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东 | 城市传播研究的起源：理论回溯、发展历程与概念界定

郭旭东新闻界 2023-03-28

摘要城市传播研究的观念形成受到20世纪城市社会学和城市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关注城市空间中差异性的个体生活实践和市民城市权利。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起源的考察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为核心线索，对其创建以来所做的一系列学术工作和不断拓展的研究兴趣进行探讨，由此展现城市传播研究问题取向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最后，论述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英语学界城市传播研究者对城市传播相关概念和指涉对象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前人观点的城市传播概念界定方式。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起源的考察，将有助于相关研究者把握城市传播研究的创建初衷，从而使城市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础与问题指向得以进一步明确。
关键词 城市传播；传播学术史；城市传播基金会；传播理论

城市传播研究是本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个传播学研究分支。其首倡者试图将城市社会中的传播问题纳入到城市研究的视野中来，同时也将城市本身确立为传播学者理应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亦即将城市空间视为参与到人类传播活动之中的关键一环或中介因素，一个“权力交锋的场域，社会关系汇聚的地方”[1]，而非大众传播的简单容器。
时至今日，城市传播研究已在国际传播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受到世界各地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起源的考察尚不多见。这或许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传播研究当下正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快车道，研究者无暇对其起源问题做过多思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城市传播研究自身的学科属性十分模糊，想要定位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颇为困难。但如果城市传播研究缺乏对自身学术史源头的探索，且对其首倡者开创这一领域的初衷缺乏认识，那么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言便难免因缺少核心线索支撑，而让人感到单薄贫乏。为此，本文尝试对城市传播研究的学术史起源进行考察，并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Urban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这一“科学共同体”为中心凝聚城市传播研究发展历程的纷繁头绪。这种学术史考察不仅意味着需对城市传播研究在美国及英语学界的兴起过程概括性地加以梳理，同时也应论及影响城市传播研究的理论源头，以及城市传播研究开创者对“城市传播”概念的界定方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起源的考察，仅针对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为主导的英语学界的研究情况，并不能全面涵盖城市传播研究在此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不同路径。而选择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为线索展开论述，一方面是因为其发展过程较为清晰，领域意识和共同体意识较为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传播研究在全球传播研究版图中长期处于中心位置，而由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所引领的城市传播研究路径也恰恰借此将其观念、理论和方法向世界各地广为播撒，最终“建构”了自身作为该领域开创者的地位。因此，本文将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的酝酿和建立作为城市传播研究的学术史起点，是基于对该领域当前发展情势的考量，这并不意味着以此为中心遮蔽甚或抹去其他研究路径的存在，而是希冀通过对这一在当下更具代表性的学术理路的考察，激起城市传播学者探索多元的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脉络的动力。

