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课堂架设到社会中
2月中旬，在微信朋友圈发现林伟鹏、李圭泉转发“工商管理学者之家”的工商管理学者公益行动，我在想，啥时的组织？后来和刘军老师通电话，才知道是疫情期间新注册的公众号。获知这是人力资源、组织行为领域年青学者交流群基础上的扩展，是个公益“新家”，主要由70、80后青年学者组成。每晚8点的直播课，是其公益行动的一个重要板块，已开讲多日。
当晚，我就观看了贾良定老师主讲的“我们为什么需要专业主义？”后续唐宁玉、涂乙冬、刘善仕、周文霞等老师的讲座我也听了。看到老师们通俗顺畅的分享，感受讲座背后的学术研究，联系当前防疫，盘算着自己可能的应用，真的不错。老师们精心准备，观众不断的点赞、评论、记关键词、提问，连提醒老师喝水的都有，真好。
前几天，微信朋友圈很多朋友在发赵曙明老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工商管理学人的使命与担当》。赵老师有一段话写到：“在我看来，工商管理青年学者对‘学术使命’和‘学者担当’的理解，不仅停留在‘学术’本身意义上，更已上升到社会发展和民族命运层面上！”说得好，是对“工商管理学者之家”的肯定、赞赏，也是期望、号召，极大地激励了大家。
接着赵老师的话，结合我听课的感受，我想说一件事和“家人”商量，怎么把公益讲座办下去，把课堂架设到社会中。
这些天的讲座，老师们都围绕疫情、结合自己的专业，或解惑，或提醒，通俗易懂，吸引了社会上很多朋友参与，受益面也越来越大。疫情过后讲座仍值得办下去，只是频率没有必要每天，恢复正常，各自忙碌，不同于宅在家中时间那么多，每周一堂课也好。让公益讲座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促进社会需求驱动学术研究的平台，在赵老师说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命运层面上持续地做出贡献。
至于讨论什么主题，我举几个例子，抛砖引玉。
例子1：防疫期间，国企央企作用巨大，有目共睹，这是否说明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当然值得发展，但怎么做到不限制民营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怎么更好的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昨天，有篇文章题目是深圳为何几乎没有派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文章说主要原因是公立医院很少，都私有化了。我说这件事不是说要去辩驳什么，也没有必要去核实什么，没有证据说民营企业就不承担社会责任。甚至没有必要争论该发展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更没有必要陷入谁进、谁退之争。我们可以从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从企业的本质和定位等专业角度分析，可以拿疫情期间口罩和防护用品的生产供应、以及疫情过后这类产品供求如何有规律的演化作为具体的案例分析，用专业知识解读国家政策，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扮演的社会与市场主体的角色，营造健康的商业环境，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和谐发展。
例子2：社会责任、道德伦理、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今天早上，看到有朋友转发一篇标题是“看看『湖北首富』都干了些什么！”的文章。一看到题目，就被吓到了，自然想到两种可能性：一是道德绑架，二是湖北首富是不是犯法了？我不知道湖北首富是谁。打开文章有这么几行文字：“武汉疫情爆发后，马云、马化腾都捐了不少，有人就问：那湖北首富呢？作为湖北人，我也很想知道，于是各种了解……了解之后，非常、极度、吃惊！下面，我们就来扒一扒……”往下，我没有继续看。
每次疫情或者突发事件，总是有人要求别人怎么怎么做，这不是个别现象，多年没什么变化。
我觉得道德应用来约束自己，不是拿来要求别人。道德捆绑会限制生产力的发挥。企业家有守法经营的责任，没有逢灾必捐的义务，如果这位首富是因为经营企业而富的话。
工商管理学者无法也没有必要从哲学、道德的角度和高度去解释，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但商业伦理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南开大学1919年创立，创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从“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思想出发，设文、理、商三科。为什么要办商科教育，我一直不甚理解。一次看管理学系系史，感觉张伯苓校长的一段话道出原因：“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贫富不均，而在无富可分。若只言均富，而不先谋致富，实则无异均贫。因此，国家要昌盛就要先谋致富；欲谋致富，不能不发达商业。”100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的GDP总量接近百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但我们真富了吗？是富裕了，同时扶贫仍是国家战略，发展不平衡成为主要矛盾但仍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昨天，财政部说今年社保减负会超过1万亿元，并将出台更多的减税降费新政策。创业多集中在服务业，疫情之下很多企业损失惨重，需要切实地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更需要营造创业者敢创业、能创业的环境，其中社会文化氛围很重要，甚至比减税降费还重要。
