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欧阳蒋国亚 | “被选择”不等于“被接受”：外媒涉华经济报道中消息来源使用的双重偏向

陈欧阳蒋国亚新闻界 2023-03-28

摘要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的实证研究多聚焦消息来源被援引的频次，旨在通过考察媒体对不同消息来源的系统性“选择偏向”来揭示媒体建构背后的权力关系，却忽略了消息来源以何种形式被重组呈现的问题。这种单一化的研究视角，易让国家对外传播实践陷入“引用率越高，话语权越强”的幻象。本研究引入框架理论中的“选择-重组”概念，强调从“选择-重组”两个维度考察消息来源使用偏向。对美、英、印、日四国媒体报道的消息来源实证分析显示，相较于印度《经济时报》直接通过“选择偏向”排除中国声音，美、英、日三国媒体则主要借助“重组偏向”消解中国声音，在广泛引用中国消息来源的同时，将其置于相反观点的消息来源网络中，分别呈现出“此长彼消式压制”“掩耳盗铃式平衡”和“分散孤立式消解”的特点。增加对消息来源“重组偏向”的考察，有助于揭示国际新闻生产中更为隐蔽的权力实践，为正确理解当下中国的话语权现状提供理论工具。

关键词 消息来源；新闻媒体；话语权

一、引言权力互动视角下的消息来源研究认为，各类行为主体会策略性地接近媒体，以消息来源的身份参与话语权争夺和真实建构；媒体亦会策略性地使用消息来源以维护或挑战既有权力结构，因此，新闻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作为媒体与各类消息来源（行为主体）之间权力互动的结果，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媒体建构中权力关系的一个窗口^[1]。循此路径，通过中美博弈背景下各国主流媒体涉华经济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可以折射出媒体建构背后国内、国际双重空间中的复杂权力关系：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持续打压与抹黑,中国政府积极寻求与国际主流媒体对话以澄清误解的努力，以及各国的战略选择和媒介生态，都会影响并映射于各国主流媒体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但已有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的实证考察多聚焦于哪些群体被媒体关注，哪些群体被媒体忽略，即媒体在“选择”消息来源时存在的偏向，而较少关注这些被选择的主体是以何种形式被重组呈现的。对“选择”偏向的强调，让我们陷入“引用率越高，话语权越强”的幻象，却难以解释“中国声音被媒体越来越多地采用，却仍面临舆论和形象挑战”的困境。因此，本文将框架理论中的“选择-重组”概念引入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研究，从“选择”和“重组”两个维度考察美、英、印、日四国媒体涉华经济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一则在理论层面弥补已有研究视角的不足，二则在实践层面更深刻地揭示外媒建构中国经济议题背后的隐蔽性权力，为中国对外传播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实践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一）消息来源使用偏向：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权力互动的产物1973年，L. V. Sigal调查美国华盛顿地区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互动的情况，发现政府官员占消息来源的四分之三，是在新闻报道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权力主体^[2]。Sigal的报告开启了一系列考察新闻报道中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的研究^[3][4]，这些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对某些消息来源的系统性“偏袒”实则是新闻报道中的“常态”。而对导致这种“偏向常态”原因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取向：一是从新闻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消息来源使用偏向是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体（记者）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判断而做出的主动选择。比如，媒体为节约新闻生产成本，会倾向使用易接触、专业性、权威性的消息来源^[5]；记者为增加社会资本，会倾向使用官方机构和社会名流作为消息来源^[6][7][8]；媒体为掩盖其垄断新闻的意图，会有计划地寻找制式批判者作为消息来源^[9]。因此，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虽然消息来源扮演着信息“发动机”的角色，但媒体具有对消息来源的选择控制权^[10][11]。