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前言 | 史清华 等《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转】
史清华、晋洪涛、晋鹏程，《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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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目录之后
前言
任何故事的形成都有一个缘由，任何故事的形成也都有一个过程。过程是故事形成的基础，故事是过程的积淀。《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一书，其形成源自我长期持续对中国农户与农村的调研。
缘由
作为一个从大山农家走出的孩子，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无不具有切身体会。但要说对中国农村文化的理解则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的大学生活。父母期盼子女“跳农门”在改革开放前是那么的强烈，对于大山里农家的孩子，这种期望通常兑现很难。但十分幸运的是我赶上了那个好时代，有了从未想过的大学生活。尽管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启，我幸运的考取了重点大学，但那是一所农业大学，一所与中国“三农”息息相关的大学。这所大学不仅没有实现父母期盼的“跳农门”之梦，反使自己三十多年来一直与“三农”打交道。尽管在农业大学所选的专业是农业经济与管理，不能为家乡父老做出什么具体的技术性指导，但却使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之所在农村有了一个不断深入的了解。
在20世纪80年代的面壁求学时期，尽管自己的主要目标是学习，对农村的了解仅限于书本和短期农村调查，但黄土高原那深厚的传统中国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着我，左右着我。至今想来，对我影响深远的农村田野调查主要出现在大学本科期间。记得在大二暑期，我参加了一个由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组织的农村“四小”（小农场、小林场、小牧场、小工厂）调查，负责担当家乡襄垣县的调查。在这一调查中，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骑车对家乡20个乡镇数十个村进行了全方位的游历。这次游历不仅让我对家乡的山山水水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更让我充分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是那么的丰富。无论是乡村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那么的厚道，那么的质朴，除了给提供免费吃住外，还帮助收集资料。也许是我的大学生身份，也许是我的为人，在今天看来很难能行得通的游历在当时却是那么的简单。尽管吃住都十分的简单和随便，但他们那真诚的心却使我数十年后依旧不忘。在他们的支持与理解下，由我独立完成的《山西省襄垣县农村“四小”调查报告》得到了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好评。同时，这一游历也使我对农村认识有了一个质的升华。过了一年，大三课程实习正式开始，根据学校安排，我们4人一组被分到山西介休县进行。接待我们的是该县农村工作部，部里的同志给予了热情招待，之后被派到该县东湖龙乡南王里村。这次实习我的选题是“村办企业雇工问题”。由于有大二的暑期调查经历，这次的农村课程实习就感觉相对容易。每天白天到村民家及工厂访谈，晚上则由村支书陪伴，给我们讲改革开放以来村里村外发生的故事。渐渐地我们四人都被村支书的个人魅力所吸引，把听书记讲故事作为自己农村实习的一件重要事情来看待。与此同时，我及另一位男同学也在书记的“教唆”下学会了抽烟。不知不觉，四周课程实习就要结束，可我对南王里村的感觉好像才开始。由于有支部书记的讲解与启发，我的调查报告写的相当充实，不仅得到村支部书记的认可，同时还以“壮大联户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对介休县一个经济联合体的调查”为题在《晋中农经论坛》（1985年第4期，第36～38页）上正式发表。在对农村发展认识上这次实习明显较上次暑期实践有了质的飞跃，同时对国家政策在农村的具体反映也有了切身感受，也初步对农村问题如何解决有了一个基本思路———问题在哪里，答案就在哪里，解决的办法就是深入基层调研。又过了一年，我们的毕业设计正式进入议程。同样是通过实习完成，但这次的实习时间却相当长。我被分配到山西河津县，在那里一住就是三个月。接待和指导我们实习的同样是该县农村工作部。在河津，我先后对该县四个乡镇十多个村及上百户农家进行了农村生产考察与农家生活访谈，获得了大量的一手珍贵资料。这些资料的获得不仅使自己很好地完成了大学学业，更使自己拥有了一个丰富的农村调研经历。正是大学期间的三次大的田野调研与考察经历决定了我的人生轨迹。尽管之后，我还到西部地区读了研究生，但农村那深厚的质朴文化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视野。
当历史的脚步迈进90年代，我由一个学生转变为研究人员后，所从事的工作更加贴近“三农”，研究课题也集中在“三农”方面。尽管自己的研究视野局限在山西，但我并不感觉有限，充分利用自己的研究职务之便，在短短十年考察了山西109个县中的67个。特别是在进行《山西省农业区域开发总体规划》研究中，我对山西的农业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得益于数年的山西农村考察与分析，在随后承担的“山西省农业投资效益分析与投资方向研究”（No941002 3）、“山西粮食增长与发展研究”（No961002）和“山西农户经济运行趋势与发展研究”（No991007 1）等三个山西省（重点）软科学项目研究中，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成果质量一个比一个好，先后获得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二等、二等奖。我的博士论文《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的思路形成与数据积累也源于这长达10年的不懈努力。我将山西十年研究经历定义为自己的“问政于农”时期。正是这长达10年的“三农”研究历史，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山西有了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同时也正是这10年，农村传统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中。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确实感到拘泥于山西的研究思维有明显滞后，需要跳出山西来看山西。于是有了到浙江做博士后的想法。