退一步，我们不谈营商环境，从学科本身角度讲总是应该的。
工商管理学科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体系中为什么要更多地讲商业伦理？
前几天为一知名学术期刊审一篇有关创业伦理的文献综述文章。文章开篇陈述事实：“2018年7月，抖音海外版TikTok因涉嫌传播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的内容而被封禁；亚马逊也被爆出其人工智能助手Echo在未经用户允许的情况下对私人对话进行录音，引发大众对AI技术窃取用户隐私的担忧；Facebook未经允许将用户数据用于商业用途；滴滴平台的出行服务由于管制缺位导致用户遇害。类似的伦理问题引发学界和业界对创业伦理的思考。”请问，这些都是伦理问题吗？明显违规的事情为什么总往道德伦理上归？
和伦理相近的是社会责任。几天前偶尔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这句俗语流传了那么多年，但你知道这里面的天到底是什么吗？考证下来，有三重天。一重天，道德之天。道德是良心、良知；二重天，法律之天。法律又称天平，有法律才有天下太平；三重天，百姓之天。百姓是天，百姓是地。挺好，我联想到社会责任，联想到社会责任的四层次模型，学术界都很熟悉。我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三重天不能作为社会责任的基本维度呢？
管理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词特别难以定义，核心能力、组织学习等等，管理本身就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以需要研究，需要和实践互动中加深理解。
商业伦理有什么用？管理突出的目标导向或者说有时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需要我们更重视伦理，重视商业伦理有助于企业不忘初心，更好的服务民生。商业伦理有用，但又如何避免商业伦理的功利化？
例子3：线上业务及数字转型问题
和十七年前的非典相比，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对线上业务的痴迷。老师们也都直播了，也不怕被AI替代了。“非接触经济”也提出来了，数字化转型一定彻底替代互联网思维，成为响亮的口号。数字技术改变了很多，当然也改变了组织。组织的边界在哪里？运用权力配置资源的组织管理模式在去边界的“组织”中能否运用？赋能和原来说的授权有什么不一样？陈春花老师在讲，应该有更多的老师加入。
2月中旬，我们通过网络开展了“请企业家出题”的活动，问题就一个：“您认为最需要管理学者研究的重大且具有普遍性的管理问题是什么？问题不超过两项，请您简述理由。”请看看大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给学者们出的和数字经济相关的题：
“AI会如何替代人工，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应该如何进行组织建设才能领先于时代而不是被时代抛弃？”
“互联网时代企业员工分散，需要协同办公，如何让企业高效运转？”
“如何围绕持续数字化技术背景，重构战略与组织管理等理论框架和逻辑？”
“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重构。数字化技术带来巨大的变化，个体价值的崛起，个体与组织关系重塑，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工作行为与工作方式的改变，有关新激励、企业组织转型等等问题，都无法沿用工业化时代的组织管理理论。”
“随着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企业如何解决富余员工的内部再安置，不把职工推向社会？”
这些同样也是学者关心的问题，应该给予解答，也可以很好对接，合作研究。
2008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参加首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就学术界和实践界脱节的问题，我认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本质上是由于管理实践层面的水平差异决定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先进理论与落后实践的脱节, 相对于先进的管理实践, 管理理论反过来经常是滞后的（见下图）。这学期，和学生一起修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邢以群老师的慕课，邢老师呼吁学生学习理论，就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他的观点是“理论滞后于实践，但领先于大部分企业的实践。”工商管理学者有责任把研究成果转化到实践应用中去，“工商管理学者之家”的公益讲座已经在做，希望持续下去。
连续听课，受益。上述文字，是为听课的感想和对“工商管理学者之家”的感谢。
作者简介
张玉利，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附：张玉利教授构思本文时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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