一、城市传播研究的理论源头城市传播研究作为城市研究和传播研究的交叉领域，其若干核心观点与传统的城市研究或传播研究领域多有交叠，其中尤以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研究对城市传播研究的理念形成影响最深。城市社会学的发轫一般可追溯至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研究，或至少可以说，一种较成体系的城市社会学理论、“第一个综合性的城市社会理论”[2]的形成便起始于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研究。城市生态学研究聚焦于城市区域分布的生态学路径，即在城市不同群体之间通过“竞争、冲突、适应、同化”的过程所形成的层次分明的“自然区域”。如罗伯特·帕克（R. E. Park）所言，“城市似乎是一个强大的分类和过滤机制，通过一些迄今尚未为人们完全理解的方式……绝对无误地把某些个体从整个人口中筛选出来，将他们安置在最适于其生存的特定地区和特定环境中”[3]。这一观点可以视为对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核心主张的概括。除此之外，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另一重要观点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城市生态学的色彩。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将城市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具有“规模、密度、异质性”三种特征。如果说“规模、密度”两种城市特征仍是城市生态学观点的延伸，那么对城市“异质性”特征的强调则部分地突出了人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和作用。但在沃思看来，由城市异质性推动的社会平等是不充分的，在异质性的城市生活中，人仍然受限于集体，“个体参与许多不同的圈子，但没有一个能够占据他们的全部……结果是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成为一种常态”[4]。因此，以沃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观点实际上是对齐美尔（Georg Simmel）主张的重返，即对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冷漠、匿名、功利主义的想象。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对城市空间中个体存在的漠视或悲观论调，在20世纪下半叶受到广泛批评。以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莎伦·佐金（Sharon Zukin）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城市研究者，将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视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同谋，认为由芝加哥学派所发展的传统城市主义观念错误地否定了城市空间中个体主体的能动性，现代城市规划的泛滥最终导致城市的“原真性”丧失，乃至“以地方为限的文化和地方认同的终结”[5]。20世纪70年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思潮及从中衍生的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则从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的联结出发，对传统城市主义观点进行了更为透彻的揭露和批判。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左派学者对现代城市规划的批评“以使用者、居住者为出发点……它处在都市的实践中”[6]。与此同时，城市文化研究亦在20世纪下半叶城市研究者对传统城市主义的批判浪潮中诞生。城市文化研究作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自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立以来便一直是文化研究学者的关注重心。和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路径不同，城市文化研究并未将城市异质性特征视为导致城市秩序混乱的源泉，而是将之看作使城市“成为可能性和希望的渊源”[7]。正是由于城市生活中异质性特征的普遍存在，弥漫在城市各处的大众文化形态才充满生机。对于文化研究学派的早期学者而言，英国城市中愈趋与主流割裂的充满异质性和反常性的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正宗的流行大众文化”[8]，恰恰是文化研究剖析英国社会霸权结构和民间日常抵抗的主要事实依据。如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论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时所言，“被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制造大众文化来汲取力量，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抗争”[9]。因此，城市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便是发掘和阐释城市社会中的流行大众文化，帮助其在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斗争中发声。而对这种流行大众文化的观察和阐释，离不开对城市空间中支配性、同一性的虚假意识的症候式阅读。在此基础上，城市文化研究力图“探讨的是身份认同、差异和‘微观现象’对于城市经验的重要性”[10]，由此强调城市应当包容城市生活中的异质性因素，并将城市赋权为普通大众抵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统治的文化场所。如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 Stevenson）便指出，“在城市里，差异是最为显著的。同样，只有在城市里……人们才有可能享有特立独行的自由。城市是差异被创造的场所，也是差异在最大限度上得到容忍的场所”[11]。陶东风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是越发关注“脱离经济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孤立的日常生活”[12]。这种发展趋势固然使文化研究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批判强度有所减弱，但与此同时，亦使文化研究学者的视野进一步从宏观的社会结构转向微观的生活细节，转向人类个体的能动性。可以说，城市传播研究关注城市空间中差异性的个体生活实践的思想倾向，正回应并体现了这种文化研究“日常生活转向”的要义。