二是从公共关系学的视角出发，认为组织化或非组织化利益团体的代表和社会行动者，会动员各类资源策略性地接近媒体，以消息来源的身份介入新闻生产进而获得参与真实建构、界定社会真实的权力。压力集团常借助新闻发布、信息补贴等方式介入新闻生产，比如总统通过接受或拒绝记者的访问，或只提供专访机会给喜爱的媒体与信任的记者、指定属意的记者发问等方式，实现对媒体的控制；利益团体会以信息补贴的方式与新闻工作者交换利润^[12]。而抗争性团体则可以借助创造媒体事件来吸引媒体注意，获取报道机会^[13][14]，比如社会运动组织常通过游行、示威等制造社会失序的行为增加媒体曝光几率^[15][16]。因此，消息来源具有影响媒体消息来源策略的动机和能力，Hall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消息来源（才）是社会真实的首要界定者”，新闻媒体不过是根据消息来源之暗示，以符号再现社会现有阶层与权力关系^[17]。上述两种取向分别强调了消息来源使用偏向背后的媒体控制权和消息来源话语权，而以台湾学者臧国仁为代表的研究者则尝试整合上述两种取向，提出“共同建构”的观点^[18]，认为一方面新闻媒体与各类消息来源处于竞争性共生的互动状态，双方在相互提供社会资讯的过程中互有强弱，可说是权力的交换；另一方面媒体和消息来源又都面临内部次系统间的竞争，彼此争夺对资讯输入之影响力。消息来源使用偏向因此反映了媒体控制权、消息来源话语权这两者之间以及两者内部的博弈结果，可以为揭示媒体建构中的复杂权力关系提供一个操作化方案。（二）选择与重组：媒体权力实践的两种机制媒体借由新闻框架的“选择”和“重组”两大机制完成意义建构和权力实践^[19]。选择机制，即媒体通过对真实世界中各种言说可能的不同选择和排除，框架出不同版本的社会真实；重组机制，即媒体通过对言说内容的排列方式和时空转换，强调和再现部分真实。与此相应，在与消息来源共同建构符号真实的过程中，媒体也可以借助选择和重组两种方式实现对消息来源的控制，正如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所说，新闻报道通过对各种不同声音的选择和重组次序，产生对社会行动的控制力^[20]。但国内外对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的大量实证观察，主要聚焦于消息来源的“选择”偏向，即各类消息来源是否以及在多大比重上被新闻报道采用，其基本假设是：被新闻媒体采用越多的消息来源具有（或被赋予了）越大的权力^[21]。对“选择”的强调，使得消息来源使用偏向中另一个显著现象被忽略了，即：在同样被媒体采用的消息来源中，有的是以积极的状态被呈现在新闻报道中的，而另一些却是以消极的状态呈现的，这些被积极呈现的消息来源显然具有（或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①。因此，如果不考察媒体在重组消息来源时的偏向，而仅以选择频率、援引多寡论之，实则“过分简化了（偏向的）真实情形”^[22]，并使得偏向研究的主要论点极可能纯属误解^[23][24]。综上，既然媒体可以借助“选择”和“重组”两种机制完成其权力实践，对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的考察就不仅应该关注消息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被选择的问题，而且应该关注消息来源以何种方式被重组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在已有消息来源“选择”偏向的基础上，增加对“重组”偏向的考察，以期从“选择”和“重组”两个维度，更深入地揭示消息来源使用偏向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三）研究问题如前所述，消息来源使用偏向是多元主体间权力互动的结果；而在国际传播领域，这种权力互动更为显著且复杂：一则，受空间距离限制，国际新闻生产对消息来源存在更强依赖，消息来源由此能够获取更大权力^②[25]；二则，国际新闻议题常涉及国家间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由此成为各国行为主体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场域^[26]；三则，国际新闻常被视为探测一国战略立场的风向标，其生产由此面临更强的国内压力^[27]。因此，国际新闻报道中的消息来源问题，早已超出国家地理限制而延伸至国际权力空间，可以成为观察国内权力生态和国家间权力关系的窗口。而中美博弈背景下各国主流媒体的涉华经济报道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观察案例。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博弈会在相当程度上引发其他国家的战略调整，在此背景下，各国主流媒体如何建构中国经济议题，可以折射出其在国内外各方权力互动中的平衡与选择。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不同国家涉华经济报道中消息来源“选择偏向”和“重组偏向”的比较分析，考察各国媒体在建构中国经济议题背后的权力关系及其异同。具体来说，即由表及里地探讨以下研究问题：（1）中美博弈背景下的外媒涉华经济报道存在怎样的消息来源选择偏向和重组偏向？（2）各国媒体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折射出怎样的权力关系？（3）消息来源“选择-重组”的双维偏向框架是否能提升消息来源研究的解释力？