伴着新千年的钟声，我离妻别女孤身一人踏上了由太原开往杭州的1584次列车。从此开始了我的江南人生———为人师表。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首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正式挂牌是1999年岁末。我则是中心成立后第一位入站的博士后，也即中心引进的第一个人，我调侃自己为“中心第一人”。中心主任黄祖辉教授给予我特别关照，从报到到安顿下来不出两天即顺利完成，浙江人的办事效率一下子让我折服。中心所依托的农业经济系，无论是教授，还是普通教师，个个精神饱满，热情友善，让我很快就融入到这个大家庭，真有一种到了“天堂”之感。正是这一良好的工作环境激发了我的研究动力，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博士后期间做出一个好的业绩。争取国家级项目申报与撰写顶级期刊论文就成为我最现实的目标，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我选择了“晋浙发展模式比较”这一主题，并率先得到山西省科委的支持，予以软科学项目立项。随后又得到浙江省农业办公室、浙江省社科规划办和中国博士后基金支持与资助。在这些支持与资助下，我有幸对浙江省20多个县（市）的农村及其住户进行深入考察与调研。尽管在考察中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幸运的是有浙江农村观察点工作人员的陪同，使我很快度过了这一难关，同时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了不少江南农村文化。正是通过广泛的调研与考察，我对“浙江奇迹”产生有了自己的看法，为此撰写并发表了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努力为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功申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即将完成博士后工作的同时，我申请的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先后得中。也正因为有此成功，博士后出站时浙江大学为我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创浙江大学博士后先例。
过程
人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尽管在我的经历中从来不信这一套，但有了钱确实办起事来会方便点。为了完成我承担的国家级基金项目，从2002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要开展一定规模的农村住户调查。2002年的调查主题是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效果，区域涉及湖北和山西两地，获取有效样本近400份。2003年的调查主题包括农村税费改革推广效果、农民就业行为、农户生育与婚嫁行为等，调查区域较为广泛，相对集中的有山西、浙江、湖北、陕西、河南和云南，共计获取有效样本3000多份。2004年的调查主题是新农政实施背景下的农家经济行为（吉苏晋）和农地承包法实施反响（上海），涉及区域相对集中，为山西、江苏、吉林、上海等三省一市，共获取有效样本4000余份，其中吉苏晋三省样本包括农村电影消费市场。2005年的调查主题依旧是新农政实施背景下的农家经济行为（云晋鄂），同时对农户家庭风险（山西）和农村亲情关爱行为（晋鄂）也做了专题调查，获取有效样本3000余份。2006—2008年结合新农村建设对农民的看法进行了调查，调查区域包括湘鲁豫黑苏五省，同时对农村文化市场也进行了调查（上海），共获取有效样本1000余份。2009—2011年的调查转向城市农民工生存与城市户籍制度，以上海为例，共获取有效样本2000余份。2010—2012年的调查转向农户家庭能源消费，重点对晋浙黔三省30个村进行定点调查，同时对农村居民的家庭眷恋感也进行了调查（山西），共获取有效样本3000余份。这些数据资料的获得与积累为我深入挖掘国家农村固定观察点系列数据资料提供了线索与背景，两套数据尽管有明显差异，但也有相互印证之功效。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数据来源，恰是证明一个观点所必须的支持，也是一篇篇高质量论文形成的核心所在。在拥有充足数据资料基础上，我先后撰写了十数篇高质量论文并于2009年编辑形成厚达60万言的专著《中国农家行为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可以说有关中国农村文化研究主题的确立，正是基于自己丰富的农村考察经历和日积月累的农家广泛田野调查，大量的数据积淀为自己开拓研究领域带来了机会。当然，这一机会的捕捉当要感谢2004年的吉苏晋三省调查过程中帮助他人的行为，名为帮人收集农村电影市场信息，实则为自己研究农村文化提供了影子。
立项
2006年春节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家中父母双双过世，自己心爱的妻子也因病离我而去，自己的心情可谓五味瓶子倒了，有说不出的滋味。寒假回到太行山老家与家兄一块过年。期间，与村里几位老农一块聊天，谈起他们的过去与今日的农村文化生活，都无不感到失望。本应抱成一团的乡村，由于一些传统文化活动受到来自拜金主义的影响，散多聚少，即使聚在一起也是“麻雀”和“酒精”的力量，扭秧歌、闹社火等民间自发活动已很少出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地农村正在步城市空虚文化的后尘。听到和看到这一切，不能不使我加以思考，为什么与中华传统文化同根的“韩流”会在中国文化市场盛行，为什么耶稣教与天主教正在向中国农村渗透，为什么号称中国“千戏之省”的山西在中国文化市场没有多少地位，等等这一切把我引入到对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中。
我们知道，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农耕定居文化，由数千年的农业文明造就而成，它的流传与沿袭也一直与“农”和“（聚）居”字相联。正是这一文化拥有的凝聚力才使华夏有了数千年文明不衰。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村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进入转型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来自现代城市文化的挑战与侵袭，特别是农村经济组织体制由集体经济转入家庭经济时代后，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同时伴生出精神的极度空虚，这一现状越来越令人感到沮丧。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节日，诸如春节、元宵节、寒食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其节日的气氛在城市已基本消失，在农村也仅流于形式。特别是号称中华民族的狂欢节———“元宵节”，正由传统的民间自发组织走向政府资助指定组织。要知道，这些活动不仅是构成中国民间和谐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还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元素。