二、城市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为中心
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看来，“范式”产生于“科学共同体”集体性的认知规范和实践活动之中，“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13]。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共同体”即是“范式”的“母体”，“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14]。因此，对一种学术范式历史演变的考察，理当可以从与其对应的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切入。城市传播研究作为一种城市研究或传播研究范式，其孕育、生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同样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推动作用。它在美国乃至英语学界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得力于城市传播基金会这一非营利性学术组织的支持，而围绕该学术组织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则长期占据着英语学界城市传播研究的“主流”。因此，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起源的考察，理应将围绕城市传播基金会形成的科学共同体作为主要关注对象。在此基础上，其先驱加里·冈伯特（Gary Gumpert）和苏珊·德鲁克（Susan J. Drucker）所做的学术工作，可以说为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调。早在20世纪90年代，冈伯特和德鲁克便预见到在城市研究和传播研究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的号召下，1995年第6期《传播研究》推出“传播与城市景观”专刊，该期专刊的编辑按语中如是写道：“（本期）除了意在连接研究城市相关问题的城市学者和传播学者之外，也希望提升我们对一般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的关注。”[15]实际上，早在1994年第2期《传播研究》发布的征稿启事中，他们便呼吁城市研究与传播研究两个学术领域展开对话，特别是鼓励对城市问题关注较少的传播学研究者进入这一对话过程[16]。冈伯特和德鲁克对当代城市发展持一种复杂心态：“城市中繁忙的街道、市场、公园、步道和广场提供给我们一种重要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定义了城市文化的特征。然而，从电话到计算机等媒体技术的商业和公共使用，似乎已使组织内、群体内的沟通远离了城市生活的结构。”[17]在此基础上，他们呼吁从传播学视角切入对城市景观展开跨学科研究，并“特别强调‘传播’在创造、维持和改变城市过去和未来的状况中扮演的角色”。此外，在他们看来，对传播与城市景观之关系的探讨所包含的话题可能有“公共VS私人生活，城市与媒体发展的关系，特定的城市人口，城市景观的象征功能，社会网络，性别多样性，政治和城市空间，公共仪式，公共空间中的表演，城市环境中的传播规则”[18]，等等。由此可见，此时冈伯特和德鲁克尽管对城市传播研究的总体框架尚缺乏清晰明确的构想，但对该领域可能涉及的研究问题已做出较为具体的界定。这些问题或是聚焦于城市空间中人们生活、交流的方式，或是讨论城市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关联，或是考察城市空间中的传播秩序和仪式表演，抑或是将城市景观本身作为对象，探究其象征功能的生成演变。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些研究问题背后无不蕴含着一个共同的、从传播学视角考察城市问题的基本宗旨，即思考人及其传播实践在城市空间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如其所言：“一种传播视角一定要被置入城市规划者的观念，它将使社会互动的价值融入管理机构的众多规则和政策之中……我们认为——也是我们希望本期《传播研究》所传达的——传播视角可以有助于城市克服其当下面临的危机……我们相信传播学者能够在复兴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在此意义上，冈伯特、德鲁克在20世纪90年代所预见的城市研究与传播研究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实则可以视作20世纪下半叶城市研究的人本主义转向、日常生活转向在传播学领域的延伸和拓展。他们试图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论证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群在高度理性化的城市空间中面临的困境。