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为对消息来源使用偏向进行国家间的比较分析，本研究选择美、英、印、日四国主流媒体的涉华经济报道为分析样本^③。具体来说，以发行量和影响力为依据，在美、英、印、日四国中分别选择其主流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时报》《日本经济新闻》为对象，其中，《华尔街日报》的数据借助道琼斯数据库获取，《金融时报》《经济时报》的数据借助Lexis-Nexis数据库获取，《日本经济新闻》的数据借助日经TELECOM数据库获取。鉴于2020年1月中美政府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关系及中国经济的走势再一次成为国际焦点；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发动中美贸易战的特朗普政府下台，中美关系可能迎来新的契机。本研究将检索时间段设置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这一博弈阶段。考虑到财经媒体的报道本就以经济商业类为主，本研究借助“China”“Chinese”等关键词（日媒检索关键词为“中国”）检索出其中与中国相关的经济报道，经数据清洗和人工整理后，最后获得有效样本1772篇，其中《华尔街日报》471篇、《金融时报》489篇、《经济时报》527篇、《日本经济新闻》285篇。（二）变量设计与类目建构1.消息来源类型。已有研究对消息来源的类目建构主要基于其身份类型（比如政府、企业、普通公众等）^[28]，为深入揭示不同国家行为主体间的权力差异，本研究引入国别维度，将消息来源按照国别、身份两个维度划分为4*7共28个类目。其中从国别维度划分，包括：中国、媒体所属的东道国、他国（即第三方国家）、不详（即无法判断消息来源的所属国家）；从身份维度划分，包括：政府官方、企业、媒体、专家/智库、社会团体组织、普通公众、匿名（即无法判断消息来源主体身份）^①。2.消息来源使用度。消息来源使用度用以考察消息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被媒体选择和使用，参照已有研究将其操作化为“使用广度”和“使用密度”^②。使用广度用以衡量媒体在多大比重的新闻中选择某一消息来源，计算方法为: 某一消息来源使用广度=使用该消息来源的新闻篇数/总新闻篇数；使用密度用以衡量某一消息来源在其覆盖的每篇新闻中被使用的平均次数，计算方法为: 某一消息来源的使用密度=使用该消息来源的总次数/使用该消息来源的新闻篇数。比如：10篇新闻中，有3篇使用了某个消息来源，则该消息来源的使用广度为30%；该消息来源在三篇新闻中分别出现了1次、2次、3次，则该消息来源的使用密度为（1+2+3）/3=2。使用广度越大表示该消息来源被越多的新闻采用，使用密度越大表示该消息来源在被采用的报道中发出的声音越大。3.消息来源重组关系。消息来源重组关系即考察消息来源在新闻报道中是被如何重组呈现的。本研究按照重组关系的性质将其操作化为“扩大型”和“消解型”两种类型：扩大型即媒体在使用某一消息来源时将其与观点、立场、态度相近的其他消息来源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其声音和权力的放大；消解型即媒体在使用某一消息来源时将其与观点、立场、态度相反的其他消息来源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其声音和权力的消解。编码时，对同时出现在一篇报道中的几个消息来源的引述内容进行两两之间的比较，如果两者态度一致，则这两个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标为“+”（扩大），反之，则标为“-”（消解）^③。比如：一篇报道中同时使用了政府、企业、公众三个消息来源，其中政府和公众的立场相近，与企业的立场相反，则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标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标为“-”，企业与公众之间标为“-”。（三）分析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内容分析能够实现对报道中消息来源使用情况的量化统计，社会网络分析则有助于直观地揭示消息来源之间的重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网络分析所考察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实在论”和“名义论”两种取向^[29]，前者关注社会行动者之间真实存在的关系，后者则关注社会行动者之间感知的、建构的关系。具体到本文中，虽然媒体所引用的各消息来源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实际的直接互动关系，但当媒体将不同的消息来源组合呈现在一起时，便在他们之间建构出了一种可以被受众感知的关系（比如相互消解或相互支持），即“名义论”取向的关系。本研究所关注的正是这种被媒体建构的关系，它们可能并不是社会行动者（消息来源）之间的“实在”关系，但能折射出关系建构背后的权力实践。在操作步骤上，本研究先随机抽取10%的样本让两位培训过的编码员进行预编码，消息来源类型、消息来源重组关系两个变量的编码员间信度Krippendorff's alpha为0.91和0.83，符合基本要求；对有争议编码进一步讨论直至达成共识后，编码员进行正式编码。完成编码后，进行消息来源使用广度及使用密度的计算，以及同一篇报道中消息来源两两之间重组关系的统计；并根据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的性质（扩大、消解）构建28×28一模有向邻接矩阵（如表1），然后导入Gephi软件生成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的网络图。网络图中的节点代表消息来源类型，节点越大表示该节点的点度中心度越大，即该消息来源与其他消息来源共现的频率越高；两个节点间连线越粗表示这两个消息来源共现的频率越高；边颜色“蓝色”意为两个消息来源是相互支持的强化扩大型关系，“红色”则表示两个消息来源是相互对立的消解型关系。