但恰恰在这一方面，由于我们很少对其关注，使得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在市场经济渗透过程中，“金钱至上、拜金主义、邪教泛起、黑帮当道”等现象正在农村出现。农村的稳定靠什么？未来的发展将向何方？难道通过目前政府引导下的城市化单一模式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吗？事实上，从目前看到的和听到的并非如此。随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推进，已经城市化了的地方，因农地制度存在着严重扭曲，所引发的因征地矛盾而上访等不安定因素与日俱增。城市化的确可以给局部地区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增收效应，但也同时给局部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对推动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特别是，在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而传统的稳定社会制度则日趋哀落，诸如财产继承制在农村的表现与现行法律的支持存在明显矛盾，给民众生活带来极大的不和谐。即使是政府推进的制度，在实施执行与法律条文也相距甚远，诸如农村土地权属，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农村集体所有，但在多数执行条文的官员意志中却演变为国家所有。法律的规定与实际操作的矛盾是造成民众集中上访的根源。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被淡忘。如果说还有保存的话，那就是农村，可这一保留地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也正在消失。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在抱怨，这没有人管，那没有人管。事实上，若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作是“人”的话，担负起人的责任，从自己做起，融法律规范于心里，我们的社会监督成本会大大降低，我们的社会将会是一个多么和谐的世界。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我们的社会发展却举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我们缺少面对整个社会由传统的熟人世界步入陌生人世界之局面的新政策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文化教育的引导政策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基于这种局面和自己的阅历，我于2007年向文化部提出了“中国农村文化市场的演变与未来引导”研究申请。经过专家评审申请最后获批，并列入200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专项，项目编号为：07BG49。
我们最初的研究设计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的表现为切入点，运用历史观察资料和典型调查资料，重点从以下五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中国传统节日在农村的历史演变与重塑，重点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四大节日活动开展及历史演变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寻找重塑对策；若可能，对一些典型地区的固定集会、传统庙会等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做出案例分析；二是农村文化消费内容的历史变迁，重点对书报杂志、戏剧、电影以及电视等文化消费行为的进行历史分析，期盼通过分析揭示农村物质文化丰富过程；三是对农民的价值观变迁分析与未来引导，重点对亲情观、礼仪观（习俗观）、宗教观、婚姻观（家庭观）、保障观等进行历史分析，通过分析寻找引导策略；四是对农村文化活动的自发组织与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进行研究；五是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以及重塑的管理对策。研究思路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专项调查，结合已积累的广泛观察与田野调查资料，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农村）文化重塑在新时代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进行量化分析。研究方法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方法，把经济分析与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进行。
调整
如果说一项研究严格地按照申报书进行，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研究的创新就不是研究过程中的创新，而是申报时的创新或创新验证。特别是非自然科学类研究，其创新很大程度上来自研究过程。本项研究也一样，许多灵感来自研究过程中。从这个角度看，非自然科学类的研究，其内容通常会有一个研究行进中的自我调整过程。本项研究事实上在这方面调整的内容比较多。尽管课题组在完成时也尝试着按照上面五条进行，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以及对各种问题的考虑，最后仍是对申报书的设计内容进行了调整。比如，有关农村文化消费内容中的电影消费，考虑到李乃和老师在完成其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专项中已运用了由我为他提供的农村居民电影消费资料，故未将农村居民电影消费列章进行分析。尽管这样对本研究是一个缺憾，我也深知我们的分析视角与李老师有很大的不同，但考虑再三还是割舍为好。还比如，有关农民价值观变迁分析，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将申报书所列价值观进行全部分析，而是有选择地做了分析，同时对申报书中未列的外出就业观却做了全面调查分析。再比如，专家们对研究报告提出的三点不足中，案例分析的不足我们是深知的，限于时间、经费与精力，我们只能暂时割舍，留待以后研究。考虑到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对乡村眷恋感会发生一些变化，项目评审通过后，在将研究报告整理出书的过程中，我们利用其他项目结余经费于2012年春在山西6村进行了专题调查，这一研究可以说算是课题组对项目研究调整的一个补充。在书稿正式定稿时，经过征询五位专家意见，同意将项目研究报告评审意见附于书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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