等机制的调配，目标是实现最大化的流量积累。

需要强调的是，可供性是一个“过程概念”，用以描述事物变化的特定方式。换言之，可供性不是静态的、内在于技术物本身的，而是动态的、情景化的。某环境的可供性仅是“招致”某种行为或结果，但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结果^[64]。就网络平台中的对立情绪而言，不同群体间的对立情绪是在人与人、人与技术的互动中不断生成的。本研究并非盲目地将资本、数字技术视作情感表达的障碍，而是在媒介化与平台化社会背景下，希望通过批判性研究，启发人们反思和改造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让数字网络空间更好地成为人们自由交流和情感表达的工具。

本研究亦有不足：首先，具有资讯功能的网络平台种类丰富，除了微博、知乎等社交资讯平台，还有短视频平台、新闻聚合平台、内容社区平台等，未来研究还可以就对立情绪在不同类型平台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及其可供性因素进行探讨；其次，本文主要探讨了对立情绪作为一种流量商品的触发、塑造及汇聚过程，关于情绪如何被处理、流通和出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者：陈启涵，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1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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