四、研究发现（一）“此长彼消式压制”：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通过对《华尔街日报》涉华经济报道中消息来源“选择-重组”的双维度考察可以发现，其对中国消息来源的使用呈现出“高使用广度、高使用密度的消解型”偏向，在给予中国声音最高出镜率的同时，借助消息来源间的重组偏向，强化美国声音、消解中国话语。第一，借助选择偏向营造“尊重对手”的假象。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是《华尔街日报》涉华经济报道中出镜率最高、声音最大的消息来源（图1），其使用广度和使用密度均位居首位（59%、2.75），甚至高于东道国美国的消息来源（50%、2.74）。具体来看（图2），中国企业（31%、2.38）和美国企业（34%、2.29）是《华尔街日报》使用最多的两类消息来源，两者在使用密度和使用广度上不相上下、各有千秋；中国政府亦是被广泛使用的消息来源之一，出现在25%的报道中，但与此比较，只有14%的报道使用了美国政府的声音。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华尔街日报》对中、美两国消息来源的这一选择偏向，看似给予了博弈对手充分的话语表达空间。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二，借助重组偏向实现声音的“此长彼消”。消息来源重组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说明《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常会将多种消息来源组合在一起使用（图3）；进一步分析各节点之间的关系性质可以发现，借助对消息来源的重组，《华尔街日报》实现了对特定消息来源声音的支持或消解。以点度中心度最高的节点——美国（东道国）企业为例（点度中心度904），与其共现频率最高、连接最为紧密的四个节点依次为他国企业（边权重202）、匿名消息来源（边权重171）、中国企业（边权重170）、中国政府（边权重90），其中，前两个节点与美国企业之间的连线基本为蓝色，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之间的连线以蓝色为主、红色为辅，而中国政府与美国企业之间的连线则以红色更为突出，说明《华尔街日报》倾向将美国企业与以英澳为代表的他国企业、匿名消息来源以及中国企业组合在一起，以相互支持的观点强化美国企业的声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中国政府官方的“消音”。比如在报道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形势时，引用摩根士丹利提供的信息“冠状病毒的流行已经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信贷需求中断”，中国万得公司的数据“中国2月份家庭短期贷款遭遇2007年2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以及中国某高新企业对“削减员工、新订单枯竭”的担忧，共同消解中国官方话语“1亿农民工已重返工作岗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经济将迅速恢复”（央行）^[30]。

（二）“掩耳盗铃式平衡”：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中美博弈背景下，英国《金融时报》涉华经济报道极力淡化英国本土声音，而对中、美两国消息来源分别采取了“高使用广度、高使用密度的消解型”和“高使用广度、高使用密度的扩大型”偏向，在“中立第三方”的表象下强化了“中弱美强”的话语权结构。第一，“寻求中立”的第三方。在消息来源国别选择上，《金融时报》涉华经济报道呈现出明显的“局外人”特点（图4），来自中国（53%、2.95）和他国（57%、3.16）的消息来源基本处于平分秋色的主导地位，而本国（东道国）消息来源的使用广度和使用密度（31%、2.29）则远远低于前两者。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美国是《金融时报》他国消息来源的主要构成，63%的他国消息来源是来自美国的声音。

第二，暗含立场的“局中人”。虽然《金融时报》看似在消息来源选择维度小心翼翼地寻求中美间的平衡，但却在消息来源重组维度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立场倾向。如图6所示，虽然中国政府（点度中心度616）和以美国为主的他国政府（点度中心度571）具有大致相当的共现频率，但是他国政府周围的连线以蓝色为主，而中国政府周围的连线则以红色为主，说明《金融时报》虽然给予了中美两国政府相差不大的出镜率，但却通过不同的组合策略赋予了两者不同的话语权——用美国（他国）企业、美国（他国）专家智库等消息来源的声音强化扩大美国政府的声音，却用英国（东道国）专家智库、美国（他国）专家智库乃至中国企业、中国专家智库的声音弱化消解中国政府的声音。