这些理念为随后更为规范化、系统化的城市传播研究确立了问题意识，使对人与城市间关系的考察贯穿于城市传播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然而，在冈伯特、德鲁克等人1995年的预想中，并未明确指出建立一个独立的城市传播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城市传播研究作为一个新传播研究领域的出现时间还需延后，直至2003年及其后一系列城市传播研讨会的召开、城市传播基金会的成立，以及“城市传播读本”丛书的出版。2003年，一场以“转型中的城市”为主题的小型研讨会在波士顿爱默生学院召开。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学者被冈伯特、德鲁克誉为城市传播研究的“开创者”。“开创者”在研讨会上对城市传播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及其为城市传播研究规划的宏大学术使命，吸引了传播学界对这一新兴领域的关注。2004年美国传播学会芝加哥会议的一次会前会便专门对城市传播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次会议共收录15篇论文，来自不同学术领域、多样化的学科背景的学者围绕着“城市传播这一共同的目的地”展开探讨。这些论文“揭示了城市传播研究的基本理念、主干构成和核心团队”，由此使研讨会“像磁石一样吸引那些‘无家可归’的城市研究者”。此次会议所关注的话题包括“新传播技术的影响、城市空间中的竞争互动、城市与郊区传播景观之间的关系、交通和传播方式怎样转变地方地理”等 [20]。自此之后，美国传播学会便成为城市传播研究“开创者”寻觅已久的“家园”。2005年，美国传播学会波士顿会议的召开汇聚了更多对城市传播问题感兴趣的城市研究者，他们关注的话题更加多元，尤其对城市空间中的抵抗政治进行了更充分的研究。他们尝试“在传统的地理位置上的社区，崭新的虚拟、跨媒介建构的社区，以及由新传播技术和数字环境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功能失调问题之间寻求平衡”[21]，由此为城市传播研究的发展设置了更广泛、多元的议程。在以上研讨会召开期间，由冈伯特、基恩·伯德（Gene Burd）等学者参与创建的城市传播基金会也在2004年正式成立（出资人为伯德），这一非营利性学术组织在推进城市传播研究领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它通过举办学术活动和设立奖项等方式，将一批对城市传播问题感兴趣的学者聚拢在一起，进而为美国乃至英语学界城市传播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和组织保障。马修·马萨贾尼斯（Matthew D. Matsaganis）和维多利亚·加拉格尔（Victoria J. Gallagher）认为，“城市传播基金会的任务是支持那些力图改善人们对城市环境之传播模式的理解的研究，并鼓励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同社会科学、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以及政策制定者展开合作”[22]。在此基础上，“城市传播读本”的出版便是城市传播基金会坚持在传播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建立联系，促进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共同面对当代城市问题、破解城市生活困境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城市传播读本”收录的文章大多来源于历届美国传播学会和国际传播学会的城市传播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均由城市传播基金会支持举办。由此可见，城市传播研究开创者提出的跨学科研究宗旨，其出发点始终立足于传播学领域，这也明确了城市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学科归属。此外，“城市传播读本”各个分卷的分别出版亦可反映出城市传播研究共同体多年来在研究兴趣上的变与不变，这种研究兴趣的变与不变体现了城市传播研究在其创建之初及发展历程中问题取向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截至2022年，“城市传播读本”已共计出版八卷，每卷内容所关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如第二卷将目光聚焦于体育场馆这一具体城市场所[23]，第四卷关注城市在其物理、经济和技术层面之外的各类“意义”实践[24]，第六卷从传播基础设施理论的角度考察城市社区的构成与转型[25]，第七卷着力审视城市在全球性社会问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26]，第八卷则主要探讨艺术与公共文化对城市景观的塑造[27]，等等。但在这些看似分散的视点背后，各卷内容又多有重合交叉之处，它们的研究对象大多聚焦于城市景观、媒介功能、城市社区、社会冲突等，并且，对传播、媒介与城市生活之关联的阐发可以说始终贯穿于各卷内容的主线。接下来，本文将选取“城市传播读本”第一卷、第三卷、第五卷内容进行简要介绍，以期从中透视城市传播研究多元的问题指向与一般性的研究理念。而之所以选择以这三卷内容为例，既是为论述方便、避免冗赘考虑，同时也是由于这三卷的主题相较其他各卷而言具有一定概括性，其编者在城市传播研究发展史上的地位亦更为重要。因此，以这三卷为例概览“城市传播读本”，或可更加充分地展现出城市传播基金会中比较主流的研究取向，以及围绕基金会形成的城市传播研究群体所具有的共同体意识和领域意识。“城市传播读本”第一卷出版于2007年，由伯德以及德鲁克、冈伯特主编。第一卷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即“城市的历史、哲学和研究方法” “城市场所和空间争夺的案例研究”，以及“新兴的地方、区域和全球城市传播模式”。