（三）“一国独白”：印度《经济时报》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印度《经济时报》涉华经济报道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外国消息来源均采取了“低使用广度、低使用密度”的偏向，呈现出印度“一国独白”的话语权结构。第一，“边缘化”中国。从消息来源选择上看，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在印度《经济时报》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经济时报》主要使用其本国的消息来源（67%、2.62）；来自中国和他国的消息来源均仅在17%的报道中被采用，且使用密度（1.77、1.91）也远低于印度本国消息来源（图7）。而在中国的各类消息来源中（图8），只有中国企业的使用广度相对略高（但也仅有10%的报道采用），其余各类的使用广度均非常低（中国政府4%，其余均低于1%），中国社团组织类的消息来源更是完全缺位。

第二，“单中心”网络。如图9所示，《经济时报》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网络呈现出“单一中心”的特点，整个网络结构相对简单。印度（东道国）企业是点度中心度最大的节点（391），并与印度本国的政府、社团组织、专家智库形成相对紧密且正向的关系（边颜色以蓝色为主），印度之外的消息来源则全部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

（四）“分散孤立式消解”：《日本经济新闻》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日本经济新闻》涉华经济报道对中国消息来源采取了“高使用广度、低使用密度的消解型”偏向，在广泛使用中国消息来源的同时，将其相对孤立地散置于相反观点的网络中，实现了对中国官方话语的“分散孤立式”消解。第一，分散的多数。从选择偏向来看（图10），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是《日本经济新闻》涉华经济报道使用最广泛的消息来源，出现在61%的报道中，远远超出日本本国（29%）和他国消息来源（25%）；但其使用密度（1.93）却远低于日本（2.46）乃至他国消息来源（2.08），说明《日本经济新闻》虽然会在很大比例上选择中国消息来源，但却很少会让中国声音在一篇报道中出现多次。更具体地说（图11），中国政府看似在《日本经济新闻》中具有最高的话语空间，其使用广度（44%）遥遥领先于中日两国的其他消息来源，但其使用密度却只有1.40，呈现出明显的“高使用广度、低使用密度”特点。借助“广泛采用、分散使用”的选择偏向，《日本经济新闻》让中国消息来源在较大范围的报道中发出了较微弱的声音。

第二，孤立式消解。从重组网络来看，《日本经济新闻》借助对不同消息来源间疏密有别、性质各异的重组偏向，呈现了“团结一致”的日本声音和“分散矛盾”的中国声音。如图12所示，日本（东道国）企业是点度中心度最高的节点（194），并通过与日本本国的专家智库、社团组织以及政府之间紧密且正向的互动（边颜色以蓝色为主），强化扩大其声音；中国政府（134）的点度中心度虽然紧随日本企业及日本专家智库（153）之后位居第三，但却没有形成如日本企业和日本专家智库一样紧密的互动网络；中国公众是与中国政府共现频率最高的节点（边权重30），但两者间的连线却以红色为主，说明《日本经济新闻》虽然会同时使用中国公众和中国政府的声音，但却用中国公众的声音弱化消解中国政府的官方声音。例如有报道在引用北京市政府的消息“市内奥运相关工程全部恢复”的同时，引用工程建设工人的话语“今年真的很辛苦”“已经3个月没有收入了”，实现对官方话语的消解和弱化^[31]。

综上所述，对四国主流媒体涉华经济报道中消息来源的实证考察可以发现，中美博弈背景下，四国媒体对中国消息来源均存在明显的使用偏向，且呈现出显著的国家特色：印度《经济时报》直接通过“选择偏向”将中国声音排除在外，呈现出印度“一国独白”的话语权结构；而美、英、日三国媒体则主要借助“重组偏向”消解中国声音，虽然广泛引用中国消息来源，但却常将其置于相反观点的消息来源网络中，分别呈现出“此长彼消式压制”“掩耳盗铃式平衡”和“分散孤立式消解”的特点。