编者认为，第一卷收录的各篇论文为城市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铺展了新的研究方向；注意到了被忽视和断裂的话题和联系；指出了历史、当下和未来城市传播研究者可以探索的城市议题”。同时，在编者看来，第一卷的各篇文章也提醒读者，即便城市的形态随时间不断发生改变，但它的功能始终延续，即作为人类“沟通、礼节和文明”的容器。如其所言，“传播和城市化的力量不是最近才有的，而是始终重塑着城市转型的自然和虚拟的边界与内容”。此外，编者也敏锐地发现，由于城市空间自身较强的技术相关性，城市传播研究难免陷入过于媒介中心主义和传播技术决定论的立场，这将导致城市传播研究忽视文化、价值观和历史因素。为此，编者呼吁城市传播研究者重拾爱默生学院会议中由开创者们提出的城市传播研究的使命：“我们思考的不是技术，而是瞬息万变的传播环境中的社会关系。”[28]“城市传播读本”第三卷出版于2013年，编者为马萨贾尼斯、加拉格尔和德鲁克。第三卷内容涵盖了“城市生活的表演” “城市生活的政治与技术” “城市生活的想象与假象”三个部分。第三卷的主题围绕“可沟通城市”（communicative city）这一新兴概念展开，各篇文章以此为焦点分析“城市的传播建构”问题。编者认为，城市的持续变化是由传播孕育的结果，引起城市变化的传播模式包括“非语言的传播（如公共艺术和建筑）”“人际传播（如邻里）”“媒体传播（如大众媒体、社交媒体、定位媒体）”“公共传播（如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等[29]。在此意义上，“可沟通城市”便是城市空间使用者的城市权利的具体化，它体现出“为社会互动构建场所”“构成城市内部结构”和“政治性、公民性”三种特征[30]。“城市传播读本”第五卷出版于2018年，编者为哈维·亚塞姆（Harvey Jassem）和德鲁克。第五卷内容主要包括“内容与规制”“场所与规制”“习俗与规制”三个部分。在这一卷中，亚塞姆和德鲁克将“城市传播规制”（urban communication regulation）视为城市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里，规制指的是“资源分配和矛盾的解决方案”[31]。在城市传播研究中，规制可以用来指代“政府在城市传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32]，这种作用有时是对传播活动的限制，有时则是对传播活动的支持和推动。基于此，第五卷的作者们将城市视为一种能够“揭示规制如何形塑传播景观”的中介，而规制行为本身是社会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33]。如亚塞姆和德鲁克所言，“任何传播都不只被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解释倾向塑造，而是同时受到传播活动发生的语境或环境影响……城市规制网络在塑造城市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4]。在“城市传播读本”之外，由城市传播基金会支持或参与的城市传播研究成果，也常常以专刊的形式在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期刊上集体亮相。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8年第3-4期《国际传播学报》的“可沟通城市”专刊，以及2016年第10卷《国际传播学刊》的“城市传播”专刊。2007、2008年，由城市传播基金会组织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华盛顿、巴黎和罗马召开。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概括了‘可沟通城市’的性质和特点”[35]。而2008年《国际传播学报》专刊所聚焦的主题正是“可沟通城市”。冈伯特和德鲁克在为《国际传播学报》专刊所作的导论中强调了“可沟通城市”这一城市传播研究概念的重要性。这一概念最早由西斯·J.哈姆林克（Cees J. Hamelink）提出，他将“可沟通城市”定义为“允许居民和游客在其中互动并进行‘放松的对话’的场所”[36]。冈伯特、德鲁克延续了哈姆林克的观点，指出“城市内在地便是传播的场所和产品……城市的功能是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空间中通过交流传递信息。城市空间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传播和媒介形式之一”[37]。为了凸显城市的传播功能和城市本身的传播媒介属性，他们将“可沟通城市”概念的特征归结为三大要素，分别是“社交场所”“基础设施”，以及“政治或公民社会”。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城市的传播功能超越了城市任何其他功能，是“理解、分析和评估城市的主要操作性视角”。而通过传播视角考察城市景观，则可以从城市“固定的结构特征”“动态的流动特征”“管理的政策特征”和“专注的传播特征”等四个层面切入。在此基础上，《国际传播学报》该期专刊收录的各篇论文，便是从“可沟通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出发，推进对城市传播问题的深入探索。这些研究“关注城市世界中由传播技术导致的瞬息万变的生活质量”。而今天的城市生活质量（不等于可量化的城市生活水平）则明显未尽人意，城市居民的声音始终被压抑在城市更新和社会变革的底层。面对这一情形，城市传播研究者试图以“怀旧”的方式描绘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愿景，但同时仍然积极拥抱新变化，“在媒介化和非媒介化两个层面上，寻求维持甚至重建社会互动的方式”。在此意义上，这些研究的“怀旧”倾向实际上是希望从过去的选项中找到一种适用于当下的替代方案。他们借此呼唤“社区”的复兴，宣称“表达意见的权利”的重要性，并努力将自己的声音传达给城市规划者[38]。