五、结论与讨论“选择”和“重组”是媒体权力实践的两大机制，但旨在揭示新闻生产背后权力关系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研究，却多聚焦媒体对消息来源的“选择偏向”，而忽略了消息来源是以何种形式被重组呈现的问题。研究视角的单一化，亦让我国对外传播的实践陷入“引用率越高，话语权越强”的幻象。本文在传统消息来源“选择偏向”研究的基础上，强调对消息来源“重组偏向”的考察。对四国主流媒体涉华经济报道中消息来源的实证考察发现，中国声音已成为美英日等国媒体难以借助选择策略直接排除的重要消息来源，“重组”已取代“选择”成为外媒消解中国声音的主要策略。这一发现兼具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启发意义。（一）掀开“皇帝的新衣”：消息来源重组偏向的理论意义选择机制是媒体权力实践的重要机制，媒体可以通过对消息来源的选择或排除，赋予或剥夺消息来源参与真实建构的权力；但媒体在内外部压力之下，常常会借助策略性的选择技巧（比如有计划地寻找对立的声音），营造出“客观报道”的假象，隐藏其权力控制的意图，聚焦“选择偏向”的传统消息来源研究由此面临挑战。本研究的数据结果表明，增加消息来源“重组偏向”的考察，有助于揭示国际新闻生产背后国际、国内双重空间中更为隐蔽的权力实践，从而提升消息来源研究的现实解释力。第一，揭示“被遮蔽”的国家间权力关系。国际传播中，位于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国际媒体的关注^[32]，本研究的数据亦显示，中、美两国声音是英、美媒体报道中国经济议题时使用度最高的消息来源；但这真的意味着中美两国具有平等的权力关系吗？进一步考察重组偏向会发现，英美两国媒体虽然在很高程度上关注、选择了中国声音，但却借助消息来源重组呈现的方式，将中国官方声音置于与其观点不一致甚至对立的多方消息来源“包围圈”中，实现了对中国声音的消解和对美国声音的扩大，进而建构（维护）了“中弱美强”的话语权结构。麦奎尔（McQuail）曾指出，消息来源的选择反映并维护了政治等级制度^[33]，但面对日益走进世界舞台核心位置的崛起大国，西方媒体会用更隐蔽的“重组”方式取代赤裸裸的“选择”策略，来维护现有权力结构。增加对消息来源重组偏向的考察，有助于揭示遮蔽于消息来源“选择”假象之下的权力关系。第二，探测“被隐藏”的国家战略。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政府的外交政策往往成为媒体报道行为的指挥棒^[34]，媒体会根据本国的官方立场来索引各种声音和观点^[35][36]，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由此可以成为探测国家战略选择的窗口。这一规律在印度《经济时报》中有清晰的体现：中国以及他国消息来源在《经济时报》涉华报道中的使用广度和使用密度都非常低，《经济时报》借助“选择偏向”将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所有他国声音全部排除在外，建构出印度“一国独白”的话语权结构，这与印度的“遏华战略”及其在外交政策上（尤其是对华政策上）不想被美国左右的战略倾向密切相关。但与印度相比，英、美、日三国媒体中的战略倾向则更为隐蔽。英国《金融时报》在消息来源选择上似乎传达了“中立第三方”的立场，广泛使用中、美声音，极力淡化本国声音；但却借助消息来源的重组分别实现了对中美两国声音的消解与强化，这一“掩耳盗铃式的平衡”策略，折射出英国追求“独立个体”的外交主张，以及其在对华政治经济政策上配合美国遏制政策的战略选择。美国《华尔街日报》涉华经济报道广泛而密集地使用中国消息来源，看似给予了中国充分的话语空间，但却借助重组方式压制中国话语，反映了其“全面竞争”的对华战略。《日本经济新闻》借助“高使用广度、低使用密度的消解型”偏向，在广泛使用中国消息来源的同时，实现对中国官方声音的“分散孤立式消解”，这与日本“软中带硬”的对华战略相一致。相较于印度媒体借助消息来源选择偏向直接展现国家的外交政策与战略选择，英、美、日等国的媒体则更倾向于将真实的战略立场隐藏于深层的消息来源重组中。第三，折射“被粉饰”的国内媒介生态。与美、英、日三国媒体用“重组偏向”消解中国声音的策略不同，印度媒体直接采用了“选择偏向”排除中国声音，这一显著差异亦为我们观察各国内部的媒介生态提供了窗口。虽然国际新闻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压力，但美、英、日三国的新闻业具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公众对新闻“客观性”“真实性”的要求、对媒体社会功能的期待，迫使新闻媒体的权力实践更多地隐藏于“客观选择”这块“遮羞布”之下（虽然这块“遮羞布”有时候无异于“皇帝的新衣”）。相较之下，印度媒体对重要消息来源的直接忽略，似乎并不会引起社会公众对媒体可信度的巨大质疑和反抗。这一观点在对印度媒体的相关研究中亦能得到印证。已有研究显示，印度公众的新闻素养存在不足^[37]，公众认知和舆论走向基本受控于几家主流媒体^[38]，即使新媒体的崛起也并未撼动主流媒体在形塑公众认知中的绝对优势地位^[39]；而印度新闻媒体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之下，长期充斥着各类假新闻和偏激言论，以迎合印度中产阶级精英希望印度进入强国之列的期待和对中国的担忧^[40]。