冈伯特和德鲁克对城市传播研究的构思不仅在美国传播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随着华盛顿、巴黎和罗马会议的召开，城市传播研究亦很快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研究领域。到了2016年，欧洲、亚洲等美国以外地区的传播学者纷纷关注到城市传播研究这一新兴领域。如《国际传播学刊》2016年“城市传播”专刊的导言便由欧洲学者乔琪亚·艾洛（Giorgia Aiello）和西默内·托索尼（Simone Tosoni）撰写。撇去他们的欧洲学者身份不论，他们对城市传播问题的理解与围绕城市传播基金会形成的美国科学共同体基本相同。他们在为《国际传播学刊》所作的导言中指出，“城市居民通过符号、技术和物质手段和他人以及城市产生联系”，而城市传播研究所要探讨的正是城市居民彼此之间及其与城市间产生联系的多样化方式。基于此，该期专刊中收录的文章，分别从“纪录片、听觉、物质、视觉、混合方法、生态学和应用视角”对城市中的“关键问题、工具和挑战”进行了研究[39]。艾洛和托索尼依据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将城市概念的含义定位为“语境”“内容”和“媒介”，由此“强调城市作为特定实践、互动和叙事的生产者和产品的重要性”，而这些研究的研究目的，恰恰是从不同视角出发，力图使人们认识到“城市并非人们沟通过程中的单调背景”，而是“社区建设”“公众参与”“文化生产”和“社会变革”的基础[40]。《国际传播学报》《国际传播学刊》等传播学领域重要期刊集中登载城市传播研究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使城市传播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而城市传播研究的这股国际化浪潮，也同样影响到了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者为代表的中国传播学者。但中国城市传播研究并非本文论及的对象，故此处不予赘述。

三、“城市传播”的概念界定尽管城市传播研究在其创建之初便体现出问题取向多元化、动态化的特点，但其核心理念则始终建立在对城市空间使用者，即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的关注之上。从其对“城市传播”概念含义的界定中，我们便能看出城市传播研究这种人本主义旨归在其理论建构中的反映。在城市传播基金会官方网站“关于城市传播基金会”页面，有一部分内容专门谈到了“城市传播”的概念界定和关涉对象：“‘城市传播’反映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提供一种观察城市及其转型的崭新视角……它将城市概念化为‘复杂的人际互动环境’、‘塑造人类行为的空间和地方景观’以及‘复杂的技术环境’……城市的本质是社区，Community和Communication的共同词根凸显了二者的关联。而如今越发紧迫的是提高传播研究者和公共行动者对参与城市事务的热情。”[41]城市传播基金会对“城市传播”概念的定义基本延续了冈伯特、德鲁克在论述“可沟通城市”时提出的主张，强调城市作为传播活动的中介，连接人、地方与传播技术的功能。相较于冈伯特、德鲁克以“可沟通城市”概念阐发“城市传播”的概念含义和关涉对象而言，艾洛、托索尼在讨论城市传播研究方法论的文章中则直言，“城市传播”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单一、明确的定义，城市传播研究者可以接受“各种学术传统和概念框架”。其中，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传播仪式理论、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将媒体置入日常生活中的观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以及芝加哥学派生态学视角的经验主义城市研究对城市传播研究影响最大。尽管无法为“城市传播”概念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在艾洛、托索尼看来，城市传播研究关注的问题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关注“城市中人们通过象征性的、技术的和/或物质的方式与他人和他们所处的城市环境产生联系的方式”。基于此，他们将城市概念化为“语境”“内容”“媒介”之综合体[42]。其中，作为“语境”的城市，以物质空间的姿态支撑着人与物乃至社会文化的流动,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便认为，“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43]；作为“内容”的城市，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从抽象的意义生产或技术控制的角度掌握城市空间主导权的手段，最终使城市管理者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得以将城市空间“据为一种最有价值的资产”[44]；作为“媒介”的城市，则为城市中人与人、人与环境的沟通互动创造条件，并以此维系地方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图景，如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沿用列斐伏尔观点，指出“城市是遭遇差异性、自发性和玩乐的地方”，即使在数字技术主导城市空间生产的当下，城市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地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45]，塞亚·里德尔（Seija Ridell）和弗劳克·泽勒（Frauke Zeller）则进一步提出“中介化城市主义”概念，他们将城市比作“万花筒”，呼吁研究者透过城市的“棱镜”探索“人们在城市中的活动和交互”[46]。在这些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初步对城市传播学者心目中的“城市”定义加以概括，即一种物质性的信息传播场所和意义载体，一种技术控制媒介和文化传播中枢、一种人际交往的渠道和身份认同的场域。城市传播学者的此种“城市”观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极为相称，在后者看来，空间的形式可划分为“感知空间”“构想空间”“生活空间”三类，它们分别对应“每个社会结构中的特定地点和空间部署”“与知识、符号、编码和‘直截了当的’关系紧密相关”的空间，以及“与社会生活的隐秘或底层相连”的空间[47]。因此，也无怪乎艾洛、托索尼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视为城市传播研究“学术传统和概念框架之一”。实际上，艾洛、托索尼将城市概念化为“语境”“内容”“媒介”的做法，显然与列斐伏尔的“感知空间”“构想空间”“生活空间”三元论有所契合。而在两种观点跨越时空的默契背后，隐含着其提出者对城市基本功能的相似理解，即城市作为物质场所的“连接”功能、作为技术媒介的“传递”功能，以及作为社会关系纽带的“中介化”功能。基于此，本文试将“城市传播”的概念含义界定为，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事物，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类传播实践活动，这些传播实践活动必然是“物质性”的，以经过技术控制和抽象规划的城市空间为中介，并以城市社会生活本身为真正关注对象。因此，城市传播研究所聚焦的“城市传播”问题，或者说其所探讨的“城市传播”经验对象，是城市中多元的人际沟通实践和物质性符号景观，以及它们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在城市传播研究的视域中，城市应在人、环境、传播技术与国家/社会之间发挥纽带式的中介作用，并可被视作一种广义的文本，接受城市传播学者的分析与考察。城市传播学者将能够透过对城市传播现象的意义探究，理解城市语境中人、环境、技术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发掘出城市空间的连接、传递和中介化作用的具体表征。

四、余论本文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起源的考察，意在以城市传播研究的创建初衷为鉴，充实当下城市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础，明确城市传播研究应然的问题指向。从理论源头来看，城市传播研究深受20世纪城市社会学和城市文化研究影响，关注城市社会中的差异性个体及其日常生活实践。从发展历程来看，城市传播研究的兴起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及围绕该组织形成的科学共同体为中心，其“开创者”从研讨会、出版物和期刊发表等多个渠道着手，在短期内扩大了城市传播研究的影响力，并推动其逐步走向国际化。最后，城市传播学者对“城市”及“城市传播”的概念界定尽管在表述方式上或有差异，但在各种表述背后不难发现一种共同意旨的存在，即将“城市”理解为信息、意义与社会关系的综合体，将“城市传播”理解为城市中人与人、人与事物及人与环境的沟通实践，这种沟通实践体现了人、环境、技术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广泛互动，反映出城市空间的连接、传递和中介化作用。诚然，作为一项学术史考察，由于本文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为主要叙述线索，并将城市传播研究在美国之外英语学界的发展视为该领域国际化的征兆，故而在论述过程中难免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局限。但如果不以这种方式展开论述，那么为城市传播研究寻找起源的努力便仅能止于对作为开端的文献的查证，而无法宏观把握该领域产生、发展的整体面貌，即仅能停留于对“事件”的追索，而难以展现真正“构成历史”的“历程”[48]。与此同时，客观来看，当前英语学界研究者在国际学术界占据的话语权优势，亦使其在城市传播研究领域的耕耘在世界范围内更具声量，且城市传播基金会与世界各地城市传播研究群体建立联系的努力，更使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因此，从城市传播基金会入手考察城市传播研究的学术史起源，至少是当前考察该问题的一种合理性方式，即便这种方式并非毫无缺憾。此外，以科学共同体为线索考察城市传播研究的学术史起源，对于认识我国城市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果说美国乃至英语学界城市传播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围绕城市传播基金会这一非营利组织形成，那么中国城市传播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共同体则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因此，对中国城市传播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也可以尝试以此科学共同体为源点。同时，若要考察城市传播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史，除了以本土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外，还应注意辨析其与英语学界城市传播研究在理论观点上的异同，譬如分辨二者在对某一相同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是否存在差别等具体问题。由此，我们才能为身处于城市传播研究国际化潮流之中，同时又具有鲜明本土化特点的中国城市传播研究寻觅出一条典范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