可见，国内的媒介生态、公众的媒介素养水平亦会呈现于国际新闻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中，相较于低媒介素养环境中的媒体而言，高媒介素养环境中的媒体因面临较高的信任风险，会更倾向于借助重组机制实现权力控制。综上所述，在面对日益走向世界舞台核心位置的崛起大国时，在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外交政策下，在宣称“客观报道”的媒介生态中，国际媒体往往难以直接借助对消息来源的选择偏向实现权力控制的真实意图，对消息来源重组偏向的考察，有助于掀开“皇帝的新衣”，揭示出隐藏于“平等”“中立”“客观”假象之下更隐蔽的权力实践。（二）警惕国际话语权的幻象：消息来源重组偏向的现实启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初步搭建了包括中国政府、媒体、企业、智库在内的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致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伴随这些积极努力，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国际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多，大量研究报告了中国声音被外媒高度关注、频繁引用的数据^[41][42][43]。本研究的数据亦显示，以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专家智库为代表的中国声音，已成为国际主流媒体涉华经济报道所采用的重要消息来源。这些数据的上升，无疑是对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和国际话语权提升实践的肯定。但是，在我们为“被引率”“转发率”“报道量”的大幅提升而备受鼓舞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另一个现实问题：虽然海外媒体上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多，但海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仍面临困境。对境外七十家主流英文媒体的报道监测显示，这些媒体发布的与中美经贸问题相关的稿件总体态度偏向负面^[44]；对《纽约时报》《卫报》等四十多家外国媒体关于新冠疫情报道的分析显示，西方媒体将中国置于五大负面论调^[45]；而《华尔街日报》亦将中国塑造为倾销、补贴、操纵汇率的“不公平贸易者”^[46]。所谓“失语就会挨骂”，可为什么“失语”问题大幅改善的同时，“挨骂”的问题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改变？从“选择-重组”两个维度考察外媒涉华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实困境。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对外传播方面的积极努力，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秩序和舆论舞台的重要主体，国际主流媒体因此难以再直接借助“选择”机制排除中国声音。但“被采用”不等于“被接受”：虽然英国《金融时报》在消息来源选择上给予了中美两国政府相近的出镜率，但却通过不同的组合策略实现了对美国声音的扩大和对中国声音的消解；虽然美国《华尔街日报》使用中国消息来源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其本国消息来源，但却常常将其置于相反观点的网络中；虽然《日本经济新闻》给予了中国官方消息来源最高的使用广度，但却常将其与中国公众的不同观点进行搭配，营造官民对立的话语网络。由此而见，中国声音能不能被外媒听见和采用固然重要，但中国声音被置于一个什么样的组合网络亦是需要充分重视的问题。因此，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实践，需要摆脱对引用率、转载率、报道量的指标依赖，警惕“声音越大就越强”的幻象。综上所述，本研究强调从“选择-重组”两个维度考察消息来源使用偏向，尝试弥补传统消息来源研究聚焦“如何选择”却忽略“如何呈现”的视角不足，进而揭示媒体建构中更为隐蔽的权力关系，反思国家对外传播实践中的认知误区。对四国主流财经媒体涉华经济报道中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的实证考察，初步检验了上述框架的解释力；但对“选择偏向”和“重组偏向”的具体评估指标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完善，相关结论亦有待在更多语境下加以检验。